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太平洋时间2011年10月5日下午3时，苹果公司的创始人、程序员、禅宗修炼者、科技艺术家史蒂夫·乔布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他传奇而跌宕的人生在那座被橙色和黄色的落叶笼罩的私人别墅里谢幕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的序幕正在拉启。

那是一个被乔布斯亲手创造的iPhone及其出色或拙劣的效仿者形塑的“智能手机”所主宰的时代。人们显露或隐秘的欲望化身为数据，浸润了每一部易于携带且功能强大的智能设备，将每一个人的身份、物质与精神世界映射在几何级蔓延的互联网上，施以黑盒子一样密不透风的算法魔咒，放大着人类的欢乐与哀伤，挑动着人类的物欲与情欲，刺激着人类的潮水般的博爱与仇恨，让人类更便捷地生活、更辛苦地劳作和更放肆地哗众取宠……贝索斯、扎克伯格、拉里·佩奇、马斯克、马云、马化腾、王兴、张一鸣和雷军们，都是乔布斯遗产的继承者。

当光阴时而沉缓时而激越地流淌了10年之后，我们可能真的意识到：乔布斯的幽灵，那个执拗的幽灵，终究是离这个世界远去了。眼下的这个时代，也许是乔布斯原本无意于开启的。

1977年的史蒂夫·乔布斯

乔布斯不是一个科技主义信徒，而是一个科技艺术家。

毋庸置疑，乔布斯是苹果大多数传世惊艳的产品的实际设计者和创造者，他自己动手设计苹果的历代产品——无论是早期的Mcintosh，还是他复归苹果之后的惊世之作iMac系列，再到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iPod、iPhone和iPad，他创作它们的过程，像是米开朗琪罗在雕琢大卫、摩西和维纳斯；也像是八大山人给那只孤禽添上的那一笔看似随意、实则令人醍醐灌顶的白眼；更像是盯着一张白纸，就看见蝌蚪一样的音符在五线谱上的来回跃动。它充斥着突然而至的灵感，闪现的古怪的直觉，审慎的色泽、材质和工艺的权衡，不妥协的对极致之美的渴求，以及必要的对欲望的节制。

卓越的艺术家是疯狂的，也是理智的，疯狂来自灵感和对美的追求，理智则来自交付作品的诚意。当然，对科技与艺术浑然一体的苛求并没有阻止乔布斯成为一名天赋极高的商人——他有着对“艺术品”极其敏锐和精准的成本控制和定价能力，知道该如何把它们推向市场。

在第一代iPhone问世直至乔布斯逝世5年左右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苹果开启了人们对“科技美学”的无尽探讨。在iPhone诞生之前，从来没有那么多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者热衷于探讨一款电子设备外观的棱角、弧度的美感、摄像头的形状和散热孔的布列，更没有人有机会深究一款软件图标的饱满度、拟物化的浮雕感和上手时的简约快乐。乔布斯曾经多次在一场场被欢呼和惊叹打断的产品发布会结尾，默默地放出那张“科技”与“人文”交汇的十字路口的幻灯片，无疑，他是适合站在那个路口的人。

在乔布斯逝世后的若干年，无数的消费电子设计者挤到了那个“十字路口”上，左手科技，右手人文——他们口中的“科技”变成了人工智能高清成像和显微镜般的摄像头，“人文”则化身成一组组全球网红遍世界风光名胜打卡的豪华摄影大片。

在乔布斯逝世前，智能手机的摄像术还远未像今天这么登峰造极。而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苹果人工智能的第一个作品——语音助手Siri刚刚在iPhone 4S的发布会上问世。当然，乔布斯更无从预见算法在智能手机上的滥觞最终席卷了多少居心叵测的沉迷、欲望、偏见和仇恨。这让我们也许无从探知乔布斯对科技的无穷尽进步的本真态度，以及他对科技的潮涌最终冲垮人文的堤坝的危险有何预见。但是，我们也许能从苹果公司时至今日一些仍然显得执拗的行为上或多或少地探知一些乔布斯的“初心”：

苹果至今仍然拒绝为iPhone添置更高像素的摄像头，更拒绝用“AI成像”的方式帮助使用者过度美化拍摄出来的照片。苹果制定了更严格的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制止更多掌握着算法黑盒的企业——比如Google、Facebook和Twitter——通过窥探用户行为的方式推送无节制的偏见信息和广告，就像乔布斯在2010年对Facebook的警告：我们要让用户知道你们在追踪他们。

乔布斯不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圣人，他创造的是当下。

时光蜿蜒流淌了10年，信息世界的基本形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改变，乔布斯重新发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强大了——这似乎坐实了乔布斯在人类信息技术史上的圣杯地位：他预见了一个未来，并且开创了这个未来。

这真的是一个完美得一厢情愿的误解。乔布斯从来没预言过他身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甚至没预言过iPhone和iPad的市场地位。我们在关于乔布斯的浩如烟海的传记和影像资料中，找不到什么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就连他的朋友、令人尊敬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年轻时发出的“要让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台个人电脑”的关于未来的誓言，乔布斯也未曾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创造了未来的人却几乎不谈论未来，甚至很少谈论梦想——以至于1997年乔布斯亲自配音的那段苹果广告《不同凡想》和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那段留下“Stay Hungry，Stay Foolish”名句的经典演讲，成了人们可以窥见乔布斯内心世界的稀罕断章。

乔布斯创造一切的基石，不是星辰大海的未来，而是残缺和不完美的当下，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好奇和热爱。因为对鲍勃·迪伦、披头士和U2乐队的喜爱，加上对第一代索尼Walkman随身听的迷恋，乔布斯创造了另一个形态的数字音乐产品iPod，又创造了与iPod共生的软件iTunes，让音乐告别了唱片和磁带，用数字的方式售卖，拯救并重新改造了唱片业——他并不知道iPhone一定会诞生，更不具备iTunes未来会变成App Store的第六感。来自苹果和三星专利资料显示一个未经充分证实的传言是：iPad在苹果内部的开发时间要早于iPhone，因为乔布斯对电脑现状的不满比起他对手机的不满更早且强烈——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苹果其实一直是一家电脑公司。

从iPod、iPhone到iPad，从iTunes到App Store，乔布斯下的从来都不是一盘大棋。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抱怨者，一个执拗热烈的手工匠，一个神魂颠倒的发明家，一个破茧成蝶的设计师。当每一款硬件和每一套软件都被重新设计甚至重新发明一遍之后，被称作“生态系统”的东西似乎出现了。

一个专注沉浸在当下的迷茫、残缺和再创作过程中的创造者，不可能是个预见未来的圣人。乔布斯对他兴趣之外的世界是无动于衷的，对做万众瞩目的创新布道师更是兴趣阙如。他说他对创新没有兴趣，只在乎伟大的产品。而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是硬件、软件、禅宗、好看的建筑、德国和日本生产的工业品、以及动画和音乐。

我们无从预知如果乔布斯多活20年的话，他对比特币、太空飞船、自动驾驶甚至元宇宙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会不会萌生新的兴趣。我们也无从预知如果乔布斯多活20年的话，苹果的下一款里程碑产品会不会是智能汽车，苹果该如何重新创造一款汽车。我们更无从预知如果乔布斯多活20年的话，他对硅谷乃至全世界纷至沓来的、用不完美甚至bug层出不穷的硬件和软件讲述着人类未来美好前景的新晋大佬会如何看待。那些拿人类未来的可能性做科技实验的创新新贵们，会不会也稍微克制一点。

乔布斯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安静的人。

至少，在乔布斯的生前，人们还是能清晰地感知到他明确讨厌的一些事：他讨厌无孔不入的网络广告，痛恨喧嚣的社交媒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社交网络已经开始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整个互联网，而iPhone的发明毫无疑问助长了社交网络的藤蔓孳生的速度。乔布斯对此是充满警惕的，因此在2010年对Facebook试图无节制地追踪用户隐私的行径公开地发出了警告。除此之外，他本人始终与社交网络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苹果公司受其影响，直至他去世的6年之后，才开始在Instagram上认真运营起第一个社交媒体账号。

不妨假设一个问题：如果当年乔布斯开设了自己的Twitter账号，偶尔在上面发布只言片语的观点、态度甚至表情，谈论一下苹果的产品，调侃一两句Google和微软这样的同行，那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又会在多大程度上为苹果的股价和产品销量获利？要知道，10年前的今天乔布斯逝世的消息传出的那个下午，Twitter上超过15%的信息是关于他的。今天最擅长使用Twitter呼风唤雨，操纵虚拟货币价格、吹嘘自家新能源汽车和太空试验的科技新贵也望尘莫及。只不过，乔布斯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

苹果曾经最出色的设计师、乔布斯亲密的合作伙伴乔纳森·艾维在怀念乔布斯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回忆他们最日常的相处模式：“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十五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吃午饭，下午在设计工作室的圣地度过。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创造力和最快乐的时光”。

更多的资料也还原着一个安静的、沉思的乔布斯：除了在设计工作室里思考和讨论着如何创造产品，乔布斯的其它时间基本在家里的办公室度过，或者与非常有限的朋友交谈。他一年到头都是那身日后被无数人模仿的羊绒衫和牛仔裤，甚至每顿饭都吃同样的蔬菜。早年对印度禅宗的迷恋和修行使他有禁欲主义倾向，也形塑了他朴素的思考和行动方式。

这种朴素的思考和行动力，被艾维形容为“独特而美丽的清晰度”。艾维说：“除了他的想法和远见之外，我还想念他给混乱带来秩序的洞察力。这与他传奇般的沟通能力无关，而与他对简单、真实和纯洁的痴迷有关。最终，我相信这说明了驱动他的潜在动机。他没有被金钱或权力分心，而是被迫切实表达他对我们物种的爱与欣赏。他真的相信，通过创造一些有用的、强大的和美丽的东西，我们表达了我们对人类的爱”。

这是一种安静的力量、一种人文的力量，一种克制的力量。

因为这种力量，以至于当10年后的科技新贵交着好莱坞的艳星女友，用社交网络操纵着虚拟货币的价格，在脱口秀节目上放飞自我，用一己刻意营造的“明星人设”撑着新能源汽车、太空飞船和无线卫星网络三个“人类未来的希望”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由衷地怀疑他的真诚，以及他“改变世界”的动机。

因为这种力量，当我们听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机器人、自动驾驶、无人机、太空飞船和元宇宙等等概念和现实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打消一些技术乐观主义的情绪，重新审视它们与我们的关系，它们是否能让我们变成更好的我们，它们会不会让弄丢了我们。

因为这种力量，当我们看到算法和数据以“人工智能”的名义掌控了更多人的心智，让消费者更冲动，让阅读者更愤怒，让商人更贪婪，让劳动者更胆战心惊，让不同群体的人们更互相仇恨与对立，让同一群体的人们更封闭自守的时候，我们少不得重新思考：如果乔布斯看到了他无意打开的魔盒里跑出了科技屠龙术，他该怎么关掉它？

我们不应该向乔布斯要这个答案。毕竟那个执拗的幽灵已经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