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奥运冠军全红婵，才发现还有“另一个广东”。

这位14岁的跳水天才，出身低保户家庭，父母只能靠种蔬菜、甘蔗、橘子所获的微薄收入养活五个孩子，以至于教练是以免学杂费为由才说服她妈妈送女儿去学跳水的。虽然哪里都难免有贫困家庭，但问题是全红婵一家所在的湛江市本身就不富裕，去年全市人均GDP还不到全国平均值的62%，和广西或黑龙江差不多，而这两个省区在全国可都是倒数第二三的水平。

正是这种反差让许多人为之震惊：“湛江为什么一点也不广东？”又或是“怎么还有这样一个广东？”

一、广东的内部差异

当我们说到“广东”时，其实通常指的是“珠三角”；但在这仅占全省不到1/3面积的狭小区域之外，还有另一个广东：非珠三角的粤西、粤北和粤东，很多地方仍然相当贫穷。贫穷的原因并非当地人不努力，而是他们无法应对一系列结构性的市场条件。

我大学同窗就是粤西茂名人，当时让我吃惊的是，他小时候竟然连鞋子都穿不起。当地像他家这样的，还为数不少，似乎都没沾上什么本省经济繁荣的光。他有句话让我印象颇深：“其实除了有个广东户口、会说粤语，我们和那些珠三角的外地打工者的处境没什么两样——在本地没盼头，要想改变命运，都得背井离乡，去广州、去深圳。”

长期以来，广东顶着“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帽子，被公认为是国内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以至于省内各地巨大的经济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可能让很多人吃惊的一个事实是：广东21个地市中，只有广佛深珠等寥寥几个城市的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值，最高的深圳和最低的梅州竟可以相差5倍之巨！

如果对比下浙江，就能看出广东这种地区发展失衡有多严重了。2020年，浙江和广东双双首次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中浙江省人均GDP折合约1.46万美元，广东省则是1.28万美元，都高于世界银行2019年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线。乍看起来，两省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但浙江的内部差异要小得多：最高的杭州仅是最低的丽水的2.1倍。

近二十年来，长三角的大趋势是强化跨区域合作，以上海为龙头带动周边发展，缩小各地差距，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人均GDP的相对值上：2000年，浙江仅相当于上海的45%，到去年增至64%；江苏的进步更大，从40%到78%，几乎翻了一倍。

而在同一时期，珠三角9市在广东的经济地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00～2020年间，珠三角9市占广东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从76%升至81%；去年非珠三角各地虽然人口占全省38%，但GDP却仅占19%。

内部的经济失衡，不仅涉及社会公平性，最终也影响广东整体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经济利益的分配难免影响社会消费，广东号称富裕，但人均社会消费额2019年就被内陆省份湖北超越了，按现在的趋势，今年人均GDP都可能低于湖北。

考虑到湖北人口严重老龄化、年轻人外流多达400万，这表明广东内部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阻碍其经济优势得到发挥。由于上百万外籍人士并没有被包含在常住人口中，而他们很多都是创造了大量经济产值的高级别人才，这意味着广东经济的真实人均水平比一般设想的还低。

为什么非珠三角地区难以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当地缺政策：粤东的汕头曾是最早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如今比起深圳、珠海、厦门却早已瞠乎其后；而粤西的湛江也曾是1984年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与广州、上海、宁波同列，但如今也明显掉队了。

这不是说这些地方的经济没有潜力：粤东梅州、潮汕都是著名侨乡，民间蕴藏着深厚的经济活力，据说深圳一半以上的民企老板都来自潮汕，往往一个老板就带出来几十数百人，珠三角大的民营建筑企业也大多来自湛江电白。换句话说，珠三角的发展，其实本身就有赖于广东乃至全国各地人才的推动，问题并不是非珠三角地区缺人才，而是缺乏一个能充分施展其才能的平台。

二、两个广东的“大分流”

为什么两个广东的发展反差如此之大？很多人都会从这些年各地的发展方向、招商引资、乃至地方文化中寻找原因，而在我看来，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更为深远，必须追溯到数百年来两个广东的“大分流”。

社会经济史学家刘志伟曾在《试论清代广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广东的经济发展道路有其特殊性，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上，16世纪之后的珠三角是国内唯一可与全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相匹敌的地区，但这种商品化的内在动力却与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全国其它地区都不一样。

自古以来，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明清时代闭关锁国后，更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早期的外贸大多是单纯性的过境贸易，输入供上层享用的异国珍品，与本地社会生产很少发生直接联系，因而“本地产品的交换市场同外贸市场基本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流通领域”，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沟通了国内市场与进出口贸易的联系，广东本地的产品逐渐被拖入全新的外贸格局之中。

这样，珠三角一带的商品生产逐渐被带动起来，原本仅仅是地方性自给自足的传统墟市，也被拖入更高层次的市场网络之中，长距离的外贸生意以高额的利润和强大的市场力量，驱使它们逐渐转变为专业化的基层商品集散地。

在数百年里，这些初级市场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在长期的相互协作中形成了高度市场化的有机关系，能极好地适应内外部市场的需要，因而近四十年来珠三角经济的腾飞绝非偶然。

顺着他的这一分析路径，我们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了：珠三角虽然完成了这样的市场化转型，但由于地理交通条件、各地文化等种种因素，非珠三角地区却迟迟没能被卷入进来，两者之间差距可能在1978年之前还不明显，但此后珠三角的起飞反倒更凸显了这一“大分流”的结构性差异。

换句话说，“两个广东”之间的真正差距，其实是自然经济的解体程度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生产条件所依赖的市场结构和性质。这并不是GDP多少这种“量”的差异，而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发展阶段。这样，即便同样给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这样的政策，但粤东、粤西因为原本就缺乏长期市场化带来的先决条件，也就难以抓住放在眼前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珠三角这些年来无法带动各地同步发展？这又牵涉到它这一特殊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质：珠三角的市场经济发展，是由外贸驱动的。所谓“两头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像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发展，其实都并不依赖本地的原材料和市场，也就没有动力去推动非珠三角地区，相反，从国外输入原材料，加工后直接出口，这要简单得多了。

相比起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明显是更加外向型的：早在2001年，深圳外贸出口就遥遥领先于上海，东莞也盖过苏州，但在国内贸易上，同年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

基于此，珠三角其实真正依靠的是国外市场，对近在咫尺的非珠三角地区，它既对其原材料不感兴趣，当地市场和国外贸易伙伴也不好比，这些地方对它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入年轻劳动力。

三、集聚还是平衡？

清楚了问题所在，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局面？

一种是运用政治力量来推动区域经济重新布局。这在国内各地是常见现象，争取到的政策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等等，均可以成为地方经济“弯道超车”的重要筹码，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一再指出的，这些做法最终在经济上往往是低效的。

更可取的方式，是充分认识本地的相对优势，发展出不同的道路。这方面，湛江借助自身优越的区位和港口条件争取到的重工业项目就是一个成功的个案：近年来湛江的东海岛已成为宝钢外迁的重要基地，一流的大钢铁厂已投产，外加中科炼化等三大炼油厂，总投资1300亿，可望有力地拉动当地经济。宝钢起初也是这样依托进口原料，在港口附近发展起来的，湛江由于距离原材料地点更近，对宝钢而言是极佳的选址。

但这些做法或许只能带动一部分产业和就业人口，要弥合社会发展整体上的差距，仍然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另寻出路。这里的棘手之处在于，如果完全按市场化机制来配置资源，那当然在深圳投资产生的单位效益更高。

珠三角有着强大的集聚效应，但辐射带动周边则有所不足，因而相比起均衡发展的长三角，珠三角市场化程度更高，活力更强，但却更为失衡：2000年长三角16市的GDP总量是珠三角9市的3.08倍，但到2018年已降至1.84倍，显见珠三角增速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外部力量去强行打破、阻断这样的集聚效应，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东莞前些年的“腾笼换鸟”就是如此，产业倒是外迁了，但非珠三角地区未见得带动起来，东莞经济却受了不小的冲击。

最好的办法，一如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中指出的，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既尊重经济要素集聚，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但同时需要破除那些阻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在人口进城的同时，让各地重新定位，挖掘相对优势来吸引投资。

这方面，长三角的协作机制已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但珠三角由于长久以来“两头在外”的格局，转变起来会困难很多。不过，形势比人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的格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双循环经济”等提法也意味着内需将起到比以往更为突出的作用。

只有当非珠三角城市真正变成珠三角这一经济中心的腹地和内需市场，真正融入到以之为龙头的经济体系中去，两者之间的差距才会真正逐渐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