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有件事，话说当事人赴婚宴，给了一百元份子钱，然后发现菜品豪华，心里开始打鼓，担心是不是给得太少。

在跟帖里，许多网友说一百块当然太少，我们这儿可都是一千两千起。我见到这样的回复，总会想起某些一线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他们喜欢一路介绍经过的楼盘，这个十几万一平方，那个二十万一平方，一副“虽然我买不起但我所在城市真厉害”的架势。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他们一辈子也买不起的房子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自豪。

同理，一个地方的份子钱很高是特别光荣的事情吗？

近年来讨论份子钱的帖子不少，随手一搜，便见到不少牢骚。比如有网友感慨：

“我这黑龙江边境小村，一抬腿就要到俄罗斯了。好朋友结婚要包1000元，同事要包500-1000元，可是我的工资也只够给三个好朋友送红包，心好累。”

在某些地方，操办喜事者甚至会直接拿着单位花名册来写请帖，不管到底认不认识。在某些农村，因为婚丧嫁娶实在太多，连农活都耽误了。

之前有份《国人工资报告》，显示中国人除了吃穿用学住行这六大开销外，人情往来、请客送礼的开销居然占工资的14.65%，其中相当比例是份子钱，比娱乐活动、医疗保健的花费占比还要高。

份子钱最吓人的据说是温州，参加婚礼都是拿一沓钞票前往，没有几千根本拿不出手。其所在的江浙沪地区，份子钱标准也普遍偏高，上海的行价是一千到三千，江苏平均达到八百元。此外，华北地区也相当高，如山东基本是五百元起。所谓吉祥数字也为许多地方所热衷，如888和1314。

相比之下，广东则被网友们视为一股清流。有个帖子专门记录了广东网友对“一百元份子钱”的反应，有人萌萌哒，表示“我每次就给一百，难道错了吗”，也有一些广东网友晒出本地习俗，表示一般都是一二百，多的也不过三五百。某些地方甚至会折角后原封退回，或者只收五元十元，因此当地人随礼，红包里除了百元大钞外，还会放上十元或五元的零钱，方便主人家只收零钱。

有人因此感慨“越是有钱的地方越是不在意这些，越是穷地方越讲究”，其实这推论站不住脚。富庶的珠三角固然是份子钱清流，可份子钱最吓人的温州乃至长三角地区，不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吗？

也有人说，份子钱是陋习，农村比城市更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将之视为判断亲疏远近的潜规则。其实城乡差别也非绝对，不收份子钱或只收零头的习俗就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农村。

如果非要给份子钱找个规律，勉强可以总结两点：

一是越好面子的地方，份子钱越高，二是越是熟人社会，份子钱越高。

前一点很容易理解，中国人好面子，送份子钱难免攀比。许多人又有不吃亏的心理，别人办了喜事，自己到时也得办。既要大办特办，还得多办，婚宴寿宴满月酒，乃至孩子生日、乔迁新居，一个接一个。至于金额，给少了也说不过去，今天你给我送五百，明天我得送回六百才有面子，份子钱就这样水涨船高。

要详细说的是第二条。说起份子钱的来历，有人将之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还真不是这回事。中国古代没有送份子钱的习俗，大家习惯的是送礼物。

有人说明代已有凑份子的说法，但当时的凑份子并非用于婚丧嫁娶的礼金，而是集资方式。

如汤显祖的《牡丹亭》里就有凑份子建生祠的情节，其实是乱摊派之意。清末民初，送份子钱开始流行。当时人们已感受到压力，老舍的《正红旗下》就有为凑份子钱而发愁的情节。近年来，份子钱又开始流行，俨然回到清末。

份子钱并非中国独有，日韩也有此习俗，三者均属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组织体系。过去生活水平低时，婚丧嫁娶非一家所能承受，于是便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亲朋好友齐齐帮忙，可算是旧时众筹。今天大家帮了你，明天你就得帮人家，即中国人很爱挂在嘴边的“礼尚往来”。

因此也有人认为，珠三角农村的许多地方之所以不收份子钱或只收零头，与其说是固有习俗，倒不如说是因为较早摆脱了低生活水平，因此不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东亚三国均可算是熟人社会，凡事喜欢讲关系讲人情。所以，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不是个体运作，而是庞大关系网的互动与维系。别以为给份子钱就是送个人情，它其实是人们将自己纳入集体的一种方式。既然别人讲排场，你就得去捧场。

如此一来，份子钱乃至各种婚丧嫁娶之事，便成了一种人际关系的裹挟，变得功利化，甚至成为人际关系的短期变现行为。也正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有些人不堪其扰，只能“人不到礼到”，也有人为之不满，送完份子钱之后将对方拉黑……但更多的人仍身在其中，为了维系周遭关系而忍受。

说实话，份子钱本身不算陋习，但被异化的份子钱却难免让人“除之而后快”。要想摆脱这一桎梏，就得破除熟人社会的种种牵绊。熟人社会的问题在于关系至上，人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社会活动力，规则就此靠边站。人们依赖关系，就得想办法维系关系，进而容忍维系过程中的所有不合理。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分明，凡事以规则为先，虽被许多人视为淡漠，却是解决问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