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学术明星似乎史无前例地多：刘擎、项飙、薛兆丰、罗翔、戴建业、戴锦华、沈奕斐……

在 2020年 6 月，Bilibili 顺势成立知识区，主动邀请各类学者入驻，沈奕斐、戴建业、戴锦华都开设了官方账号。知识区也成为 2020 年 B 站增长最快的版块之一。

而泛知识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内容类目之一，来自快手的一份数据显示，平台 60秒以上品类视频数增长 Top5 分别是：法律、科学、财经、资讯、历史。

显然，如今的学术偶像，已经和 2000 年后《百家讲坛》式的学术明星很不相同。于丹、易中天等人所论述的多是国学、历史，甚至心灵鸡汤，与现实关系不大，而如今的学者大多需要直接回应现实，其中尤其受到追捧的是社会科学。

一个原因是，在社会转型下，人们需要通过这些学科来理解世界，解答困惑。

然而，当社科知识成为流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新现象——知识鸡汤。

为什么现在流行起知识鸡汤了？

一种流行的叙事是通过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

以前鸡汤宣扬的都是正能量，“努力就能成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现在社会学强调的是，个人是受制于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说的当然是事实，但放到每一个使用这些社会学的网民身上，知识反而常常成了另一种鸡汤。

以贫困问题为例，社会学知识会告诉人们，不应该把穷人污名化，因为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缺乏下，一个人事实上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阶级跃迁，因而贫困是一个制度性问题。

而在现在的环境下，这种说辞自然就有吸引力，因为它通过理论解释了年轻人感受到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认识到社会层面的原因之后，一个普通人就有机会把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进一步还能把自己“过不好”的责任，指向一个抽象而面目模糊的庞然大物——社会。

况且，这样指控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怎么也要比谈论具体、琐碎的周遭更有成就感。

发现没，现在在社交网络上，似乎已经形成了统一口径，面对一种现象，集体下意识地套用同一种理论去作解释。例如“异化、规训、消费社会”等等，这些词大多是在谈论一个非常抽象、宏大的对象。

它们充斥在公共议题的讨论，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无异于破罐子破摔的用法：

工作累了，就说自己被劳动“异化”了，被老板 PUA 了；

出于尊重去遵守社会规则，就是被“规训”了；

随便买点东西，就是被“消费主义”洗脑了；

任何一件坏事发生，所有置身事外的人都得集体反思，因为根据“平庸的恶”的说法，“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内部存在竞争，就是“内卷”；

追星时点了几个赞是“数据劳工”；

打开抖音、快手，就是“娱乐至死”；

男性夸异性漂亮，是“男性凝视”、“性别霸权”；

有人扎堆、聚众，就是“乌合之众”；

替弱势群体说话，就是“政治正确”；

每个动作被迅速归类，归类之后就直接可以批评了，甚至不用批判。

一方面，这些知识当然是普通人试图保持自洽的工具——“资本的压榨、阶级固化，都是系统的错”，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可以用来解释从眼下工作不顺，到人生出路的问题。它的确定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便利的坏处就是，它会形成一个舒适的、犬儒的、闭环，“我就是韭菜，这个世界非常糟糕，年轻人除了躺平没有出路”。

对现实来说，这是一场自暴自弃，但也自洽的逃离。

知识鸡汤带来了什么？

这类词语都是从学术界被引入日常生活的，它们之所以流行，反映的大概不是学术理论的繁荣，而是理解的模式化。

似乎很容易忘记，大多知识都会经过历史检验而不断更迭，也受到权力、传播等外力的干涉，但许多人却依然对它抱有信任，像对待“教科书”一样。知识被看成一项定论、一件事实，言之凿凿，形成了一种“自证正确”的东西。人们默认理论是完美的，能够 100%贴合现实。

社会学家徐贲说，教科书是一个利弊参半的发明，自此以后所有学生都得用同一本教科书，教科书才是可靠知识的标杆，换句话说，知识有了“标准答案”。

这种当代中小学学生的思维，演变到成人之后，就是对专家学者的信任：认为每个现象背后都有一个对应的“正确答案”。

于是，我们更容易找到符合理论的现实，让现实进一步“佐证”理论，变成循环论证：“因为符合理论，所以很合理”，之后越发相信这一套理论。当看到网上杠精横行时，因为事先装载了“乌合之众/观念自由市场/沉默的螺旋/民众智慧”等理论说辞，就会让人认同，这种行为就是正常的，“杠精嘛，乌合之众”。

心理学里，有个认知偏误的概念，叫“确认偏差”，指的是无论事实怎样，人们都倾向于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选取愿意相信的来相信。说白了，就是挟持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去印证自己相信的理论——这么做，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因为我们愿意这么相信。

本来作为“我”和“世界”之间的“中介”的知识，反倒因此取代了真实本身，成为更真实的东西。而那些个体细微的差别，就在这些抽象概括中，被忽略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对社会有关切的人往往更相信“世界要完了”——尽管从许多指标来说，世界都在变好，但他们并不忍心这么相信。而社交媒体对“坏信息”的癖好，也趁机散布了悲观的情绪。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个单一的解释能让世界显得更有序、更可控，对于普通人来说，它能省却“一事一议”的麻烦，用一个原因解释所有事。但是，把一种解释的要求定得太高，在层层抽象之后就容易和现实脱钩，变成一种抽象、朦胧、含括的“观念”。

比如，现在很多人热衷于把政治主张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而非一项现实的制度安排或技术手段。年轻人之间很流行的说法是，民族主义就是仇恨、排外，全球主义就是开放的。

但牛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提出，友爱是很多公共政策的前提，而全球主义实际上逃掉了社会责任。此外，保罗·科利尔也警告：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

从知识鸡汤到知识愚蠢

对概念的一种检验方式，是看这个概念能从抽象，回落到多么具体的程度。“价值上得太高”的论述，是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对应的。

好比某天在街头出现一名男子裸奔，一个蹭热点的人也许会从这事说到服装自由、羞耻的原因、男性的情欲、人类的节烈贞操史。当你对它这一切提出具体问题的时候，对方基本没有办法回应，只能把整个理论重复一遍。这类言辞通常会由一个特别单一、具体的小事说起，最后发散到整个群体，甚至整个人类。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把“爱全人类”和“爱一个人”区隔开来，他认为：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遥远某处的非人格之爱。他认为，这种笼统的爱是廉价的，因为它不仅简单，没有任何牺牲的风险，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

换句话说，当只谈论概念时，知识很容易变成语言游戏。对理论夸夸其谈的人，可能并不关心周遭的人事物，反而满足于自己的渊博、甚至博爱。

近年来许多知识分子的“倒掉”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发现，拥有知识并似乎没能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尤其当知识显得政治正确的时候，一个人拥有关涉某种道德的知识，不能直接带来“这个人是道德的”的结果。

在“周玄毅事件”后，许多人开始怀疑“女权男”这个人设是否真的存在。但说到底，一个人——无论性别，都可能挂靠着“女权主义者”的人设，熟读波伏娃、巴特勒，受到女性认同，但同时在陌生女性受到威胁时一言不发，轻叹一声拍照发到社交网络。更严重的，会在私底下物化女性、用荤段子吹嘘自己的性经验和性能力，把她们当作性猎物。这种情况下，知识仅仅只是能够标榜自己有观点、有关怀的道具。

而打着“道德”、“正确”旗号的知识，可以合理化自己，反过来也能攻击别人。

《维特根斯坦传》中，一个故事描述了这种陋习：

“他俩路过一个报摊，报摊的牌子上写着德国政府指控英国试图谋杀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道，如果那是真的他不会吃惊。马尔科姆提出异议。他说，这种行为和英国的‘民族性格’不相容，维特根斯坦生气地回答这个‘粗劣的’议论：

学习哲学还有什么用，如果它对你的全部意义，是让你能够像是有道理地谈论某些深奥的逻辑问题，等等，如果它没有改进你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没有令你在对某些危险的词汇的使用上比记者更谨慎——那种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