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食通社全程参与丰年庆，记录下了很多宝贵而有趣的镜头

靠天吃饭的丰收

2021年，华南多家食农机构联合举办的年度“丰年庆”大戏也进入第五个年头。在讨论今年的主题时，“靠天吃饭的丰收”呼声最高。

但也有人担心，这样的主题会不会有些不合时宜？毕竟，过去几十年，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以农药化肥、杂交技术为核心的“绿色革命”似乎已经解除了我们对饥饿的恐慌，各种智慧农业的方案也越来越能模拟和控制外部条件，农业好像已经完全掌握在人类手中。

但真正去到农村，我却发现，小农们却依然在“靠天吃饭”；甚至，这个“天”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捉摸了。重提“靠天吃饭”这句老话，也许能帮助所有关心粮食和农业的人们，在新的时代和背景下，重新尝试理解小农们面临的处境。

让小农发声，是丰年庆的重要工作目标。图片©️丰年庆

气候变化阴影下的小农

有几年，我在云南的村里工作生活，对“靠天吃饭”这四个字有了切身的直观体会，亲眼目睹那寄托了许多家庭期待的“丰收”，是怎样“靠天”而行，“天”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农民又是怎样面对那不可捉摸的“天”。

我所在的那个村有一片河谷地区，小河在山谷中蜿蜒。稻田分布在小河两边，地势平缓，那些大块、平整的稻田是村里最好的田。每年雨季来临，河水丰沛，小河两边的几百亩稻田因此得以灌溉。村里还有一些稻田，分布在山沟沟里，村民称之为“雷响田”，需要大量的降雨才有足够的水量栽秧。

村子水土丰沃，向来“种一年吃三年”。但干旱、新的杂交稻种改变了这一切。图：黄亚军

2010年前后，西南地区出现连续多年的干旱。在云南，原本应该在5月开始的雨季迟迟不能来临。我在的那个村，几乎到7月才有大量的降雨。大部分稻田都没有办法栽秧。

雷不响、雨不来，“雷响田”自然是没有办法耕种；而小河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旱季，水位很低，根本无法引水到两边的稻田。村民看着秧苗一天天变老，日日盼雨，直至秧苗彻底错过移栽时间。

秧栽不下去，就意味着一年的粮食没有着落。连续几年的干旱，年年不能正常插秧，让村民措手不及。在这个向来是“种一年吃三年”的村庄，那几年，家里存粮不多的村民竟然需要找亲戚借粮周转。村民们都说，如果像以前一样种“腊水田”，怎么会这么被动？可惜“腊水田”在推广农药化肥杂交稻的过程中，已经被打上“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标签而不复存在了。

勉强栽秧后，因为干旱而龟裂的稻田。秧苗生长关键期的缺水造成稻谷产量大幅减产。图：黄亚军

干旱的那几年，不仅水稻缺水，云南的很多村子连饮用水都不够，甚至出现因涉险取水而出现事故的情况。

十年前，“气候变化”一词不如今日热门，官方只能引用科学家的气象专业术语来解释“百年不遇的大旱”，或者重点报道爱心人士送水下乡的义举。但现在来看，“百年不遇”不过是气候变化的另一种说法。它是切切实实的灾难，只不过因为其变化缓慢，在老年人对“天气跟过去有了很大变化”的感叹中，好像成为一个不得不接受、因而有点常态化的事实。

即便到了2021年，我们也依然只是在受损面积大、程度严重的情景中，才能理解气候变化的灾难属性。而且，这往往还和城市生活受影响相关。扪心自问，如果不是地铁遭淹，造成人员死亡，河南的灾情能引起全网如此关注吗？

平日里，气候变化似乎离我们还远。但小农，占农业从业人员90%、经营着全国70%的耕地的小农，却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明显的群体。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如同西南地区连续干旱所显示的，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烂脖子病”，天灾还是人祸？

除了气候变化，“靠天吃饭”对今日的小农来说还意味着更多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可捉摸的事情。

2009年，我所在的云南小山村，村民大量种植某个品种的杂交稻。当年，该品种所有水稻都染上了稻穗颈瘟，村民称之为“烂脖子病”——水稻结穗后，稻谷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养分，都成为半饱的谷子或瘪谷。

感染稻穗颈瘟的稻谷，稻谷多为半饱甚至瘪谷，当地农民称之为“烂脖子病”。图：黄亚军

我在村里做了简单的调研，该品种的水稻无一例外，令人震惊。我想村民一定是吃了种子的暗亏，应该去找种子经销商要个说法。但村民说，那些人才不会认账：导致“烂脖子病”的因素很多，谁说一定是种子的问题呢？

那一年，田里“烂脖子病”比较轻微的村民，还是收割了水稻。半饱的米粒，人没法吃，拿来喂鸡，聊胜于无。但“烂脖子病”严重的水稻，全是瘪谷，有何价值？在河边的大片稻田里，水稻陆续收割，最后剩下的那几块灰褐色的、未收割的稻田，突显在大片的稻田中，它们已经被村民遗弃。

某天早上，我跟着一位大哥去他家的“烂脖子”水稻田里，看着他用柴刀把稻秆砍到，然后一把火烧掉。丰收的季节，我见证的却是枯竭和死亡，同时感受到村民深深的无奈。

远处绿色叶子的稻田感染了稻穗颈瘟，尚未成熟，但稻穗已经变成灰褐色。图片：黄亚军

那年的“烂脖子病”，到底是不是种子的问题？即使是，村民又能如何证明、如何索赔？自那以后，我开始明白，农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多超出农民掌控的事，对农民来说，也就只能像接受和适应气候变化一样去承受。这何尝不是某种意义上的靠天吃饭？

“我没那种命”

而农业生产过程之外，市场的变化对农民来说也带来了相似的感受和挑战。

我所在的云南小山村主要经济作物是生姜，其所在的乡镇也致力于打造“姜乡”。每到收姜季节，小小的乡街上有来自各地的商贩在活动。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了解生姜的产业链及其对村民的影响，因此访问了很多村民和村中的收姜人。很多村民对我感叹，他们没有“姜命”。因为他们总是在生姜价格好的年份只种了一点点姜，然后他们决定第二年多种一点，高价买入姜种、大面积种植，但第二年的价格却又跌了下来。在那几年时间，生姜的价格既到过5元/公斤的高点，也曾跌破1元/公斤——这个价格让村民都失去了挖姜的动力。无法捉摸的市场，让村民没有任何办法，如此重复几次，除了自认没有“姜命”，还能作何解释？

然而，作为某一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的农产品，市场价格年年大幅浮动、甚至每日一变，导致“谷贱伤农”，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见得少吗？尽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价格的浮动都是人为、种姜赶不上市场变化绝对不是因为没有“姜命”，但这种“知道”改变了农民面对市场的处境吗？市场对农民来说难道依然不是不可捉摸的力量吗？

“我没那种命”，是他们对不可捉摸的力量的认知。

“同姜不同命”。四川金堂的唐亮和家里人经营的亮亮农场主打生态小黄姜。通过直接对接市场，掌握定价权，30亩地，每年能有30万收入，让一大家人安居乐业。图：唐亮、张小猫

重新思考“靠天吃饭”

所有的不可捉摸，对农民来说都是“天”或“命”。“靠天吃饭”，道尽了今日小农在农业产销链条上的种种不自主状态。当产销的各环节都被不可捉摸、难以改变的力量所左右，那就是真实的“靠天吃饭”。而在“天”的另一边，是所有以小农的产出为生的人，也就是食物的消费者——我们所有人。那些力量，终将作用于我们身上。

丰年庆以小农和生活者为本，希望直面、反思和改变这种“靠天吃饭”的不自主状态。所以，每年都选了一个积极正面，希望小农和消费者、生活者都能参与的主题：

2017，关⼼粮⻝，好好⽣活

2018，he 作好⽣活

2019，乡村振兴，有你有我

2020，农与你我，he 作⽣活

每年在广州举办的丰年庆，都会集结华南地区的生态小农和生活者，既能赶墟交易，也能听到来自土地的音乐，还有严肃的论坛讨论，以及多样化的市民活动。图片：天乐、丰年庆

回顾前四届，丰年庆或许呈现了太多“农”的美好与价值、想象了太多可能的出路。今年，在对极端气候的警醒中，在各地小农的提醒下，我们才意识到，小农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它变得更加复杂了。

或许，是该把“靠天吃饭”作为一个基本的现实和起点、来重新设想未来的时候了。向来安处于“天”的另外一边的人，也可以参与进来，不论以食物消费者身份，还是跳出来、扮演更多元的角色，与小农共同找回农业生产-消费和生活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