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图书《长寿时代：从长寿、健康、财富的角度透视人类未来》，陈东升著，36氪经授权发布。

站到一万米的高空看这个世界，身处一百年的时空观察这个世界，才能有远见与坚持，才能不出现偏差，才能看得更早、更远。

——题记

近年来，有识之士都切实感到人类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十字路口。

首先是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大变局，其次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发展目标带来的文明形式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局，最后是长寿时代带来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身的大变局。这三个问题相互影响，将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主要力量。

这三个大变局中，前两个层面是关乎环境的大命题，而最后一个“长寿时代”则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话题。

长寿时代来临，攸关人类自身命运。

人是一切经济供需和社会现象的主体，随着人口激增、平衡、衰退的变化，人类的社会经济组织也将调整、转型、重建。而激发长寿时代下的经济潜力，维持经济增长，会成为所有国家都逃不过的重大课题。

曾经的人口数量红利在不断衰减，人口老化和人口数量负增长带来的经济后果让人忧心，面对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个人、企业、政府作为不同的社会参与者，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适应正在来临的长寿时代？

01 长寿时代的五大特征

长寿时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变局。过去近 300 年人口呈爆炸式增长，但是这在人类发展的时间轴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长寿时代才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一种人口常态、一个新均衡.

我们认为长寿时代具有五大特征：死亡率降至低水平，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生育率降至低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呈柱状，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长期超过 1/4。

首先，死亡率下降带来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人类知识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下，人们在不断战胜疾病和衰老带来的死亡威胁。未来人们的预期寿命还将保持每 10 年 2~3 岁的速度增长，百岁人生将变得越来越普遍。

其次，在人口转型期，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走向柱状的主导因素。低生育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结果，随着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持续增长，低生育率成为几乎不可逆的现实。长期低生育率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底部逐渐收窄，加剧了人口金字塔向柱状转变，加之寿命延长和人口年龄结构顶部扩张，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显著上升，并将超过总人口的 1/4，人类进入长寿时代。

长寿时代意味着人类要重新审视自身，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进入这个新时代？

首先，寿命的延长可能并不意味着健康的长寿，我将这归纳为“长寿时代，人人带病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活得越久，就越需要养老和医疗的支持。这就会改变产业结构，以及相应的筹资制度安排。当然，带病生存并不意味着老年的生活就是疾病缠身，在病床上度过。我们相信健康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将疾病的损失最小化，甚至让人不生病。也许当我们以“带病生存”的状态走进长寿时代的时候，疾病只是一个与我们共存的生物标签而已。

其次，长寿时代，我们审视人生的尺度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农业时代人均寿命不过 30 岁，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20 岁是青年，40岁是中年，60 岁是老年；长寿时代、百岁人生，40 岁是青年，60 岁是中年，80 岁才是老年。这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对人生做规划，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也要与这种个人的微观改变相适应。

在这样的出发点上，我们再去放眼未来世界，长寿时代就显得并不可怕，甚至让人有些许期待。

02 新的人口红利在老年人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观点：短期看宏观、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口。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长寿时代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必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数百年来，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马尔萨斯是最早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20 世纪 30 年代，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从人口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提出了著名的“停滞理论”。他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口增速下降是需求不足、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人口规模对经济的影响，二战后的经济学家则更聚焦于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其中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是最为深入的。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总抚养比下降，从而产生一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认为，人口总抚养比低于 50% 的阶段即为人口红利期。传统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上的红利， 也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

实际上，中国近 40 年来的快速发展是人口红利现象最鲜活的实例。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总抚养比降至 50% 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期，经济水平随之大幅跃升，2010 年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崛起就是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拥有全球数量最为庞大的劳动力。过去曾经有3 亿农民工大军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力资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 3 亿农民工托起了中国的现代化。

如今，中国的总抚养比已经进入快速回升通道（见图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的总抚养比已经升至45.9%，并可能在 2030 年攀升至 50% 以上。尽管中国目前仍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但是人口数量的红利正在快速消退。曾经，中国最不缺的也许就是劳动力。然而今天我们看到，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发达城市，过去那种动辄几万外来务工人员涌向工厂的景象已荡然无存。无数工厂都在面对劳动力紧缺、招工困难的窘迫局面。

伴随长寿时代银发浪潮的来临，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4 以上。面对长寿时代，人口红利还能持续下去吗？

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老龄化就意味着衰老、消极、被动，老年人只是社会的消耗者，是被赡养的对象，难以创造价值。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人口红利，都没有发掘老龄人口潜在的价值，无法开启持久的人口红利。

在长寿时代，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将从“传统的消费者”转变为“长寿经济的生产者”，老年人的价值再创造将会带来“第三次人口红利”。

图片拍摄于泰康之家养老社区

03 长寿时代下人类未来的新机遇

美好生活是人类永恒的理想。随着寿命的延长，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是否能够支撑高品质的长寿生活。

如何让人们在长寿时代享受美好生活是个人、政府、企业都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长寿时代也是健康的时代、财富的时代。它必将改造人类经济社会，也必将激发出全新的解决方案。

首先，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来临，长期带病生存几乎是所有人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将带来强烈的健康需求，引发健康时代的到来。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医疗和养老的支出也随之上涨，相关资源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众所周知，医疗费用负担与人口老化程度密切相关。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的研究显示：2016 年美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6%，人均医疗支出超 11000 美元，占总医疗支出的 36%；而 19~34 岁的人口占比为22%，人均医疗支出在 2500 美元左右，占总医疗支出的 11%。65 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医疗支出是 30 岁左右人口的 4 倍以上。如果从55 岁算起，29% 的人口医疗支出占比高达 56%。同时我们测算发现，一个国家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与该国老龄人口占比密切相关。以 OCED 国家为例，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增加 1 个，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就将提高 0.34 个百分点（见图2）。

其次，长寿时代孕育了巨大的为养老和医疗筹资的需求，呼唤财富时代的到来。

按照传统养老金的运行模式，年轻人缴纳养老金，抚养同时期的老年人群。而当这批年轻人老去的时候，会有新的一批年轻人通过缴纳养老金支持他们。代代相继，形成了工业社会典型的养老金体系。这个体系看似完美，但是当老龄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所消耗的养老金也越来越多，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缴纳养老金。如果整个社会仍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那么这种传统模式仍能很好地运行。而当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下降，年轻一代所创造的资源不足以支撑老年一代时，养老金替代率会持续下降，整个社会将为此背负沉重的负担。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走向柱状，养老金替代率也随之下降，为应对未来养老资金的不足，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更加关注财富储备。

与养老金不同，患病、失能等健康风险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个人很难以储备资金的方式有效应对。因此，需要在社会层面建立风险共担机制来解决医疗筹资问题。从各国数据来看，医疗费用的上涨一般都显著快于人均 GDP 的增长。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各国政府都将承受医疗支出快速上涨的巨大压力。为医疗健康支出筹资是世界难题，需要复杂的社会和商业保险机制，以保证成本、可及性和服务质量三者的平衡。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人口老化持续加速。现行的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制度难以匹配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需求。尽管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增长迅速，但是人均收入及储蓄仍与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20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人均 GDP 为 1.05 万美元，而日本、韩国在同等老龄化水平时，人均 GDP 都超过了 3 万美元。

长寿时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现象，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面对整个社会即将发生的深刻变革，个人、企业、政府都需要积极应对，共同采取行动，以获得长寿时代的馈赠。

如何让长寿时代不伴随贫困和疾病？如何让人们在长寿时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现实？这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以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提前思考和规划的重要问题。

作者简介

陈东升

经济学博士，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和创始人，现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1983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创办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选活动开中国企业评价先河。1993年率先创立与国际接轨的股份制拍卖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于2016年改组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起持续跻身《财富》世界500强。

陈东升是“92派”企业家代表，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和“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20年被表彰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担任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楚商联合会会长、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理事长等多项社会职务，兼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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