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 · 塞勒对于“巴伦”的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他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让公众了解到，人们的偏见和冲动与经济研究密切相关。他的学术工作涉猎广泛，并撰写了一些更加大众化的著作，如《“错误”的行为》，此书讲述了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与经济学既有体系的斗争；以及《助推》，此书与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合著。
然而，塞勒更广为人知的可能是他在《大空头》中的著名客串演出，这部电影改编自迈克尔 · 刘易斯的著作，记录了美国金融危机，在这部电影中，塞勒与流行歌星赛琳娜 · 戈麦斯合作，解释了合成型债务抵押债券的含义。
塞勒还是Fuller & Thaler资产管理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旗下经营着6只试图从行为偏差中获利的共同基金，其中包括资金规模为54亿美元的JPMorgan Undiscovered Managers Behavioral Value和规模为22亿美元的Fuller & Thaler Behavioral Small-Cap Equity。
2020年1月，塞勒做客“巴伦”，与撰稿人和编辑进行了一番海阔天空的讨论。塞勒详细阐述了他所认为的投资者的常见错误、过度自信以及“助推”的含义。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谈话节选。
摄影|《巴伦》Andrew Segreti
《巴伦》：人们应该注意哪些行为错误？
塞勒：每年，在Fuller & Thaler，当我们支付奖金时，我们会对每个人说：“你还没有把你的401计划额度用完。你愿意再拿一些奖金放进去吗? ”
谁要是没有把401的额度投满，就无异于浪费钱。大多数人都储蓄不足。我认为是计划出资者的错误，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采用我最青睐的干预措施，即“每天多存一点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率会自动增加。
我们知道，减少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令决策自动化。如果投资者选择购买目标日期基金，让他们在市场下跌时不那么恐慌，那么他们就不会做出愚蠢的决定。如果我们自动参与401计划，他们的收益表现就会更好，也能让储蓄率自动提高到某个合理的水平。
《巴伦》：投资者通常还会犯哪些错误？
塞勒：人们在生活中容易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度自信。在投资时，他们是否有必要买卖单个证券并不清楚，除非他们明确地是为了税务管理而投资。大多数主动型基金经理都表现不佳，从他们的佣金收入中就可见一斑。
因此，如果拥有彭博终端和各种信息渠道的专业人士都不能一击即中，个人投资者又有什么信心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20世纪90年代散户投资的兴起是由信息的错觉导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科技泡沫。每个人都用雅虎财经或是别的什么网站搜罗信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会运筹帷幄，而且觉得只有自己能获取到这些信息。当股市以每年30%的速度上涨时，你就很容易误以为自己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
我觉得自己来挑选个股是愚蠢的行为。我不会这么做。我会把钱给我们公司的人，他们知道怎么做，并以此为生。我早已知道这并非我力所能及之事，就像尝试去接罗杰·费德勒的发球，或者打出大联盟曲线球一样。有些事情我们做不了。我们之所以去餐馆，是因为他们的厨艺更好。
《巴伦》：过度自信现在是个别情况吗？
塞勒：如果你问我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会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六个地方，都存在着高度不确定的政治环境。尽管如此，市场的波动性似乎仍处于历史低位，但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最令我惊讶的是，市场竟如此的漫不经心且波澜不惊。
《巴伦》：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大型企业获得巨额收益，无数资金流入被动型基金——这是一种过度自信吗？
塞勒：它可能是一个影响因子，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二阶影响因子。过去那些可能会导致500点的波动的事，现在每周发生两次。也许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喧闹的餐厅，你终将习惯它的环境。我认为应该没有人会特别自信。
《巴伦》：投资者该怎么办? 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
塞勒：我把钱投资于股票市场。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早间节目，有人问我，如果下次市场出现动荡，我的建议是什么。我说，好吧，那就断开网络，随它去。后来节目组再也没邀请过我。
在我的退休账户中，我主要持有Vanguard或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的指数基金。我唯一拥有的主动管理型基金是我们公司的。我在资产配置上努力实现全球范围内多元化，尽量避免做自己不拿手的事情。
《巴伦》：你如何看待大量资金流入债券基金，并流出股票基金？
塞勒：在这方面，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研究。一种推测是，这只是人口统计学的问题：婴儿潮一代行将退休，他们正在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或者，他们买入的目标日期基金在为他们做这件事。也可能有其他人和我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并为之担心。我不担心会出现市场崩盘。我只是有点困惑。我的宏观经济学家朋友曾向我保证，有些事情在我这辈子都不会发生。但事实上他们正在发生，比如负利率。
《巴伦》：你能把行为理论应用到货币政策的运作方式上吗？
塞勒：央行的前瞻指引是行为上的指引。这是一个承诺。我母校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不会注意美联储的言论，因为那只是一些廉价的言论。我不这么认为。前瞻指引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部分归功于央行官员值得信赖。本·伯南克、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似乎都是直言不讳的人，你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然而，鲍威尔在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可能有人在暗中“助推”他这么做。
《巴伦》：这种“助推”是否会损害他们在前瞻指引和塑造预期方面的可信度？
塞勒：这显然无助于此。央行曾经有非常健康的保持独立的传统。想到美联储主席会受到总统威胁，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例。我不认为鲍威尔已经做了什么鲁莽的事。一些迹象表明，经济增长正略有放缓。
《巴伦》：你如何看待算法交易？算法模型在任何时候都会做出许多机会-成本的决定，所以它们是否类似于你所说的“理性经济人” ？
塞勒：算法，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由人类编写的。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有一天会出现自我生成的算法。的确，如果遵循一个模型，那么结果是可靠且可预测的。在许多情况下，用算法代替人类是有意义的。
在医学领域，我的两个朋友刚刚撰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涉及的机器学习算法传承了大量测试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系统性的测试不足，因为我们没有测试正确的人。我们可以通过改进这个算法来节省费用、挽救生命。
《巴伦》：数十年来，价值股的突出表现一直为公众所知，但过去十年是个例外，成长股的表现力压价值股。是否有行为学上的解释？
塞勒：这在发生上世纪90年代也曾发生。我认为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释为何当下成长股超过了价值股。但我们明白的是，没有任何策略可以一直奏效，否则就会出现大量套利行为，最终无利可图。因此，形势必然会时好时坏，且必然会变得不可预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变市场形势的努力都会宣告破产。
有个乍一看很诱人的想法：随着成长股变得更加昂贵，我们应该转向价值股。1997年秋季，我曾教授行为金融学的博士课程，恰逢亚马逊上市的那年。上课的第一天，我说：“谁买了那家公司？你们知道他们卖的每本书都赔钱。” 一个小伙子举手表示，他买了1000股。后来，股价翻了一番。在接下来的10周里，我和他都在就这件事说笑。到第三季度末，股价又翻了一番。所以我说：“好吧，你懂的比我多。”
我和我的合伙人拉斯 · 富勒在90年代末认为互联网股票被高估了。至于我们是对还是错，你们可以开展非常有趣的讨论。如果我们做空，在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前，我们就破产了，投资者雇我们不是为了看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他们把钱投入我们的小盘价值股基金，肯定希望我们能尽可能找到最好的小盘价值股，并试图超过我们的业绩基准。
《巴伦》：为何 Fuller & Thaler 要创立一个小盘股基金？因为小型股效应？
塞勒：我本人从来不相信小盘股效应，真正的原因是竞争更少。股票规模越大，就越难赚钱。在排名前50位的股票中，有一千只基金都在试图判断苹果、谷歌或亚马逊的股价是过高还是过低。我们公司有20名员工。即使是在我们不受限制的全市值策略基金中，我们通常也不会持有超大型股。而小盘股市场似乎效率较低，股票流动性没那么高。
《巴伦》：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塞勒：关于决策制定，我想了很多。我是一个铁杆体育迷。有件事情让我好奇，那就是体育团队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愚蠢的，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存在。
举个例子：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戴维·罗默在15年前撰写了一篇关于橄榄球的论文，指出球队弃踢太过频繁。如果你看看那篇论文对橄榄球大联盟球队行为有何影响，那基本上是零。两年前，这些球队在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不只是四分之一。最终，巴尔的摩乌鸦队在楼上的展台上安排了一个分析师，他在那里对主教练约翰·哈博耳语。这孩子自称行为经济学家。他会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弃踢，赢的概率是40%，如果你赌一把，赢的概率是45%。
《巴伦》：你和赛琳娜 · 戈麦斯打算再拍一部电影吗？
塞勒：我很确定，我的电影生涯很短。
《巴伦》：谢谢你，理查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