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消逝的」来到第三期，我们试图从亚文化出发，一窥“地球村”这个概念的矛盾与复杂。

对于 80 后这代人来说，他们成长于一个世界正广泛联结的时代，其中一些人在 21世纪初接触到了嘻哈、滑板、涂鸦这样自带“反叛”标签的亚文化，并顺势推广与传播。而随着资本的高速扩张与媒介形式的更迭，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资本和权力强势介入后，亚文化又能否生发出新的意涵呢？

而当城市里的亚文化空间不断消失与被整合，线上亚文化的蓬勃发展似乎并不能填补社群离散后的失落与孤独。符号的打造与消费，也难以阻挡其文化意义的流失。在一个隔离的时代，社群又该如何重建？

我们和两位曾经在亚文化前沿的消费者与从业者、如今又成了研究者的朋友，聊了聊这些问题。欢迎去各大平台搜索「问题青年」收听节目。

本期嘉宾

■王戈：前 VICE 中国主编，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在读博士

■李闯：滑板文化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

01 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了地球村的存在？

王戈：

我 18岁 以前一直生活在山东济宁，一个北方的三线城市，整体上而言是比较封闭的。但我在下载音乐的时候，却能感受到和世界接轨。那是 04、05 年的时候，不像大家现在都习惯使用各种流媒体平台，当时就感觉一定要把音乐下载到自己的硬盘里，有一种非法的拥有感，那才叫听音乐。

当时下载音乐用的主要是一些 P2P 软件，像是 KaZaA、emule、电驴这些，还有国外有个叫 very CD 的资源站，然后我就每天上去下点东西。

在我看来，P2P 的原理就是资源共享，你把下载好的东西放在一个分享文件夹里，别人也可以来这个文件夹下载，来的人越多速度就越快。当你和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因为同样的爱好分享着同样的资源，并被资源所影响，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地球村的体现。

也就在那时，亚文化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好像所有想要搞点事儿的年轻人都要来这里。08 年的时候，北京的地下音乐氛围特别好，有很多新的乐队出现，也有很多新的音乐演出场所。刚刚毕业的我，特别想要融入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酷的社群，既能认识玩乐队的，还能出入各种演出场所，特别有面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兴趣就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李闯：

我差不多是 02、03 年开始玩滑板的，当时在王府井天主教堂那一块。那个时候也是叛逆期，非常渴求彰显个性的表达，构建新的身份认同，滑板恰好能承载那种需求。虽然那时 YouTube 还能用，会看一些外国滑手上传的视频，但我觉得里面的状态过于遥远。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还是通过身边的大哥，比如滑板店的老板。并且当一些外国滑手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大家玩儿，这种跨文化的社群，让我在当时有了一种联结感。

知识共享确实能塑造一种文化共同体，前段时间虾米没了大家这么感慨，在我看来就是某种对文化共同体逝去的怀想。但对于我而言，首先我并没有很强烈地感受到地球村的存在，反而是社群归属感。

跟现在相比，当时的信息更为匮乏，所以像滑板跟嘻哈，就非常依赖当地社群的交流与碰撞。圈里的大哥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品位，跟现在各种信息、KOL 投喂给你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但这里面不存在信息质量孰优孰劣的比较，我只是觉得，大哥跟 KOL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高度资本化的，你很难跟他产生真实的、意义丰富的联结。并且现在玩滑板也更倾向于一种个人主义，社群的概念慢慢被弱化，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可以联结的空间一直在消失。

©《滑板少年》

02 地球村的另一面，是文化的单向传播与信息匮乏

李闯：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退出中国，还是像 P2P 软件被平台所取代，包括虾米这些年也变得越来越资本化直到消失，这些事情其实一直在发生。但趋势并不能被简单归纳为从开放到闭塞，而是隔离和联结交错发生，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比如很多人在谈论东京奥运会，我反而觉得它比过往的奥运都要精彩。原先的奥运会都是纯粹的竞技体育项目，但现在增添了滑板、攀岩、冲浪这些所谓的群众运动，能给参与者带来极强的意义感和社群感。这些运动其实并不在乎输赢，举个例子，今年巴西拿金牌的那位冲浪选手，她去比赛的时候连冲浪板都没有，好像还是向对手借的，赢了以后对手就像朋友一样欢呼，这在传统的竞技体育中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回到“地球村”这个概念，它不能和“全球化”混淆了。前者是麦克卢汉提出来的一种畅想，而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个过程带来了很多我们原先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资本的扩张一直在缩小我们的可能性，并且它也催生了关于“地球村”这套想象意义的消失。但我也看到很多人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打破资本制造的一些。

在“地球村”想象盛行的年代，信息是相对匮乏且流动单向的，所有的文化都是从西方流向整个世界，我们完全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根本没有跟对方建立起对话。相反现在我们是一个更有话语权的状态，西方也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接触到一些中国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球村反而并没有消失。

王戈：

我挺同意李闯说的，隔阂一直都存在的，只不过有些东西被加满了，有些东西被减少了而已。包括我们对于过去的怀旧，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当初那种少年状态的怀旧，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怀旧。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些能在 21 世纪初接触到多元文化，并且以此谋生甚至做得看上去像模像样的人，也是有一定“特权”的。你要有机会去到大城市甚至国外跟那些接触才行，而不仅仅是说在网上浏览信息。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在怀念过去时会有点不舒服，就是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并且当时大家了解资讯的方式也不多，包括我现在回头去看小时候爱看的足球杂志，像《体坛周报》、《当代体育》、《足球报》这种，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种腔调和文风已经难以下咽了。

像我是做媒体的，感觉当时就是比谁胆子大，把这个坑占上了再说。并且很多做媒体的人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差，在获取信息上有着天然的优势。现在你想要做媒体的话，真的得非常非常优秀，才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工作机会。

至于李闯说的文化传播走向，确实一直是西方在向中国传播，中国是纯粹的吸收者。但现在问题在于，当中国有了所谓文化传播的话语渠道之后，真正要去传播什么样的东西，我暂时还没有看到。资本肯定是已经非常强势了，但我们能传播出去让西方人也觉得酷的东西吗？我真的有经常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一个都想不出来。

©《8英里》

03 “反叛”是亚文化的底色吗？

李闯：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就有一个观点，现在越来愈清晰。我觉得滑板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西方运动的外壳+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它里面有很传统的中国伦理，当然这种伦理在全世界各地都以在地的形式存在过，只不过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被慢慢淡化了，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概念。

学界其实一种没有用儒家思想这样的框架来看待过亚文化。比如国外玩滑板的老炮儿叫 OG（Original Gangster），就是玩得最好的那些人，但在中国我们以前不这么叫，都叫“哥”。

传统的伦理镶嵌在了新的社会关系中。“哥”其实并不是玩得最好的那批人，尤其滑板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下滑，肯定是年轻人后来居上的多，但“哥”还是能在社群中获得认可和尊敬，就在于他对社群的维护、支持与推广。

这种社群的构建或许是能传播回去的。就像项飙的“附近的消失”，你不要去想那些远方的、概念化的人，而是从附近入手。孟子也早就说过：“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我们确实不擅长去构建一个符号性的标签，像什么“反抗”、“real”，我也很反感那种纯粹符号性的表达，符号是无力的，也不可持续。反而是那种传统的伦理，我觉得是可持续且大家有共鸣的。并且现在年轻人也慢慢意识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叙事不成立了，需要重建社群的意义感和归属感。

王戈：

我觉得亚文化跟资本合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传播文化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要基于“把文化的历史给大家讲清楚”的原则。在看一些类似的综艺节目时，我觉得不太好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没有给你传播文化的历史，而是一个纯粹的 show。

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他接触说唱和滑板，可能是通过这些节目开始的。如果你没有讲清楚这里面的文化、变化与价值，我觉得作为传播者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亚文化的价值内核不一定非得是“反抗”，像西方的一些介入亚文化的资本，它其实是在兜售“反抗”这样的价值观。但问题在于，我现在看国内这些节目，无论推广的是滑板还是说唱，我不知道他究竟在卖什么？观众又到底在消费什么？

我不反对资本进来，这是任何东西要存活下去的必要条件。但除了符号，买到这个东西，拥有这个东西之外，它对我这个人的身份构建，或者说对我更加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有什么帮助？

©《涂鸦》

04 空间的消失与社群的重建

王戈：

对于亚文化的形成，Local Community 确实非常重要。它需要两个元素，一个是空间，一个是记忆。首先你得有这个空间，就像玩滑板的空间，有这么个地方把大家聚集起来，才能形成一些所谓的群。

但就像李闯所言，空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真正去形成群体记忆的空间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我现在做的博士论文，以及广义上如何跟这个城市空间互动，会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现在关注的主要还是北京街头文化社群的一些群体记忆和城市空间的变化，包括说唱、滑板、街舞和涂鸦等等。时间跨度从 2007 年到现在，目前还在基本框架的搭建中。

这些年北京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记得 2007 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住在西城区玉泉路的旧楼里，墙外刷了一层新的红漆，但里面没有任何变化。后来随着地铁线增多，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与此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玩街头文化的朋友在抱怨，说玩滑板的空间越来越少，大家可以 hang out 的地方也越来越少，再到后面就是像一些街头文化的综艺节目出现，但感觉一些人总是处在低沉的情绪中。

我猜测北京可能已经不再是中国街头文化最前沿的地方了，大家会流向成都、广州这样的城市，选择也更多。但另一方面，它又像一个文化，好像刚开始大家听到的音乐，认识的人都是从北京来的。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城市空间的变化，造成了大家的失落感。

李闯：

之前做北京新兴青年群体的调研时，感触也非常深，他们在上了一定年龄后，确实要面临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上社保，住房这些。包括高校学生在读书期间，可能享受了很多北京的文化资源，但在毕业后就要面临一种断层，你要忙于生计了，是否还能留在北京呢？

很多从事文化行业的年轻人，还是热爱北京的，但他负担不起这里的生活，因为很多文化产业也就是中小微企业，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甚至连档案都没法落，最后只能选择离开。尤其到了一个需要发力的年龄段，比如孩子要上学什么的，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想说能不能有一些政策对支持，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扶持。很多这样的企业在运营一些和亚文化相关的城市空间，但在大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很难运营下去。

王戈：

伦敦和北京其实有相似之处，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后，想成家买房了，因为生活成本过高，也会选择去其他城市生活，但总会有新的年轻人源源不断进来。

但不同就在于，北京确实跟断层了一样，没有新的人再进来。我在想是不是这块土壤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吸引力了。这可能和空间有一定关系，比如是不是大家可以创作和聚会的空间变少了，所以你才觉得这个城市没意思了，而不仅仅是因为落户、档案、工作稳定性的关系。即使有人因为这些原因离开，但对于 20 来岁的年轻人来说，文化土壤应该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

咱们刚才一直说寻找空间、形成群体记忆，这种体感只能在线下获取。前段时间英国刚刚开放现场演出，我就去看了一场，其实演出本身并不怎么样，但那种氛围还是很让人感动的。因为视频只能带来听觉和视觉上的刺激，但嗅觉和触觉是被隔离的，就像我现在在电脑的另一端看着你俩，肯定不如咱们三个坐在一块儿聊天有意思。

疫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提醒，当你发现自己以前拥有的东西并不理所当然的时候，会格外珍惜每一次去电影院、去酒吧的机会，热情也变高了。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种非常原始的方式，去重新发现自我，重建彼此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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