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对游戏、电影、电视、戏剧的消费已经成为主流，而好故事是这些艺术形式首要的灵感来源。在故事稀缺的年代，追问什么是好故事？如何讲述好故事？仍有其现实意义。
《故事会》曾是中国卖得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在网上搜索《故事会》，很多70、80后对其中的故事记忆犹新。不同于其他文学刊物，《故事会》的文章大多来自民间，它将坊间流传的悬疑、惊悚与爱情故事搬上纸面，读者从农民、工人到学生、知识分子，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杂志。
9月，我们的记者前往《故事会》编辑部，除了想探究一本老刊在网络时代的遭遇和转型，我们也好奇，《故事会》如何生产故事？这本杂志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故事会》的黄金时代已是历史，但讲故事是一则古老而永恒的命题。正如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所写，“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
一、“没想到《故事会》还活着”
知乎上有个热门问题：《故事会》中让你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什么？下面有2487个回答，浏览量过亿。有人写下几句模糊的情节，一个没人管的小孩，他只能去吃生的螺蛳，最后脖子里都是寄生虫，被人一巴掌把脑袋打了下来。“现在看到有人吃螺蛳，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有人留言。
还有一个恐怖故事。在一个小宝宝的周岁宴上，小宝宝抓周时抓了书和笔，亲友们夸赞他前途无量，爸爸一高兴把小宝宝举了起来，天花板上的吊扇一下就把小宝宝脑袋绞掉了。有网友写下自己的心理阴影，“至今坚决反对家里装吊扇。”
周元是80后，在上海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做程序员，是《故事会》的铁杆读者。他爱看早年《故事会》上的中篇故事，时常把这些故事分享到贴吧、论坛上，网友取了一个专有名称，“BH故事”，讲的是血淋淋的现实生活，重男轻女、逼婚逼嫁、买卖人口，恶霸村霸等社会的阴暗面。周元很震撼，“作者是不是一边写一边锤着桌子，怎么每篇都能激起读者的怒火。”
周元收藏的《故事会》合订本 图/周元
《故事会》在互联网上破圈，或是因为一张网红凤姐看《故事会》的图片，“低俗”和“狗血”成为这本杂志被反复诟病的说法，还有一句网络流行语，“这事太离谱，《故事会》都不敢这么编”。
“这么说吧。在现实中，如果你跟别人说你喜欢看《故事会》，人家就会觉得你不行，很幼稚，很low。”周元说。他身边很多人说起这本杂志，总当个笑话讲，说凤姐也爱看《故事会》，“感觉这本杂志是不正常人看的。”
《故事会》曾是中国卖得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1985年，《故事会》曾卖出单期760万册的销量，在2000年前保持着单期平均300万册的销量。1995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故事会》办出了一本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杂志。”
今年71岁的何承伟曾任《故事会》主编，1974年进入《故事会》工作，他见证了《故事会》最流行的年代。
他说，90年代，每月杂志印好出厂那天，印刷厂门口，八十辆卡车整装待发，一同运往各地的报刊亭和车站，否则各地之间要打架。在报刊亭，《故事会》肯定是卖得最快的。《故事会》一度被称为“农民工返乡必备杂志”。1999年，作家莫言曾给编辑部寄来信件，写道，“《故事会》的400万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即便是雅人，在火车上轮船上也不会拒绝《故事会》这种刊物。”何承伟说，《故事会》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民间底色。
地摊和走街串巷的流动摊位上，甚至出现了盗版的《故事会》。摆在菜刀、镜子、指甲剪旁，没有刊号的《故事会》，比正版更厚，内页用的是一捻就碎的草纸，翻开有整页的“监听器”“迷幻药”“麻醉枪”广告，印刷模糊，有时一句话有两三个错别字，还增加了许多惊悚和色情故事，充斥着“性与暴力”。
如今，《故事会》却几乎“消失”在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怀旧的留言里，总有读者感叹“《故事会》没以前好看了，失去了灵魂 ”。我在搜索时弹出一篇文章，标题是“没想到《故事会》还活着”。
今年9月，在上海绍兴路74号《故事会》编辑部，我见到了前主编何承伟，他头发灰白，戴着白色棒球帽，一身运动服。他说话中气十足：“我们去外面，人家好奇怪哦，整个文化界都觉得你们是低档次的，但搞故事的人就老是自信心满满，对故事非常热爱。”
现在，《故事会》的编辑部年龄跨度很大，71岁的老编辑和24岁的年轻编辑出现在同一本杂志上。1997年出生的赵俊斐是编辑部唯一的90后，她小时候去亲戚家，总爱翻炕头上的《故事会》，而到了更年轻的一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本杂志。
71岁的姚自豪是个老编辑，退休后返聘回来做稿件的终审。姚自豪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看不了稿，大多数时间，他安静地坐在工位上。从背影看，他的身形瘦削，腰背略微佝偻，这是长期伏案工作留下的后遗症。姚自豪在公社当过多年的故事员，他在田间地头讲故事，最常讲《林海雪原》和《铁道游击队》。
1978年，姚自豪28岁，在上海金山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他与同事创作了长篇故事《特殊身份的警官》，这篇故事连载后，非常轰动，合集成册再版了八次，还有连环画版本，被排成话剧、广播剧，1982年还拍成了宽荧幕电影。
姚自豪
时代在变化，老编辑们也在适应年轻人的写作。年轻人的写作更轻盈也更有趣。有一篇故事写道，“蜘蛛精从肚脐处抽出一根闪着银光的粗粉条。”送审上去，编辑部笑翻了。现在的故事里出现了许多姚自豪没听过的职业，像是做直播的主播，还有网络用词，比如“拍一拍”，他需要查一下才能理解。为了了解年轻人在看什么故事，姚自豪的手机安装了今日头条，他说，变化太快了，“前两天是美食视频，今天主播在卖翡翠。”
在编辑部，姚自豪还保持在追剧的第一线，尤其喜欢《甄嬛传》，最近他在看《扫黑风暴》。
二、好故事的方法论
为什么当年《故事会》那么受欢迎？在《故事会》的编辑部，有一套关于好故事的方法论。吕佳是《故事会》红版的副主编，今年41岁。2004年，《故事会》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人们习惯按照封面红绿色来区分上半月刊。她说，写故事时，对面一定要有一个听故事的人，他可以是心里的一个听众，也可以是身边的家人朋友，你讲着讲着，他说我要去烧饭了，那你的故事肯定不行，要改了。
故事的灵魂和根是口头文学。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草丛中奔跑，头上有汗滴下来，他回头看......”吕佳和我举例，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起初，她习惯用写剧本的方式，先“开场面”。老编辑告诉她，开头不要这样写。《故事会》的读者经常是在嘈杂的环境中阅读，比如火车上、地铁里，甚至是路边，他可能是个摊贩，手里拿着一本《故事会》，他一边翻看，还要顾着生意，留意城管。老编辑说：“在哪里，有一个什么人，有一个什么事。这一句交代完，接下来就是你的故事。”节奏不能拖，故事抓不抓人就看第二句了。
于是，吕佳换了一个讲法，“张三是一个逃犯，今天他趁一个机会逃了出来。”这是个标准的故事开头。她说，《故事会》上的故事一定是能讲出来的，如果把口头文学的要求放弃了，它就不是《故事会》了。
编辑的日常
从80年代开始，《故事会》每年都会举办笔会。笔会一般开一周，由《故事会》报销路费，作者们都很积极，坐绿皮火车去，到了站就有车来接，车上还准备了一大包吃的，水果罐头、榨菜和零食，有的作者舍不得吃，留着带回家给孩子。笔会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去年疫情后才改为线上开会。
新编辑来面试时，总带着书生气。何承伟会问，你有没有想象过，以后要面对的作者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不是西装革履的、文绉绉的形象，而是抽着烟的、穿着拖鞋的人，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写故事的人。”
故事会的作者都不是专业作家，几乎都来自民间。在给《故事会》投稿之前，他们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1987年，编辑部去浙江普陀山开笔会，来了三十多位作者，他们在文化馆、剧团和学校工作，也有农民和工人。何承伟建议他们，“要写最熟悉的生活”。
笔会上有一位来自广东的作者，他讲生活里接触的飞机上、豪宅里的故事，讲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就写这些。作者崔陟写他六年的知青生活，他也写戏里的故事，他小时候爱看戏，常听京剧、相声。他只写悲剧故事。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写作一定要通过一种悲剧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很喜欢听别人的意见，大家知无不言，都很热情，当然自己得做主。”崔陟说，讨论完，每人拿着稿纸到房间里修改，改好后给编辑看，如果还不行就回房接着再改。每天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有四五个人聚在一起聊天。
笔会散场，带着故事来的作者又带着一肚子听来的故事返程。通信的年代，信件走得慢，人也难得一聚，因此格外珍惜。“这里有一群热爱故事、志同道合的笔友。”作者崔陟说，“大家都有这么一种信念，相信来年还能聚，也就愿意把故事写下去。”
在那次笔会上，最令人唏嘘的故事来自龙江河。龙江河是江西人，在县文化馆工作。他说，那是个很“畅快”的工作，每周都能下乡，骑一辆自行车，在县城周边转，和各种人聊天，他随身带一个本子，听到有意思的事，就记下来。但这么多好故事，龙江河找不到人倾诉，“你跟人家讲，人家不听也不理解。”他写信给《故事会》的编辑。一封信去，一封信来，每月通三四封信，聊故事的构思，聊写作，也聊生活，编辑的回信里总是满满一篇的修改意见。
他讲了一个深埋心底多年的故事——
70年代初，一个亲戚家的女孩孤身来县城求助他，说自己被强奸了。他带着女孩去了公安局，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农村家长里短的事情很容易传开，更不用说这样的风流事，女孩的名声毁了，流言不堪入耳。很多年后，龙江河再见到那个女孩，她结婚，生了孩子，但精神状态不太好。龙江河说：“虽然她表面上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在我印象里，她的日子不好过。”
崔陟几人听完很是唏嘘，有人提到身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因为涉世太浅，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男女关系，或者不幸遭遇强奸，她的工作、婚姻都会很艰难。他们鼓励龙江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在龙江河的笔下，家暴、流言反复伤害着这个女孩，最终她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她抱着一张想象出来的爱人画像自杀了”。题目叫《山村风流事》，他说：“这样的事情，在偏僻山村被当作风流韵事，所以反其意而用之，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
开头是这样写的：“赣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有个小村庄，叫做苦竹坳。村里有个李石匠，长得牛高马大，肥头大耳，一脸的滚刀肉，像个屠夫，脾气又暴烈。都三十四五了，媳妇还不知道在东南西北哪只角。这天，他扛着一张镢头上山…...只见一个俏模俏样的姑娘，浑身一丝不挂地仰卧在草地上，两眼紧闭，好像是睡着了。她身旁还放着一张没画完的铅笔风景画。”
后来编辑部集册出版时，这篇故事题目改成了《靓女风流事》。
三、从“地摊文学”到“严肃文学”
《故事会》创刊于1963年，卷首写道：“《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它方面。”
“文革”期间，《故事会》改名为《革命故事会》。1974年，何承伟跟着老编辑去上海各个区县文化馆组稿，刊登的多是革命故事，说教成分很重，成摞的杂志堆在办公室的墙角，少有人翻阅。
直到1979年，《故事会》才拿掉了“革命”二字。
“文革”后，《故事会》刊登了大量民间故事。编辑部四处打听“爱吹牛”的人，把他们说的故事录下来整理发表。何承伟记得，有一次听人讲了三个下午，听了二十多个故事，那人几乎掏空了肚子里的存货。其中一个外国恐怖故事，何承伟听完就一口气写了下来。故事发生在西欧三星岛上，有一幢别墅，没人能平安地在别墅里度过一夜，一位老板贴出告示，谁敢上岛度过一夜，便能获得一万美金。一个水手上了岛，半夜12点，房间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这篇《恐怖的脚步声》打响了《故事会》上恐怖故事的名气，至今还有网友回忆，“小时候看完，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去厕所。”
《故事会》上还刊登了许多“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作品，纯文学杂志不屑于登的手抄本故事，《故事会》敢登 ，以前只能偷偷传阅的悬疑、恐怖和爱情故事被搬上了台面，有的故事还带有色情内容。
但这类故事刊登得多了，就给《故事会》打上了“低俗”“地摊文学”的标签，批评的来信不比几麻袋的投稿少。“就是俗，低俗。还有说插画画面很恐怖，很恶心。”夏一鸣是《故事会》的现任主编，他说，这离不开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风尚，同时期的文学刊物也刊登了惊悚和猎奇题材的文章，例如80年代初，《译林》杂志刊登过一篇《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轰动。“在文化稀缺的时代，人们有这方面知识的渴求”。
编辑部里也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一些故事文字比较粗糙，编的痕迹太重，单纯为了吸引眼球 。”他们认为，不能只刊登茶水风波类的故事，而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我们要做的是口头文学，故事不能越编越荒唐，更不能低俗。”何承伟也意识到，这本杂志在社会上是个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不清楚。他对《故事会》的期待是，“它应该能教读者怎么做人。”
夏一鸣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专业，也读过许多外国经典文学。1991年进编辑部，这是相当不错的工作选择，福利好，有编制和户口，还能分房。
夏一鸣
对于文学，夏一鸣有自己的趣味和格调。他认为，时代变化了，农村也不再都是一穷二白。他会刻意减少农村叙事，而把城市的故事加入进来 。他负责“外国文学故事鉴赏”栏目，找来一些冷门的文学作品改写成故事，再放上一两个外国幽默故事。
编辑部的改变读者是有感知的。夏一鸣回忆，1991年底，读者投票选出印象最深刻的几篇故事，票数最多的是一篇《医院里的枪声》，讲的是妻子重病，当警察的丈夫在外执行任务，手术费没交上，医院不给动手术，最后丈夫赶回来，把枪往医生的桌子上一拍，作为抵押。“故事不回避矛盾，不回避现实，不回避冲突。这是很珍贵的。”夏一鸣说。
1998年，夏一鸣主持“名人讲故事”栏目，邀请作家写故事。反对的声音不少，“《故事会》不是讲老百姓的故事吗？”“名家写的故事也有不精彩的”。但夏一鸣说，这在当时是很现实的考量，“有名家参与那就不一样了 ，名家本身自带流量， 有的作品后面影响不得了，还被收到教材里面去了。”
四、老刊的转型
《故事会》的困境是一点点出现的。
夏一鸣说，2010年前，杂志的问题掩盖在冰山下，水面上是“好看的发行量和逐年增加的广告收入”。《故事会》杂志广告收入每年最高能到1500万。
很快广告断崖式下跌，2015年，杂志上没有了广告投放。而全国范围内报刊亭的关停，直接切断了《故事会》的零售渠道，发行量暴跌。过去《故事会》的九成发行量来自车站与报刊亭。
何承伟回头看，这场困局是必然的。一位老编辑也形容，如果把《故事会》比作一个人，“它没有活力，每年都从零开始，拼命养活自己，而且受制于体制，没有自主性，一下被互联网冲得支离破碎。”
编辑部也很快意识到，读者断层了。编辑部接到过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女声，劈头盖脸一顿骂：“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那种笑话都登得出来，狗屁不通。”接电话的编辑叫丁娴瑶，后来回想，自己当时肯定满脸通红。丁娴瑶在《故事会》工作了十年，她没有心虚，因为知道编辑找笑话的过程没有偷懒，但读者的评价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面对“现在的《故事会》不好看”的质疑，丁娴瑶说，有的读者往前走了，希望看到更个性化的故事，也有的读者留在原地，更喜欢以前的老故事，但《故事会》不能满足所有人。“《故事会》只能陪伴你走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看《故事会》。”但编辑也认为，《故事会》应该永远在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可能是我们的问题，有些故事没有真正反映出老百姓自己心里的东西。”
《故事会》编辑部
2016年，夏一鸣任《故事会》主编后，开始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
最大的困难是要扭转大众印象里“成人杂志”的标签。“一般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故事会》是一本成人杂志，少儿不宜，学校是不敢订的。” 夏一鸣说，实际上，《故事会》的读者，以学生为主，至少占40%。新媒体部做过一份读者调研，回收了2000多份问卷，男性读者偏多，年龄跨度很大，除了学生和打工者，还有年长的老读者。
2018年，《故事会》和国资委合作，发起了一次征文，宣传央企的时代楷模和模范人物事迹。“央企人物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形象，读者看了，我们杂志的社会形象是不是也好一点？”
模范人物的故事要保证完全的真实，但《故事会》上的故事是虚构的。小说要有情节，有人物，有矛盾冲突和结构上的反转，这是模范人物的故事所缺乏的。编辑只能把细节写得生动一些，再渲染一下气氛。
央企故事发表后，夏一鸣看到网站上不少感人的留言，“有读者很喜欢。”也有质疑，为什么要发这些伟光正的人物故事？夏一鸣说，一个现实的考虑是想借此打开央企员工市场，虽然没能达到预期，但效果最好的一次，一篇故事带来了七千本的销量。
接下来，夏一鸣想把《故事会》转型为一本“学生杂志”，他已经计划多年。今年7月，《故事会》文摘版改成了校园版，增加了一条新的宣传语，“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会讲故事的孩子更聪明。”《故事会》要进校园，却不是简单换个名字就可以达成，尽管早有一些官方机构背书推荐，“但学校不敢订”。
2019年寒假，《故事会》发起了“我的青春我的梦”故事征文，在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栏目给学生作文。
一个学生写了个跟伞有关的故事。“放学时雷雨大作，我没带伞，这时候班长走过来给了我一把伞，原来他看了天气预报，特意带了两把伞。”作文只写到这里，但故事不能停在这里，于是编辑加了一个尾巴，“上学时，妈妈提醒我今天要下雨，记得带伞，我说，妈妈今天你要给我多准备一把伞。妈妈问我为什么，我笑嘻嘻地说，这是秘密。”夏一鸣到学校调研，和校长交流，“他们都很赞同，运用写故事的方法肯定会对作文有加分。”
2020年，《故事会》的征文活动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认可，上了“白名单”后，热度上来了，上海地区投稿就有1.8万篇。夏一鸣计划出一套给学生的书，但书的种类有些奇怪，主打是与名师合作的“学习方法决定学习成绩”丛书，也有民间故事的绘本，还计划出一本让小学生在家运动的《体育可以这样学》。
夏一鸣说，先在杂志上开一个窗口，做成一个“故事大课堂”，“学生觉得这本杂志对他写作业有用，老师也觉得对他有用，那么才可以进校园。”
我见到夏一鸣的那个下午，他要谈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对方是一家做短视频的公司，有意向把故事拍成短视频，“不知道哪条路能走通，只能先都试一下。”2019年，《故事会》和一些音频平台达成合作，签给他们一批优质故事，制作成有声书，其中包括长篇故事《秘密森林》。这篇故事在杂志上连载了12期，效果很好，夏一鸣说，直至倒数第三回，读者仍猜不到结局。但最终，只有喜马拉雅平台制作的1000篇有声小说，获得了累计近千万的播放量，效果不错，而其他几个音频平台收听者寥寥，“制作成本高，效果不及预期，之后音频转型一直搁置着，没能做起来。”
在人人都可以发表文章的网络时代，《故事会》早已不是唯一的民间表达渠道。编辑陶云韫是80后，2011年入职《故事会》，那时有作者建了一个论坛，叫“雪晴故事网”，《故事会》排在第一排第一个，点击编辑的名字就可以投稿。一个作者写了许多“可爱”的民间故事，喜欢喝酒的猫，还有“什么都知道”的酒虫。陶云韫加了作者QQ，两人经常聊天。很多年后她才知道，这位风趣的作者身患重病，常年卧床在家。那是论坛最热闹的阶段，如同一场盛大的线上笔会，如今论坛也式微了。
偶尔，陶云韫会冒出离职的想法，天天看大量的稿子，感觉自己对故事麻木了。但作者的反馈又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仍然有价值。有一个天津的作者告诉她，他加入了作协，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终于被认可。还一个作者激动地写了一封长邮件，她是一名语文老师，有文学梦，写了一些作品发在当地的报刊上，遗憾一直没能投中全国性的刊物。她说，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文学梦很难与人诉说，甚至丈夫也嘲笑她，而她写的故事里，主人公也有这样一个文学梦，年轻时与一个同样热爱文学的男青年错过，直至中年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故事打动了陶云韫，但年轻的读者会想看这样一个年代久远、情感内敛的故事吗？陶云韫也不知道。编辑部办公室很安静，大多数时候，只有敲键盘的声音。有时眼睛累了，陶云韫站起身往窗外看看，偶尔能见到松鼠爬上玉兰树，屋前的绍兴路上梧桐树叶影影绰绰。
《故事会》合订本与系列丛书 图/肖薇薇
办公室乱糟糟的，放了四五个大纸箱。10月中旬，编辑部要搬去上海西郊七宝，一个据说更现代化的出版工业园。陶云韫理出一堆藏在资料深处的老物品，泛黄的信纸和一堆老照片。黑白的合照上有年轻时候的何承伟，还有很多作者。那是一次笔会后，他们坐着绿皮火车，旅程很长，车厢闷热，导游唱着山歌讲了个故事，这群光着膀子的人兴奋得不得了，“一个故事有了！”
何承伟记得，197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研修，见到民间文学、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道出自己多年的疑惑：“故事还有没有明天？”
钟老回答他：“故事和人类的语言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