当地时间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召开上任以来首场总统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大力投资“美国工人和美国科学”。
在发布会上拜登讲出了两个数据：“1960年代，我们对科学研究的投资超过了GDP2％，今天仅为0.7％。我将改变这种状况。未来属于科技，包括量子计算等。因此，我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接近GDP2％。”
而这两个数字同样在《美国创新简史》中被反复提起。在导言中作者就写到：1964年，联邦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达到峰值，将近占经济总产出的2%。而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这一比值下落到仅0.7%左右。
所以也许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本书在拜登政府制定科学政策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证据也还有很多。
在当地时间5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俄亥俄州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并就美国经济问题发表讲话。在讲话中，同样提到了一个数据：“30年前，美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排名第一，也有人说第二，现在排第九……”
这一排名在《美国创新简史》中也有提及：1981年，美国公共研发支出仍占GDP的1%以上，研发总支出占GDP的2.3%。这两者的比例都是世界上最高的，甚至很少有国家能接近。美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即使大幅度下降，其仍然是世界领导者。在接下来的35年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有9个国家在公共研发方面的GDP支出比例更高。7个国家在公共和私营的研发总额所占的份额高于美国。国家优先级的这些变化导致了实际后果。
实际上，克利夫兰是《美国创新简史》作者给出的未来有潜力成为科技中心的城市中，排名第六的城市。
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2021年1月16日，还未正式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其总统科学顾问团队和政府科学机构成员的任命。拜登在任命信中给出了他关心的五个科学问题，并将此五问与1944年罗斯福向其科技顾问范内瓦·布什提出的四个问题类比。
而本书正是从范内瓦·布什那份被视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的重要报告开始讲起的。而正是范内瓦·布什建立了美国科研体系的框架。
美国一开始并非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独立时，美国主要依赖农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它在工程能力方面也落后于英国。
美国技术的早期发展经验是由少数人主导的，大多数是自学成才，几乎没有正式的科学背景。到19世纪80年代，依靠企业驱动，美国实现了从电力开始的创新的重大转型。
第一个现代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可以说是由GE于1900年创立的。到1940年，在战争前夕，2/3的科学经费掌握在企业部门的手中。
然而，对于私营企业而言，对基础科学的投资等于为了发现而发现，既没有太多意义，也没有闲钱。私营部门非常擅长它应该做的事情：赚取利润，并将收益投资于开发新产品，再通过新产品赚取未来的利润。
1940年以前，美国政府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方面很少发挥作用。在是否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问题上，科学家们也存在分歧，惯性思维都是政府的支持一定会附带潜在的限制和控制。
而1940年，面对雷达研发的迫切需要，本着国家利益有限的原则。范内瓦·布什代表联邦政府与大学直接签约，政府支付研究活动的“全部费用”，其中包括间接的日常开支，同时国防委员会拥有所有在其支持下开发的全部发明专利权。
这一项目于1940年10月中旬启动，计划雇用首批12名大学研究人员，并安排私营企业签订供应部件的合同。
雷达研发的成功很快扭转了战争的局面，雷达已经证明，新技术不再是可选的附件，而是战争获胜的核心因素。
范内瓦·布什是管理观念的大师，他坚持他的团队始终被称为科学家。战时的科学工作推动了一代人在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在政府合同资助以及既定目标指导下的科学家们，通过大规模的协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世成果。其中既包括可输注血浆、青霉素等可大规模使用的抗生素、防止虫媒病的滴滴涕和抗疟疾药，也包括雷达、高性能飞机、用于引爆弹药的近炸引信以及终结世界大战的原子弹。
布什以罗斯福非正式科学顾问和“研究沙皇”的身份，督导了这一庞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研发事业。
1944年末，布什收到罗斯福的指令，着手筹备一份足以为美国持久科学政策奠定基调的报告。这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凝聚了数十位杰出科学家和工程人员心血的报告，最终于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1945年7月提交给杜鲁门总统。
战后的优先任务是创新知识，布什没有改变他支持自由市场的信念，但他认为科学史一个前沿，并且，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乐于扩大前沿。“政府应该促进开放前沿，这才符合美国的基本国策，只是换成了现代化的版本。”
针对科学到底能给人类带来什么这一问题，《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了一项鼓舞人心的实用主义愿景。
这份颇受科学界欢迎的报告倡导政府推动和支持科学研究，并呼吁成立一个能得到充分拨款的新型独立国家机构，以督促推进包括军事和民用，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验等在内的所有研究。这一机构将负责以长期合同形式为科学研究提供稳定的资金，为科学家提供研究之自由，同时还要肩负起培养科学专家的重任。
布什希望在政府和大学研究之间建立新关系，在此基础上继续科研。他还希望从总统和国会两处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否则专业知识的反战和课题的选择可能会受到政治家的异想天开的拦挡。
布什主张采取更加统一的方法支持科学，但杜鲁门总统和他的顾问对大笔资金可能不受白宫控制的想法犹豫不决。布什计划最初遭到了反对，投资规模被缩减。在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只对纯理论研究投入了有限的经费。
但是苏联在原子弹和卫星等引人注意的项目上的技术赶超引起了美国人的焦虑。艾森豪威尔决定落实范内瓦·布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提议：在研究上投入大量资金，同时培养更多的科学家。从数据中已经可以看出，美国公共资助的研发活动激增，1964年达到峰值——能占到GDP的2%左右。
1958年10月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挂牌营业。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成立，但在很大程度上受总统的控制。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搭乘东方1号飞船升空，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这一壮举大大地刺激了美国，更加深了美国人民对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恐惧。
美国人要登上月球，不计成本，不择手段。
阿波罗计划耗资巨大，总成本几乎是曼哈顿项目的5倍。计划在峰值时期占联邦总支出的2.2%。研究经费的增加大部分归功于国防部。NASA是这一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而对科研投资的增加，特别是从50年后的角度来看，其影响是惊人的。通过对NASA衍生产品的研究，可以看出太空计划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有很大的用途。
根据NASA自己的统计，至少有2000种产品或服务得到其帮助，进入开发和商业化。太空部门也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战时科学及其后来的体系推动下，很多事情都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政府支持的计算机、飞机和医学的发展效率惊人。
但是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资深科学家开始怀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过度使用技术。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杀虫剂滥用的问题上。作者蕾切尔·卡逊批评了科学新发现在政府的纵容下被私营公司胡乱使用的现象。
环境运动出现，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讨论。其中包括一个简单且日益明确的观点，即私营企业和政府权利部门夸大了科学的正面承诺。追求利润意味着忽略或淡化重要的意外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对科学的用途也越来越怀疑。
而随后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让人们痛苦地意识到，核技术的民用利益被夸大了。放射性废物的风险被严重低估。
对《寂静的春天》的反应代表了关于新技术的应用、流行以及相关政治观点的一个转折点。公民不再会自动接受科学家的字面表达。科学、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受到质疑。
而与此同时，科学家和提供资助的政治家之间的鸿沟也在深化。而这也同样对公共支持的科学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1968年的选举标志着战后政治公式的结束，学生抗议校园的机密国防赞助研究。随着政治机构开始怀疑大学师生，布什模式变得难以维持。
日益高涨的舆论反对政府支持的活动，如大学研究。有关政府浪费纳税人钱的书籍和报告称为流行体。政治家互相倾轧，取消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
这些政治转变恰逢登月计划的实现，这意味着肯尼迪总统所定义的太空任务已经完成。而美国面对的预算压力也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面对这些预算压力，公共研发资助被削减了。
虽然公共资助的研发有所下降，但私营企业的研究和发展却出现了逆袭式的增长，然而私企研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私营部门是指专注于评估那些对于它的公司，它的经理及投资人所带来的私人的回报是否足够高到值得去冒险一搏的事情。
管理这些公司的高管们不会去考虑生产一般知识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他们也不会分享可能使其他人受益的专有研究成果。
另外，私营企业的新发明受到资金的限制。风投机构虽然创造了众多高科技成功案例，却避免了那种长期烧钱的资本密集的投资类型。而正是这样的投资类型，在技术突破的同时，能够创造新产业和新岗位。
结果就是，当政府退出了研发工作时，私营企业未能及时填补缝隙。因此国家的知识储备没有与时俱进，故而导致了增长放缓。
根据《美国创新简史》中给出的数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4%，而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的增长率在下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年增长率不到3%，自2000年以来进一步下降至2%以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GDP年均增长率将下滑至1.7%。
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需要一种可变革的、政治可连续的新方式来启动国家的增长引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而跟大多数人以为的不同，硅谷并不是美国的引擎。实际上它只影响到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
为了成为技术驱动的经济体。为了真正的改善美国经济的表现，并且全面提高收入，作者认为，国家需要重启布什计划，通过在计算机、人类将康、清洁能源等基础科学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持续推动创新系统的持续放大和创新技术的转化。
这一切并非纸上谈兵，实际上作者已经给出了重启美国创新经济的完整的路线图。
作者指出，为了让创新的推动力在经济上合理，在政治上可持续，政策制定者们需要做到的是从两个方面更广泛地分配增长的红利。
首先，国家必须确保高科技的新工作不再沿袭过去四十年的模式，即仅仅是嵌入在东西海岸狭长地带的超级明星城市。
根据《美国创新简史》的研究，作者给出了可靠的指标。即，拥有庞大的城市规模、高学历的创业人口、实力雄厚的教育机构和良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城市都可能成为启动美国经济的新引擎。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作者最后给出了102个潜在的技术中心。
其次，就是应该找到一种新的模式，更直接地与美国纳税人分享创新的红利。地方政府需要为纳税人提供一种直接分享好处的方式。例如，地方和州政府可以持有一大片公有土地，用于新的科研中心及其周围的配套开发。而随着土地变得越来越宝贵，政府将得到好处，获得更高的租金或资本升值。而每年的利润可以以现金分红的形式直接支付给公民。
2021年1月4日，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题为《国会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进优质技术政策的24种方法》的报告。
报告为国会联邦拨款提出九条建议。其中的第七条明确指出：加强研发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条建议指出，两党之间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中国对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且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回应，国会应该按照两党的《无尽边界法》的提议，大大增加联邦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幅增加对先进产业研发的资助。
真正的巨大收益潜伏于下一波全球超级科技浪潮的前沿。《美国创新简史》的作者更是在书中设问：“大科学和未来工业：如果不是我们，还会是谁？”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讲，我们不也是在心中问自己：“会是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