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生殖科，每天要做一百多台试管手术。在这里，34岁的刘思思的身份有些许不同：单身未婚，想要冻卵。而刘思思碰到的每个女人，大都是和丈夫一起来做试管婴儿手术的。

冻卵要做的取卵手术，其实也是试管婴儿手术的第一步。区别在于冻卵取出的卵子会被放入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保存，而试管手术中取出的卵子免去了冷冻的步骤，在体外受精，进行培养和移植。

冷冻的卵子解冻后，同样需要经过与试管婴儿手术相同的步骤，这期间每增加一个步骤，都会增加卵子的损耗率。因此，在现有的成功率下，平均要冻15颗左右的卵子才能诞生一个孩子，具体数量也依个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同各有差异。

女性正常一次生理周期只能成熟一颗卵子，因此，接受冻卵手术的女性，需要打促排针，通过激素将本该淘汰的卵子催熟，在一次生理周期内尽可能多得取出卵子。但也看运气。有些人一次性取出过20几颗卵子，也有人一次只取出了七八颗。因此很多人要经历不止一次的取卵周期。

患了巧克力囊肿的刘思思卵巢功能减退，促排针可能也起不到很大作用，医生建议她这次先不打促排针，只取出自然成熟的一颗卵子。等待卵子成熟的过程是缓慢的。六月份经期结束，刘思思隔三差五就需要去医院一趟。

杭州闷热潮湿，她时常要请半天假，到生殖科门诊做B超监测卵泡的大小。时间和耐心在一条条长队中消耗，希望又随着卵泡的成长而燃起。她看着卵泡从6毫米，一点点变成90毫米，达到了可以进行取卵手术的标准。

2019年，家住广州的蔡心弦选择去香港冻卵。她是一家快消品公司的主管，管理一个小团队，年薪百万。购买香港一家私人医院的冻卵服务，对她来说，如同购买一份生育保险。她把这当作即将到来的三十岁的生日礼物，她很明确自己要生育，也笃定不要在35岁之前。

广州和香港离得近，头三个礼拜的周末，蔡心弦往返于两地，问诊咨询、检查开单、取药换药。私人医院良好的氛围和友善的服务下，一切进行得快速而顺利。最后一周，她请了假住在香港，每天去医院监测卵泡的大小，在促排针的作用下，同时有20颗卵子在她体内逐渐成熟，她形容就像生理期前的腹胀感觉以20倍放大。

金钱可以省去很多烦恼，但一些环节蔡心弦还是必须经历，比如她需要自己打促排针。医院将药物提前配备到针管中，蔡心弦需要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注射进体内，左右卵巢各一针。第一次在家里拿起粗而长的针头，蔡心弦迟迟下不下去手。她尖叫着将针管捅向肚子，又在最后关头紧急刹车。

室友见证了蔡心弦从决定冻卵到奔赴香港的全过程，她帮蔡心弦录制第一次打针的视频。看到蔡心弦的迟疑，室友对着她喊：“为了孩子！”听到“孩子”，蔡心弦瞬间感觉有了力量，她也大喊着“为了孩子！”一狠心，将针头捅进了肚子，慢慢将促排药推进了体内。

取卵手术前一天，刘思思住进了病房。隔壁床的女生25岁，已经是第二次进行试管婴儿手术了。上一次，试管前期很顺利，可惜胎儿在五个月时流产。同病房的另一个女生和刘思思差不多大，但她已经有了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这是第二次来吃试管婴儿的苦头。

她们是取卵手术的过来人了，都对刘思思说，取卵是最为简单的一步，更艰难的远在后边。

刘思思的取卵手术进行得很快，她听从了同病房女性的建议，没有打麻药。取出一颗卵子的过程不过两分钟。“这颗卵子没有成熟。”几分钟后医生宣告第一次尝试失败。刘思思泄了气，这意味着一切流程还得从头来过。

单身女性，受限的冻卵自由

在内地，单身女性想成功冻卵，路途并不通畅。

2021年7月，刘思思能够在生殖科冻卵，是因为此前巧克力囊肿确认复发，病情可能会影响未来生育，才在医生的建议和批准下，按医院规定得以以单身的身份冻卵。

巧克力囊肿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常见症状为持久而深度的痛经，会减退患者卵巢功能，影响生育。发现身体里的巧克力囊肿之前，刘思思没有遭受太多次痛经之苦，但医生评估，她体内的巧克力囊肿已经达到不得不切除的标准。

巧克力囊肿容易复发，只要女性还来月经，就无法摆脱复发风险。虽是不直接致命的良性疾病，因其高复发的特性，这个名字仍得到了“不死的癌症”的别名。

距离上一次切除手术不到三年，刘思思又坐到了同一位妇科医师面前。这次，除了常规的治疗外，医生开始担忧起刘思思的生育状况。从检查报告上看，刘思思的卵巢功能已经低于正常值，而且在走下坡路。

“去生殖科咨询冻卵。”刘思思的医生这么建议她。

“冻卵？”

三年前的囊肿切除手术后，刘思思的脑子里就冒出过这个念头。她很喜欢小孩，一直想要个自己的孩子，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冻卵的想法冒了出来，又很快被她掐灭——在她的印象中，国内单身女性不被允许冻卵，去国外冻卵，自己又负担不起，因此这个想法搁置了。

不过这次，医生告诉她，由于她所患的巧克力囊肿会影响生育功能，加上她的生育能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医院根据规定可以为单身的她提供冻卵服务。刘思思决定抓住机会，从妇产科转到生殖科。

1996年，浙大妇院诞生了全省第一例试管婴儿，现在，这所医院的生殖科每天有几百对求子的夫妻排队。他们从全省的各个县市赶过来，有些租住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一住就是一个月，相当于一次取卵的周期、一次女性的生理期周期。候诊区散落着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小卡片，人和人谈论的话题总是提及还未到来的孩子。

刘思思通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鉴定：大龄单身、有生育需求但患有影响生育的相关疾病，被判定具备在国内冻卵的资格。

同为单身女性，身体功能健全的徐枣枣，冻卵需求遭到了院方坚决拒绝。

2018年12月，时年30岁的徐枣枣正值事业上升期，她想通过冻卵来延后是否要生育的决定时间，因而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生殖科求诊。

生殖科门诊挤满了要做试管婴儿的女性，徐枣枣耳边充斥着焦灼的语句。轮到她时，她直接表明自己要冻卵，医生照例询问她的个人状况，当听到“单身”时，医生才抬头认真地看了她一眼。徐枣枣知道，真正的谈话开始了。

女医生态度温和，但明确地告诉徐枣枣，在现有规定下，医院不能给单身女性冻卵。

“这合理吗？”“您如何看待这个规定？”“还有什么其他冻卵的途径？”面对徐枣枣的一连串追问，女医生保持温柔的语气坚定地拒绝她：医院不能给她冻卵，建议她自然怀孕。她用手指在徐枣枣的检查单上点出几项数据，告诉徐枣枣，她现在各项指标都很好，觉得徐枣枣应该趁当时快点生育，事业可以先放一放。

医生立场坚定地拒绝着徐枣枣。但在她的行为身后，真正阻拦徐枣枣冻卵的，是由原卫生部于2001年发布、2003年修订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其中明文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这几行字堵住了徐枣枣，也堵住了国内许多单身女性冻卵的可能。

走出医院，徐枣枣心里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她花费一个下午，挂了六十元的专家号，做了一通检查，只得到了一些看似友善的人生建议。

把医院告上法庭

冻卵被拒后，徐枣枣再也没有走进过医院的生殖科。她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告上了法庭。现在在网上搜索冻卵，徐枣枣是绕不开的名字，她成了国内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的当事人。

2020年3月，一次与律师朋友的谈话中，徐枣枣了解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只是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现有的法律中，没有任何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条例。法无禁止即可为，看似无法逾越的《规范》原来只对医疗单位有约束，却不能约束作为个体的女性行使自己的生育权。徐枣枣的无名之火找到了出口，她决定将医院告上法庭，为自己，也为像她这样的单身女性打开一个口子。

受理此案的朝阳区人民法院离医院只有五分钟路程，徐枣枣和她的律师经过半年多的材料准备和两次立案失败，在2019年9月以侵害一般人格权为案由提起诉讼。同年12月23日，该案一审开庭。

代表医院出庭的是生殖科主任。在庭前会议中，她向徐枣枣表示了理解，身为女性，她理解单身女性冻卵的诉求。但作为医院，她坦承如果实施冻卵手术，可能会面临无法继续经营的风险。

第一次开庭，除了《规范》本身，医院的代理律师将辩论重点放在了冻卵对于女性的身体伤害上。医院认为取卵属于有创手术，手术需要进行麻醉，提出不让单身女性冻卵是在保护女性。

庭审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法官以该案涉及较多医疗法律政策、伦理以及冻卵技术问题为由休庭。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等待，疫情之下，本以为三个月就能再次开庭的徐枣枣等待了一年零九个月，在2021年9月17日迎来了第二次开庭。

这次，徐枣枣请了两位专家证人，一位是性别与法律专家、中华女子学院退休教授刘明辉，另一位是医学伦理专家。两位专家和徐枣枣的代理律师从法律和医学角度论述了单身女性冻卵的合理性。包括允许单身男性冻精却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涉及性别歧视；已婚女性和单身女性的区别对待涉及身份歧视；冻卵的女性可以在知情同意原则下签署风险协议自担风险；三胎政策下陈旧的《规定》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改变等等。

徐枣枣依据当年的检查报告，提交了一份本人适合冻卵的权威医学鉴定报告。当天下午，庭审开始，徐枣枣看到法庭上清一色全是女性，包括法官。徐枣枣感觉这就像一个全女子天团，她们一起将单身女性冻卵的议题提到了法庭层面。

庭审中，医院将冻卵分为了三个步骤：取卵、冻卵，最后一个步骤为“高龄生育”。他们认为取卵环节对女性身体伤害大，冻卵环节技术还不成熟，并且徐枣枣现在冻卵，势必会导致高龄生育，损害母婴健康。就算孩子健康出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单亲家庭的孩子易受社会歧视，单亲家庭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弱；母子年龄差距过大，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这怎么说的出口。”徐枣枣感到荒谬，心想对方已经拿不出什么实质证据，只能在法庭上大谈与议题本身不甚相关的内容。

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对方律师直接论断冻卵等同于高龄妊娠，徐枣枣现在冻卵，等同于自残、自杀。听到这样的人身攻击，徐枣枣一度情绪激动，她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哽咽着说：“三年对一个有生育意愿的女性来说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这三年没有白等，我相信中国单身有冻卵意愿的女性的声音今天被听到了，并且会被尊重。”

从30岁到33岁，三年的等待本已消磨掉了徐枣枣的斗志。但对方律师的荒谬理由和人身攻击又点燃了徐枣枣的愤怒，让她有了继续战斗的动力。

生育力曲线

每个去做冻卵的女性，脑子都有一张生育力曲线图，青春期之后生育力曲线上扬，然后在35岁迎来断崖式下跌。在国内，35岁以后进医院生孩子，都算是高龄产妇。

留给徐枣枣的最佳冻卵时间不多了。她不是没考虑过在国外冻卵，也加过一些做海外冻卵的中介咨询。去美国需要花费二十万左右，是在国内冻卵费用的十倍。泰国和香港花费相对较低，但也要十万人民币左右。她负担不起。

出于好奇，徐枣枣添加过散落在生殖科的小卡片上的微信。了解后，她不敢设想自己的卵子落入灰色产业的后果，更觉得必须要正规的医院和有力的监管。那么最好的结果就是在国内冻上卵，省事省钱，安全和监管又有保障。两万多的冻卵钱，她拿出来打官司，赌一个冻卵的机会。

蔡心弦现在每年为她在香港的卵子付一万港币做保管费。她很庆幸自己在疫情到来之前完成了冻卵。陆续有一些朋友找她咨询冻卵的事宜，她们为反复的疫情和逐年增长的年龄感到焦虑。出国冻卵从一件单纯昂贵的事，变成一件难上加难的事。

冻卵之后，蔡心弦整个人轻松了很多。29岁选择冻卵的时候，她将30岁看作是一个截止日期，初老的开始。两年后她已迈过了三十大关，却不再为年龄感到焦虑。不需要在事业与生育之间做出抉择，让她自由了许多。她辞去了百万年薪的工作，将所有积蓄都投入到自己设想已久的创业项目中，想博一个财富自由和时间自由的未来。

刘思思需要持续与巧克力囊肿作对，她的生育力已经下滑，自然受孕的概率很低。经过了一轮失败的冻卵手术，她想结婚的心更强烈了。三十岁走上相亲路，她对另一半的要求逐年降低。现在她的想法是找个过得去的就行了，合适就结婚，怀不上就去生殖科做试管婴儿手术，重点是要个孩子。

庭审结果还未公布，徐枣枣在等待一个好消息。如果胜诉，医院将支付诉讼费用，并为她提供冻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