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0年3月20日，胡瀚森简单打包自己的重要物品，接着急匆匆地赶向班加罗尔机场。因为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宣布开展居家隔离，留给外国人回国的时间并不多。尽管疫情形势十分严峻，但是胡瀚森实在舍不得辛苦打拼的事业：自2019年开始，他就搬到印度，主导一家中国风投机构的业务。

他坦言：“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个人感觉也就两三个月，所以我就没打包太多。”超出他预期的，不光是新冠疫情，还有印度翻脸的外资政策。在他走后不到一个月，印度商业与工业部突然修改了FDI条款。严苛的投资限制，也让中国对印投资直线下降。

一、中国风投遇冷

虽然受影响的都是中国风投机构，印度并没有在政策条文上，对中国指名道姓。

查询印度商业与工业部官网可以得知，印方修改的是FDI政策的3.3.1条款。条款指出，为了防止疫情期间国内资产被“投机性抄底”，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陆地邻国的投资将变成“政府审批路径”。

这条政策并未针对特定国家，但是考虑到印度周边的经济往来，中国的投资规模显然占据第一。中方企业以往在印投资，采用“自动审批路径”，只要材料齐全，一周之内就能办理。如果采用“政府审批路径”，审批时间就变成10周起步。

但受这条政策打击最大的是印度互联网巨头。借助融资“烧钱起家”的印度外卖巨头Zomato，受到FDI限制无法获得阿里的1亿美元融资，只好选择迂回策略，与新加坡投资机构淡马锡洽谈，重新协商对应条款。

Zomato的困境，正是众多印度企业的缩影：2020年初，中国对印度公司投资从12.3亿美元暴跌到2.63亿美元。大量企业到款困难，已经影响了基础运营。

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印度独角兽公司的支持者。《福布斯》杂志2017年报道显示，2000年至2016年3月的十六年间，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印度创业公司累计投资额仅为13.5亿美元。可是从2016年3月到当年年底，投资额增长到23亿美元。2019年12月仅一个月，中国对印度初创公司注资更是超过20亿美元，与美国投资额持平。

目前，中国已经有超 20 亿美元的对印投资进入搁置状态。今年8月，来自传统行业长城汽车也作出决定，将对印10亿美元投资预算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巴西。这样的停摆，短时间内也难以结束。

印度支付企业Paytm，外卖巨头Zomato有阿里注资。腾讯则押宝在线教育巨头Byju’s。与小米关系紧密的顺为资本业务下沉，捧出来了支持印度“快手”ShareChat，印度“爱回收”Cashify和印度“唯品会”Meesho。长期以来，中国投资印度企业都是双方受益。这次遭遇监管大棒，让各家企业都摸不着头脑。

更让人感到疑惑的，是美国风投的下场“摘桃”。统计机构Tracxn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印度技术企业投资规模，已经达到72亿美元，其中美国投资规模达57亿美元，中国投资却仅有7.45亿美元。知名投资机构老虎资本，更是在今年达成了25笔交易。

某种程度而言，中方风投对印投资，遇到了“阶段性挫折”。

二、持续七年，中企深耕印度

既然投资印度会面临政策压力，为什么中国机构还能在印度持续投资七年？

在中国机构出海印度前的2010年，美国投资者就感受到了印度的发展机遇。像是红杉资本和Accel这样的投资机构不但在建立印度分部、雇佣当地员工，还针对各行人才建立了“创始人人才库”，为后来印度投资大爆发埋下根基。

如果把投资者比作施工队，打桩的是美国人，搭建大楼的就是中国人。

2013年，中国人李健在印度开办投资咨询公司Draphant。创始人大学专修印度语言文化，曾经深度参与中国企业的印度业务。公司名字也是“龙”和“象”的混合体。也正是这类投资咨询机构的诞生，吹响了中国风投出海印度的号角。

2014年，阿里和腾讯在自身业务线基础上，对印度互联网企业开展了大规模投资。

阿里投资Paytm和Zomato，以及网上超市BigBasket和物流管理公司XpressBees。实际上是把“本地业务生态链”在印度又搭了一遍。腾讯投资打车应用Ola，流媒体公司Gaana和在线旅游公司Ibibo，也带着腾讯之前的风格。表面上是对印投资，实际上是在印创业。

（外卖小哥中，橙色衣服的Swiggy是腾讯注资，红色衣服的Zomato则是阿里注资）

规模相对较小的顺为资本，则会集中具体业务：印度版“爱回收”Cashify创始人Mandeep Manocha在2018年前往爱回收考察二手电子产品业务。回印度后复制爱回收的发展策略，开设60家线下门店。仅仅花了3个月，门店全部盈利。Cashify因此赢得了顺为资本和爱回收的战略投资。

中国资本的大量下场，终于掀起了印度互联网热潮。

三、不仅投资，更是创业学长

中国投资者对印度而言，不仅是投资者，还是创业学长。欧美等国的投资机构对印度企业态度保守，更愿意选择已经成为独角兽，或者经过多次融资的公司坐享其成。像是信实、塔塔和Infosys这样的本土巨头，也看不上前期持续亏损的互联网企业。

与这些资本机构相比，中方企业往往带着成熟的发展经验来华。对于发展进入平台期的中国企业来说，印度拥有相近的人口规模，十分庞大的基层市场，甚至业务模式重合度也很高。中国资本的投资模式，更像是班主任资助班上的贫困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图为顺为资本CEO许达来）

由于这层复杂的关系，中国与印度的风投往来，已经变成了一张产业网。印度媒体公司会专门组织企业家和创业团队奔赴BAT企业，考察公司的发展模式，甚至会和中方企业高管开展会议。单纯的投资要钱远远不够，发展模式取经才是关键。

这种发展模式，很容易让人想到软银孙正义的时光机器理论：不同国家IT行业发展阶段不同。就可以在新兴市场业务发展初期，先在成熟市场开展业务，等时机成熟回归新兴市场，如同坐上时间机器，大杀四方。中国风投在印度投资七年，推出了十几家行业独角兽公司，恰恰是这个模式的最佳代表。

而印度政府的选择，却是利用FDI政策的大棒，亲手摧毁时光机器。

四、迂回退出，梦碎新兴市场

印度的政策变化，离不开知情官员的吹风。今年2月以来，印度官员也一直在对外表态中，为之前的FDI限制找到迂回空间。

2月12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国务部长帕卡什，就在政府事务回复中表示：“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世贸组织成员方的外国直接投资将继续会得到允许，这一措施与对WTO的承诺一致。”

印度财经媒体Mint关于相关政策的报道也指出，针对部分“非敏感领域”的投资，可以在股权比例低于25%的情况下进入自动审批通道。然而知情官员也指出，自动审批仅限于制造、汽车、服务及技术等领域。

除此之外，印度针对FDI的政策转型也并不轻松。印度媒体报道指出，政府可能并不会修改给出限制的FDI法案，而是发布指导意见，实际执行中放松管控。就算给出宽松的操作空间，投资审批能否通过也是未知数。

对部分投资者而言，等待天气变晴，不如添衣保暖。面对在印投资的政策阻力，腾讯就借助“债转股”的可转换债券，对印度流媒体平台Gaana投资了4000万美元。也有企业选择在新加坡开办投资公司，维持现有投资规模，规避FDI政策管制。

不过更多的投资者在印度受挫后，选择离开这处伤心地。2020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尼科技企业投资上涨55%。像是印尼叫车软件Grab，也在对本土金融公司LinkAja进行投资。像Mucho这样的社交电子商务平台，则被看作是下一个“拼多多”。

（Mucho这家公司的领英业务介绍，颇有拼多多的韵味）

面对现在的投资风向，印度精英也有自己的看法。曾为腾讯等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的律师卡拉姆·道莱特－辛格表示，“现在的竞争环境严重偏向于欧洲人和北美人。”英国雷丁大学国际商业法规教授Rajneesh Narula则表示，印度政府频繁更改FDI法规，已让整个国家的投资声誉“声名狼藉”。

胡瀚森在回国之后，工作方向也转型到了跨境电子商务。他也坦言，目前公司的投资还是处于观望状态。平时也是通过Whatsapp等软件，同印度的合作伙伴达成沟通。

时至今日，他还是没能要回班加罗尔公寓的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