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北京坑了周边，上海富了周边”。北京的周边的确都很贫困，在2020年全面脱贫之前，周围几十个县多数是国家级贫困县，构成“环京贫困带”，与首都的繁华形成极其强烈的反差。反观上海周边却非常富庶，几乎全部是全国百强县或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

那么真的是“北京坑了周边”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北方区域经济研究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

如果“北京坑了周边”能够成立，那就是隐含一个逻辑：北京周围地区本来是很富裕的，它们的贫困是因为北京作为首都造成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考察华北地区的经济史就可以发现，明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骤然恶化，是全国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地区。北京周边地区这几百年一直都很贫困，是盛产“流民”的地方，其经济落后状态是其历史积累的结果，与北京作为首都并无关系。

华北大部分区域属于海河流域，海河呈扇形状水系，有五个很大的支流，却只有一个狭窄的入海通道，由于海河流域处于二三阶梯交界处，夏天容易形成强降雨，全流域汛期径流量经常超过10万立方米/秒。而明中期以后，随着太行山脉森林彻底消失，下游河道堵塞严重，海河下游干流泄水能力仅4000立方米/秒，因此，每逢暴雨，直隶、顺天平原地带就会变成一片泽国。

（海河流域特殊地形和超乎发达的支流水系，导致它是古代中国三大害河之一）

根据记载，晚清1840年至1911年，京西南的永定河共决堤33次，平均每2.2年决堤一次。其中1867年到1875年的8年间，11次决堤，每次决堤两岸都变成汪洋泽乡，几乎绝收。整个华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又属水系最发达的顺天府24州县，也就是今天北京郊区南至雄安新区的部分，晚清71年间，共发生水灾647州县次，平均每年超过9个州县被水淹，也是全国水患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除了水灾之外，明清至民国北京周边旱灾也是频繁发生，从1840年到1949年，河北省共发生67次旱灾，平均1.6年一次。其中最严重1875~1878年、1899~1900年、1920年和1943年四次几乎全省都遭受严重饥荒。其中1875年~1878年的“丁戊奇荒”，直隶省饿死人达数百万；1920年旱灾，直隶全省120个县，有103个县受灾，当时京师报章记载，直省中南部“十有五月，未曾落雨，土地三季，未见颗粒。自今春二三月间，中户之家己绝粮食，树皮树叶早被吃尽”，这场灾难饿毙者也数十万。

水旱灾害之外，今天的河北省还多蝗灾，据统计，清朝到民国的305年，有180多个年份有蝗灾。民国时期最严重两次蝗灾：1929年蝗灾，全省86个县受灾，1933年蝗灾，85县受灾，除了太行山腹地和坝上高原的30来个县外，平原地区的几乎受灾，绝收面积达数百万亩。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曾经制作过一份《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图》，其中显示蝗神庙密度最高的是河北及其附近的鲁北和豫北地区，这也意味着这一带是全国蝗灾最严重的地方。

明清以后的河北已经变成水旱蝗灾接连轮流登场的境地，正如当时《申报》评论感叹的那样：“多年以来，河北况呈如下态势：春夏亢旱，蝗蝻蜂起，入秋大雨，河决为患，年年往复，民无宁日。”并且越是到近世，自然环境被破坏的越严重，灾难越多，以蝗灾为例，唐代河北蝗灾频率16.6年/次，宋代5年/次，明代2年/次，清代1.7年/次，而民国达到1.2年/次。

（1917年京畿水灾，直隶103县被淹，受灾人口635万；天津全城灌水，平均水深1米多）

由于频繁的水旱灾害，导致河北省多数地区非常贫困，根据1924年华洋义赈会所做调查，全省80%以上农户在当时的温饱线以下。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于1934年在平西和定县所做的调查，也显示这两个地方70%以上农户温饱问题都难以满足，平西和定县还属于比较富庶的地方，其他地方情况更糟糕。

贫困导致河北省是全国逃亡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据统计，全省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清末至抗战前流出，一部分就近逃往北京或天津，如果询问一下所谓的“老北京”的祖籍，他们的祖先多是河间府、保定府等京畿几个地方逃难过来的饥民；另一部分则逃往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与山东人一道构成闯关东的主力。

（近世六百年的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京畿的普遍性贫困）

所以，所谓环京贫困带，或者华北的贫困问题，与北京作为首都没有因果关系。它的存在是明代以来人口剧增，自然遭到严重破坏，人地和整个生态环境失衡，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的不断恶性循环的结果。

同样，“上海富了周边”也是颠倒了因果，上海周边的发达，并不是上海成就的，自唐代以来上海周边的苏浙地区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反而是周边成就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贸易和工业中心的地位。

“北京坑了周边”的第二个内在逻辑是，那些人认为北京的繁华建立在剥夺环京地区资源的基础上。他们会说，北京自建都起就是全世界最大都城之一，其基础建设以及城市运转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靠北京的自身经济能力，必然无法承担。因此，几百年来北京的城市发展，的确建立在廉价或无偿占有外地资源的基础上的。那么，北京的发达是建立在以邻为壑，剥夺家门口的环京地区的结果上吗？

在帝国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维持依赖中央政府的“岁入”，而根据台湾省“清华大学”赖建诚对明廷档案的研究，明代“岁入”中，北直隶所占比重不足3%，而南直隶一直在20%以上。并且中央政府对天子脚下北直隶一直有减税的趋势，北直隶秋税占全国的比重从洪武年间的3.88%，一路减到万历年间的1.91%。所以，今天的北京周边在帝国财政收入中一直占有很小的比重，中央财政一半以上是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四省贡献的。清朝大概也基本符合这个情况。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北京迅速工业化，本地的财政能力比帝国时期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北京是全国首都，要承担国家性的任务，其一些重大工程仍然不免依赖中央财政的专项拨款。河北省为中央财政做了多少贡献呢？

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中央财政收入8.93万亿，河北省贡献的国税收入2997亿，约占全国3.5%，而中央又通过转移支付返还河北3042亿元。所以综合起来，河北与中央之间的财政是“入超”状态。而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和浙江五省市，为中央贡献的财政收入占65%以上。

因此，无论是明清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清朝修建“三山五园”，还是当代的超级工程，北京的发展和建设所依赖的外部资源主要来自于东南发达地区的“输血”，而不是靠“搜刮”环京地区的财富。

反而环京地区因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断享受着首都中央财政的红利。比如，由于北京作为全国交通中心，河北省是北京铁路通往外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河北铁路密度居各省第二，也是少数全部地市通高铁的省份之一。

所以说，“北京坑了周边”是个伪命题：北京繁荣和发展得益于聚集了全国的财富和人才，尤其是东南地区的财富和人才。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东南赋税和人才，北京将是什么样。

环京地区的贫困是历史上就长期存在的，北京作为首都反而缓解了华北地区与南方不断拉大的差距。明清时期，北京接纳了环京地区的过剩人口或受灾人口，并可以就近利用中央财政赈灾，大大减轻了这些地方的人地负担。

建国后环京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受益于北京。比如，2000年以后，北京不断疏解首都职能，把在京的首钢、燕山石化、金隅、北汽、燕京啤酒等知名企业迁徙到环京地区，直接促使了这些地方的快速工业化。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河北、天津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市，全得益于此。2014年中央提出“京津冀一体化”之后的，产生第二波在京企业外迁浪潮，河北、天津仍是最大受益者。

不可否认，近些年北京在环保和重大会议、赛事等安保方面，牺牲了一些环京地区的利益。但是总体上看，北京作为首都的存在，对环京地区的贡献远远大于负面作用。北京作为经济、金融和科技创新中心对周边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实起了平抑了南北差距的作用。如果没有北京，整个华北的经济情况都将更恶劣，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中将更没有地位。

那么”北京坑了周边”的错觉是因何而产生的呢？这还要从明清以来的建都思路来讲。唐宋以前首都都是建立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汉唐长安所处的关中，魏晋洛阳、北宋开封所处的中原，都是当时全国经济重心所在，首都与外围没有明显经济落差，亦无首都与周边经济循环脱节的现象。

然而，元以后中国边防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方向，无论明清，还是新中国，选择首都主要着眼于国防——控制北方以及应付北方的威胁，于是选择在农耕文明边缘、经济比较落后，但是战略位置重要的燕山南麓，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作为首都。

在贫困落后地方植入庞大的都城，不免会出现与周围的强烈对比，也很难与周边形成一个有机的经济循环圈。以至于给人“北京坑了周边”的错觉。

尤其是1949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北京更加能充分吸取全国资源迅速发展繁荣，与周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并且，由于户口制度的出现，又人为制造了北京与周边的空间隔阂。使得环京与北京之间，不仅有巨大经济差异，还有巨大制度鸿沟，北京愈发呈现高不可攀的形象。

目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经济带中，京津冀的内部差异已经成为最大的一个。这种差异虽然不是北京盘剥周边造成的，但是如何平衡北京和环京地区的发展落差，是一个亟需破解的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