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阿里女员工案”中涉嫌强制猥亵罪的王某文妻子发布新声明，声称受害人涉嫌虚假陈述与诬陷，令这起职场性犯罪案件愈显扑朔迷离。
王某文妻子发布的声明。
事情的真相，要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结论。但与案件有关的阿里内部文化，尤其是涉及到两性关系较多的“破冰文化”，引发了网友们的大量讨论。
在网络社交平台“知乎”上，一个“参与阿里巴巴集团新员工的破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问题已经被浏览了近2300万次，获得了671个回答。
高赞回答中，为数不少的匿名用户声称自己或自己的亲友现在或者曾经在阿里集团工作过，其亲身经历的破冰文化确实涉及性骚扰内容。有网友爆料说，他参加的第一次部门聚会的“破冰”，就被问了一系列没底线的问题。最经典的，就是问关于“when，where，who，what，how”的问题，并要求员工事无巨细地当着大家的面根据这个公式说出来。
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提问：“参与阿里巴巴集团新员工的破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笔者身边有不少朋友也在国内一线互联网大厂工作。根据他们的职场经历，这些匿名用户的爆料回答，是有相当可信度的。换句话说，这种所谓的企业文化，不是阿里巴巴集团的特有现象，而是在不少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
互联网企业本该是先进科技行业的代表，为何其企业文化却如此与自身的“先进生产力”不相符合？
一、“有闲阶级”反而具备更多“未开化气质”
直接原因之一，恐怕与互联网行业在金钱收入方面的明显优势有关。
根据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1年春季求职期行业平均薪酬排行榜》，收入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基金/证券/期货/投资、信托/担保/拍卖/典当、网络游戏、跨领域经营和计算机软件，金融业和互联网二分天下，平均月薪均超过1万元。
2021年春季求职期行业平均薪酬排行榜。/智联招聘
而一线互联网企业更是开出了待遇优厚的薪资水平。据某专注于互联网行业校园实习的机构统计，阿里达摩院提供给硕士应届生算法工程师的年薪可以达到60万元人民币，其余一线互联网企业的类似机构也可给类似水平的应届生开出35万元以上的年薪。
对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9854元，不到一线互联网大厂给优秀应届生开出年薪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一毕业就进了一线互联网大厂，的确是很有资格“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但是，优渥的收入同样也与不确定性的前途相关联。在互联网企业工作过的朋友对此想必都深有体会：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司花钱养你，肯定是希望你创造更大的收益。各种KPI指标压在你的头上，部门领导会根据量化标准考核你的成绩，股票期权与你的工作表现直接挂钩。尤其是需要业务开拓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公司内部创业”的巨大压力，开辟新市场，找到新方向；而一旦失败，则前途未卜。
高回报与高风险相伴，势必会对这一行业的文化氛围与价值取向造成巨大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仑曾著有《有闲阶级论》一书。在书中，他指出与常人想象不同的是，所谓的“有闲阶级”反而具备更多“未开化气质”。例如，有闲阶级比中产阶级有更高程度的尚武精神或者说“掠夺气质”，这一点反而使得他们更接近于下层的懒汉阶级。
《有闲阶级论》
[美] 索尔斯坦·凡勃伦著，凌复华/彭婧珞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0
为什么呢？凡勃仑解释说，因为一方面，“有闲阶级”本身的不少习气是从过去的武士阶级中继承的，他们要学习那种“人上人”的范儿。武士时代的“人上人”积累财富、扩张权力主要靠什么呢？靠“掠夺”。这个范儿，就被现代化后的“有闲阶级”继承下来了。
用凡勃仑的说法，“掠夺人的那种奋发的进取态度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并不是没有很大价值的一宗遗产”。这一点，当然跟下层阶级有共通之处。因为下层阶级也长期活在被掠夺和掠夺别人的生活中。正是因为生活太过困苦，才逼得下层阶级彼此之间也在互相伤害，夺取一点点生存资源。
另一方面，凡勃仑还指出，有闲阶级崇尚掠夺气质所获得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极度的狡黠。这种狡黠有着“无法无天”的一面，这也是与下层懒汉阶级相通的。因为在这些人看来，财富往往并不是由于辛勤劳动与点滴积累获得的，而是与选择或运气密切相关。
走运者如某位年仅28岁就实现财富自由，从大厂退休的青年才俊，你若问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恐怕也不敢认定自己的成功完全出于个人奋斗，而没有历史的进程。愈是这样的成功经验，就愈加担忧财富受其他人的掠夺或偶然事件的清洗，因而也就愈加被培养出了狡黠气质。
电视剧《风中的女王》剧照。
与以上两种气质密切相关的，那就是“有闲阶级”的“纵欲”。凡勃仑在这里举的例子倒还不是情欲，而是吸毒和饮食。他委婉地说：
“由于刺激品享用过度而陷入沉醉或其他病态，反而带上了光荣的色彩，由此再进一步，它就成了放纵者的优势地位的标志。有些民族把那种因放纵过度而造成的病态，看作是男子汉的特有属性”。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对毒品的危害认知远不及今天。当时世界上不独大清，就连英国贵族阶层也不乏吸食鸦片成瘾的“榜样”，例如查尔斯·狄更斯、柯勒律治和乔治·艾略特等人都在其中。时过境迁，当年的“刺激品享用过度”，现在在“有闲阶级”中被情欲代替了很大一部分。可见天底下绝少有新鲜事物，就连今日新贵们的纵欲，也不过是对当年“有闲阶级”的拙劣模仿而已。
二、“关系文化”的背后，是多年来由销售驱动的野蛮生长
凡勃仑的观察更多是来自欧美社会的经验，具体到中国，还有另一层不同。
一位在商界叱咤风云多年的前辈，某次私下跟我聊天表达了一个观点：传销对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影响极为深远。甚至在他看来，在某个时代，所有企业的销售模式都是模仿传销得来的。
这句话本身当然十分夸张，但我理解前辈想说的是，在中国曾有一个野蛮的商业年代，销售能力构成了一个企业竞争能力的大头。我们可以从一种特殊的“宣讲会”文化来分辨这种企业和它们的精神传承。
这类企业往往会举办大型宣讲会活动，参与者多为渠道经销商或采购商，主讲人舌灿莲花，销售拼死喝酒，博得经销商或采购商的信任，为公司产品打开销路。这个过程中间销售的各种话术锻炼与博取信任的技巧，与传销活动的确是有一定类似的。
这种特殊的企业文化，或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时期。1970年代末，国家允许企业在计划经济之外超额生产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自行销售，不在计划序列的非国有、非公有企业则是这些原料和产品的需求者。由于两种价格相差悬殊，在当时刺激了大量“倒爷”用单位资源倒卖到外面赚取差价。
初级倒爷用麻包袋倒卖服装和小五金日用品，更神通广大的倒爷则通过关系背景弄到计划物资批条，然后倒腾出去赚钱，时称“官倒”。对“倒爷”来说，有两个环节至关重要，一是弄到“批条”，二是把货物卖给有需求的非国有、非公有企业。在这两个环节起决定作用的，都是人情关系，因此销售话术和交往技巧，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全面展开，这种销售话术和交往技巧，依然作为商业圈子的一种普遍文化传承了下来。在那个年代，很多企业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只有靠销售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才能把货卖出去。“销售驱动”的商业模式十分常见，自然也就推动了“关系文化”的普及。
这种“关系文化”，一直延伸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诞生的互联网行业中。例如，阿里内部就有着号称“中供铁军”的客户经理大队，客户经理的主要职责，其实就是寻找客户+签约客户+培育客户。换句话说，这基本就是个销售驱动的工作。尽管阿里本身是互联网公司，但其面向的客户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阶级参差不齐，群体属性复杂，自然也就对销售能力有极高的要求。
据内部员工称，“中供铁军”的底薪在月薪0.9万～1.3万元，靠提成可以在一年内挣到30万～50万元。如此高薪对应的自然是极大的工作压力，所谓“掠夺”“狡黠”和“纵欲”，往往就会在这样的圈子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做过生意的所有人都知道，包括销售关系在内的任何关系，都少不了白酒文化。中国酒文化固然源远流长，但古代文人骚客所好之“绿蚁”“屠苏”，如李太白“会须一饮三百杯”者，其实是低度的发酵酒，而非高度烈性的蒸馏酒。饮之既不伤身，又可保持清醒，方能够醉后成吟。否则一群士大夫官员喝得东倒西歪，吐出绿胆，岂不大煞风景。
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白酒文化并非对古代酒文化的继承，而是附着于权力关系上的一种文化。自清代起就有自轻自贱以博取上司信任的官场文化，权力关系在其中早已深入骨髓。而其演变为白酒文化，就变成自己甘愿损伤自己身体，通过“我干了，你随意”这样的一种表态，向掌握权力的对方宣示自己的服从，从而让对方认可双方关系的建立。
电影《别叫我酒神》中的“酒桌文化”。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激烈，这种权力场与关系场上的“服从性测试”，不仅表现为白酒文化，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其他领域。“破冰文化”就是其中一种。用白酒文化进行服从性测试，只能局限于宴请饭局，而饭局之外的部分，就由破冰文化来弥补。
破冰文化开一些关于性关系的笑话，在言辞上打破社会默认的伦理禁忌，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服从性测试。谁甘愿在这样的场合暴露自己的猥琐并将其粉饰为“开放”，谁就等于向上司宣示了服从，也就是：我可以为你逾越社会默认的底线，从而降低我自己的风评。
三、静候“理性、平和、秩序”的文化
但是，在现代化社会需要得到发扬的，本不该是崇奉“掠夺”“狡黠”和“纵欲”的“有闲阶级”文化，而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平和的、有秩序的中产阶级文化。
凡勃仑指出，有闲阶级和下层懒汉阶级在文化与价值上的一些共同取向，都与中产阶级有很大差别。比如，在“纵欲”方面，中产阶级中盛行的风气就与有闲阶级的明显浪费之风相反。中产阶级之风，被凡勃仑称为“作业本能”，也就是使人重视生产效能，重视对人有用的任何事物，反对物质的浪费或精力的浪费。
这并不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找到的那种禁欲精神，也不是古代社会里经常被归为下层阶级共有的那种勤俭节约风气，而是对何者有真正的价值产生一种理性的评判体系。娱乐是有价值的，因其能陶冶情操，但不必纵欲；体育是有价值的，因其能锻炼身体，但不必耀武扬威；读书是有价值的，因其能培养技能，升职加薪，但不必读那些风花雪月、伤春悲秋的无用之物，因其对正确理解这个世界并无帮助。
中产阶级也不看重“劫掠”，因其所获得的财富，是由工作一点一滴积累出的。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描绘过的那样，19世纪的黄金年代，一个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自己每年能挣得多少收入，享有怎样的利息分红，他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人生，而不是生活在动荡与不确定之中。
《昨日的世界》[奥]茨威格著，徐友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7
最后，相比有闲阶级和懒汉阶级特别重视“偶然”和“命运”，中产阶级则更倾向于一种理性的宇宙观。他们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可以用因果关系解释的。他们持有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乃是在凡勃仑的年代，中产阶级也就意味着工业体系的从业人员，工业操作本身就是一个量的因果关系过程。
工人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适应这种因果关系，就像一位挖掘机操作工可以理解哪个按钮对应挖斗的哪个具体操作一样。用凡勃仑的话说：
“工人在工业中所处的地位已不再是一个原动力，他的职能是对量的关系和机械事实加以抉择和评价。他对于在他环境内的因果现象应当有提出明确的理解和公正的评价的能力”。
如此的工作要求，必然会塑造整个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其实，这样的价值观，也该在互联网公司中得到培育。程序员群体本身也是一个高度讲求因果关系的工作群体。尽管写代码在“玄学”程度上其实是高于制造业的，但代码对应的数学与因果关系、产品要求的逻辑思维和进度管理要求的科学化，本身也会对互联网员工们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行业度过野蛮生长的年代，回归平均利润水平，或许，互联网行业的企业文化也会从追逐“有闲阶级”的靡靡之风，回归到认可平和、理性与人格尊严的“中产阶级”气质上。
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中产阶级能够生活得更安全，对未来更有稳定的预期，其价值观取向也就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可。
也许这才是破除低俗“破冰文化”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