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东游记里，大唐还是个缤纷的盛世。
虽然盛世的日影就要落幕了，但苏莱曼却未减兴致，在第一卷结尾处，依然用了传奇的叙述方式，还在述说着大唐黄昏的美丽，没有预感到黑夜将来的危机。
后来，哈桑说他“奉命审阅”了“此书”即《苏莱曼东游记》，其目的是为了对书中所载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海上交通诸事以及沿海各国状况进行考证，同时，对“此书”没有述及而又为其所知的事情加以补充，于是，他补录见闻，续了第二卷。
他指出，“此书谈到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关于中国人在死者灵前供奉祭品的一则记事”。
“记事”说，如果祭品不翼而飞，那便是被死者吃了，他不信，便去问一个人，那人从中国回来，否定有这样的事情，还提出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说这就如同崇拜偶像的人认为偶像也能同人谈话一样，是毫无根据的。这样的回答，令他满意。
这位哈桑，不知是何身份，从他“奉命审阅”来看，他有可能是大食王朝里的人，或许是一位学者，能出入于“智慧之家”的门径，对于他，我们唯一可以确切知道的，他是个斯拉夫港人，因为他开篇就说“尸罗夫的阿布·赛义德·哈桑这样说道”。
看来这位哈桑同苏莱曼不一样，他本人大概没到过中国，但他为了求证苏莱曼的见闻确否，在斯拉夫港，访问了那些络绎不绝的“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那些商人，在他的采访中，基本上确认了苏莱曼的说法，其中，虽然有一位提出一点反对意见，但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俗文化完全有可能会印证苏莱曼的说法。
可哈桑为什么要特意拿这一点来说事，而且还要上纲上线到偶像？我猜想，有可能是因为他奉了王朝使命来审阅，难免有其政治正确和信仰至上的考量。所以，我在他补录的续闻里就看到了这一倾向，卷一中，关于“四国王”的说法，苏莱曼就那么一说，说得较概括，有点比较的味道，可在卷二里，就变成了“五国王”，被哈桑讲成了一则故事，讲得有头有尾有鼻子有眼，让主人公出场。
先知的后裔来到了长安
哈桑说，从前，在巴士拉城，有个名叫伊本·瓦哈卜的人，自称是先知亲族的子孙，当巴士拉遭难时，他离开了这个城市，来到了斯拉夫，正好这时候，有一只船要开往中国，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搭乘这只船漂洋过海，去中国了。到中国后，他起了一个念头，想去拜见一下中国皇帝，于是，从广府启程，历时两个月，来到皇城胡姆丹。
那“胡姆丹”，或译库姆丹，为Khumdan不同音译，应该就是长安。2003年，有一文物在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联系着“胡姆丹”与长安，其中，有粟特文题铭，曰“胡姆丹”，有汉文题铭，曰“迁居长安”，墓主为粟特人史君。还有更早的，有人指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火台遗址中，发现八封粟特文古信札，二号信札中，有西晋末年粟特商人，称长安为“胡姆丹”。
其语义来源，亦有众说，有人认为，是“可汗堂”，或称“宫殿”，也有人认为是“咸阳”古音，或称其原语读音，出自中古时期汉语之关中方言。西方人就这样称长安，不但粟特人这样称，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也这样称，不但苏莱曼、哈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这样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这样称。
那先知族孙，日复一日候在宫门前，多次上书求见，皇帝听说来了个先知亲族后裔，就传令下来，吩咐臣下给他安派住处，提供用品，然后诏告广府大吏，命其查访来历，确认身份，大吏回禀，证明其血缘可靠，皇帝便准其求见，并赐他许多金钱。后来，他带着这些钱财，返回了伊拉克，哈桑采访他时，他已年迈，但他对于中国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哈桑特别提他对往事“保持着正确的理解力”，他给哈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托真主庇佑，皇帝召见了我，向我打听阿拉伯的情形，还问阿拉伯何以打败波斯？我回答说，那是因为波斯人只拜火，并向日月下跪叩头。
皇帝又问，你们怎么划分世上帝王的等级？我回答说，我没有评论各国帝王的知识。于是，皇帝举了五个国王为例，让翻译转达：首先，是伊拉克的王，皇帝说，我们中国人称之为“诸王之王”，因为他的王国位于世界中心，其余王国都围绕着它；其次，便是中国皇帝，自称为“人类之王”，因为世界诸王都不如他会治国安邦，君臣关系比哪一国都密切，臣民对他的忠诚，也是任何国家的民众所不能比拟的；再其次，就是被称作“猛兽之王”的突厥王，还有被称作“象”之王的印度王；接下来，便是他称之为“美男之王”的拜占庭王。皇帝认为，惟有这些王，才是诸王之中的佼佼者，其余的王都不及他们。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很难相信，这样一席话竟会出自一位中国皇帝的口。
可偏偏这位大唐君王，不但知道诺亚方舟，还了然于西方宗教源流，却不知中国也有过洪水，只是这洪水，并非来自宗教起源的源头，而是跟国家起源有关。大禹治水，标志着中国的国家起源就源于治水，哈桑等人对此有所不知，故观其所言，难免令人生疑：此言，究竟出自皇帝本人，还是他们为中国皇帝代言？
毕竟来自天方国，将中国皇帝纳入天方夜谭语境，那是信手拈来的事，假如我们信了哈桑访录所言，那么就等于让中国皇帝活在了一千零一夜故事里，活成了一个鲜明的伊斯兰化传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把中国皇帝伊斯兰化正是他们的一个目的。
关于胡姆丹这座城市，哈桑也从伊本·瓦哈卜那里打听到了消息。
伊本说，胡姆丹是个大城市，一条长街，将全城分为东、西二区。
东区，为政府所在地，故皇室、官邸及其家人，皆宅于此，不允许百姓同他们杂居，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树木葱茏有序，第宅鳞次栉比。
西区，在大街左边，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就可以看见，从东区前来采购的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或骑马或步行，鱼贯式的出入于这个市场化的街区，采购完毕，便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晨，他们就不能再来这个街区了。
一边是市场，一边是官场，如此泾渭分明，一方面，固可见国家的傲慢与偏见，另一面，也可见市场的宽容与力量，那是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制约的力量。
伊本还说，在这个国度里，有可供人们享乐的一切，这显然要靠市场的力量，此外，还有美丽的森林以及大河奔流，那么充沛的水源，则显示了自然的力量，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椰枣，那椰枣，就如同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除了城市，还有航海，阿拉伯人也有新发现，他们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周海”。“周海”，是环绕欧亚大陆的海，就在大陆周围，不仅连接中国海和印度海，还贯通叙利亚海和拜占庭海。那时，苏伊士运河未通，从红海不能直接通往地中海，如哈桑所言，那是真主设置的障碍，无人可以逾越。但他们却在叙利亚海上，发现了从印度来的龙涎香，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还有一条海道，连通了欧亚大陆。那条海道，有可能绕着大陆的另一面，将中国和朝鲜、土耳其和黑海连贯起来，而龙涎香，便从印度洋流出，不是往西去，而是向东来，漂过一海又一海，经由中国海和朝鲜海，转入土耳其和黑海，通过拜占庭海峡，到达东地中海——叙利亚海。
龙涎香，本不足以为凭，因为他们并未亲历，只是以航海人的立场，作海通世界观的联想。其实，海陆联运已行之，更何况，欧陆丝路早有往来，对此他们岂能无知？知而不言，何也？其欲以“周海”新世界观为欧亚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耶？
用世界观引导航海，最著名的便是哥伦布，有人说他受了地圆说影响，这才自西向东，一往无前，从大西洋此岸出发，驶往大西洋彼岸，他相信，中国就在那里，到中国去！就这样，他发现了新大陆，使得世界历史一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
而另一中心——中国，则成为了引导西方历史进程的一个想象的目标，无论是欧洲人哥伦布的想象，还是阿拉伯人的“周海”的想象，他们都把历史的箭头指向了中国。哥伦布的中国想象，为欧洲开辟了新大陆，阿拉伯人的“周海”想象，如果像哥伦布那样贯彻到底，他们在环绕欧亚大陆的“周海”航行中会发现什么？很可能会发现一条从太平洋进入北冰洋的航道，但面对冰冻之海也就只能掉头了，因为他们不可能破冰而行。
“周海”世界观，是基于欧亚大陆的陆权思维的产物，而哥伦布航海则基于地圆说的世界观，其想象摆脱了航线对于陆地的依赖，完全走出了地中海时代，走向一个新的大西洋时代，正是在从地中海走向大西洋的自由航行中，产生了真正的海权思维。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大航海时代，阿拉伯人与中国互动的航海，还是在陆权思维影响下的航海，而欧洲人与中国互动的大航海，则已有了海权思维的自觉。
大唐盛世被黄巢终结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苏莱曼与哈桑的叙述中来。
他们讲的虽然还是传奇，但主体却变了，哈桑将跟朝贡有关的中国传奇，变成了中国皇帝的伊斯兰化传奇，后来，中国出了一件事，传奇也随之消失。
哈桑说，那事，出现在苏莱曼“此书”撰成后，对它带来的变化，哈桑用了“世变日亟”一词称之，还特别指出，“尤其是中国的情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中国的情形全都变样了，不但国土荒芜，国势衰落，而且曾经主宰那里一切的王法和正义也荡然无存，从斯拉夫港到中国的航运，因事变频仍，已经中断。
如此巨变，乃苏莱曼所未知，故哈桑要接着苏莱曼补录，将中国的变化讲出来，他说：倘若真主乐意，我愿意就我所知，将中国的变化及其原因，做一说明。
于是，他说出了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在中国出了个名叫黄巢的人。此人，非由皇族出身，乃从民间崛起，初以仗义疏财名世，继而纠集徒众，打家劫舍，攻城掠地，人马所至，家亡国破，其兵临广府，一举终结了大唐传奇。
哈桑说，广府居民群起抵御，被黄巢的军队围困了好些时日，攻破之后，城中居民，罹难无数，连那些寄居城内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也都被杀害，计有12万人，人数确凿，那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他们收人头税的缘故。
哈桑还提到，黄巢不仅把那里的人都杀了，还把那里的桑树也都砍了，如此灭绝，这就等于将丝绸之路的基础挖断，没了桑树，那就从根本上断了丝绸之路。
可黄巢，并未就此止步，继洗劫广府后，他又接二连三的捣毁其他城市，不仅断了中国的外贸之路，而且破坏了中国内部的经济基础，连皇帝也被他搞垮了。不久，黄巢率军，打到了京畿，直逼胡姆丹——长安，逼得皇帝逃离京师，逃往邻近西藏边境之地的穆祖，或曰“穆祖”，此乃藏语，阿拉伯人用来称呼成都。
哈桑认为，黄巢本人，因为他不是皇族出身，所以极具破坏性，他认定，黄巢不是那种抱有野心、想要独揽大权的人物，他只是个破坏者，破坏一切城市。
哈桑的说法，都是转述，可惜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特别强调了“皇族”的野心，可见他熟知的是皇族那一套，其目光，专注于权力顶层，看不懂中国民间。中国民间，是个野心的渊薮，打开世界历史看，你能看到，只有中国农民，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放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的天炸。
黄巢便是其中一位，据说，他是一位天生的反叛者，有诗为证，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联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巢之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说这诗作于五岁时，可以当作传奇，不可立为信史。另一首，明郎瑛《七修类稿》引《清暇录》说，黄巢下第，咏菊花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明太祖亦咏菊曰：“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看这二诗，彼此一意，成则为明，败则为黄也。
在王朝史观里，最重要的便是“成败”二字，同样咏菊花，也要分个成王败寇，成了，得天下，就做那开国的明太祖；败了，自身难保，只能去做亡命黄巢。
关于黄巢之死，《旧唐书·黄巢传》说，巢兵败，入泰山，至狼虎谷，部将林言，斩黄巢及其弟黄邺、黄揆等人，并将其妻、子，都送往徐州大营，进献唐军首领。而《新唐书·黄巢传》则有另说，曰黄巢临死前，对外甥林言道：尔取吾首级，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林言不忍，“巢乃自刎”，让林言提头去了。
对此，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别有一说，说那头颅是假的，据“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自髡为僧，得脱”，陶榖《五代乱离记》也说，巢既遁免，削发为僧，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
连生还是死都成问题，此诗是真是假，当然，也就成了个谜。
英雄末路时，却峰回路转，从千军万马的拥趸中淡出，脱了征战的铁衣，换取古寺僧衣，当年，经由“天津桥”——天子渡口，曾为过客往来，有过天子权威，而今一改过往，不再落草——“草上飞”，从此天津桥上，知他是谁？相视而笑，惟有“落晖”。中国民间，历来崇尚的是那英雄情怀，而非哈桑所谓“皇族野心”。
黄巢故事，流传民间，见之于元末明初罗贯中编《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其中，有李卓吾的点评，曰：“僖宗以貌取人，失之巢贼，致令杀人八百万，血流三千里”。
在演义里，黄巢当为武举状元，却因其貌不扬，未入唐僖宗昏眼，黄巢一怒之下，与唐朝决裂，于民间起兵反唐。这样说来，虽然有戏，但不可据，一般认为，黄巢是落第秀才，被科举制抛弃，故反戈大唐，谚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可黄巢却是十年有成。
进士未成，便去行盐，他武装聚众，成了盐帮首领，且以流动方式，同官军作对，转战半壁江山，从山东到广东，经由两江及闽浙之地，然后，北上反攻洛邑，破潼关，入长安，立了个帝号称大齐，终于过了把皇帝瘾，在“天津桥”上，踱了个落日余晖。
施耐庵《水浒传》中，有宋江醉后题诗浔阳楼，曰：“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还有明太祖朱元璋，元末于民间起兵，亦题菊花诗，依然杀气冲天，一如黄巢还魂。咏菊之于黄巢，发生了根本转变，此前诗人咏菊，多随陶渊明概取“东篱”立场，趋于“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然自黄巢始，菊风乃变，一改其孤独之姿，淡泊之志，转化为“黄金甲”，变成帝王花，“我花开时百花杀”，不是主张生，而是宣言死的肃杀。
黄巢开了秀才造反的头，将有唐一代终结了，可他的影响，未随大唐而消失，他做的诗，成了朱元璋的先知，他做的事，也成了另一位落第秀才——洪秀全的先驱，他的部将朱温降唐，而篡夺了唐，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故史家曰：唐室实亡于黄巢起兵。
哈桑说，中国皇帝虽然已经回到了京城胡姆丹，但国库枯竭，兵将殆尽，皇帝本人变成了军阀们把玩的傀儡，没了税收来源，只能接受军阀的些许救济。
哈桑看当时中国的情形，就如同亚历山大杀死大流士以后，波斯国土也曾出现诸侯割据一样，军阀混战，列国争霸，不仅捣毁一切，甚至“连平民百姓也都杀尽吃光”，还说，“这种吃人肉的事情，是中国风俗所允许的，而且市集上就公开卖着人肉”。这种暴行，不仅在中国人内部发生，还祸及外商，哈桑愤怒控诉，“虐待和侵害也公然落到阿拉伯的船主和船长的头上了”，中国军阀强迫阿拉伯商人“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为此，他请求收回阻塞航行中国的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