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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热爱思考、喜欢买书的人,选书都有两个不传之秘:一是挑作者,二是选出版社。如果说,作者代表了一本书的定位,出版社代表的,则是书的品味。不过,对于国外引进的很多人文社科类作品来说,大家选书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维度:翻译。

翻译的重要性,许多人不仅感同身受,更有过切肤之痛:

许多通俗类外文书籍,因为不入流的翻译,读起来不仅拗口,也不符合国人的语言习惯;许多通识类译作,更是只忠于字面之意,完全不考虑它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中需要被重新塑造;更有甚者,一些思想类的名家经典译本,误读了作者的本意,以致很多“求真”的读者必须追本溯源,甚至花大力气找人重新翻译......

尽管社会呼唤好翻译,人们也亟需好的翻译家,然而现实情况是,翻译事业的式微和翻译家地位的急剧下降,让翻译家依然是社会的“稀缺品”。在兼容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的人文社科领域,更是如此。而目前,先知书店新上的这套“思想与科学”系列丛书的译者张卜天老师,正是这样一个出色的译者。

在与张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作为一名译者的艰辛,更意识到,翻译工作绝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是一项有门槛、甚至“要求苛刻”的技艺。对一名译者,尤其是翻译科学、思想类著作的译者而言,更存在着鲜明的层次差异。

翻译家的第一个层次:破解翻译界“不可能三角”的文字工程师

翻译作为一项技能,首先考验的,是译者的专业。然而,这种专业性绝不仅仅表现在文本的转译和编辑工作中。

在译者圈,其实一直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要求一个译者同时对“作者、读者、出版社”负责。然而,矛盾之处恰恰在于,作者希望翻译的“专业性”、读者要求翻译的“准确性”,而出版社最在乎的,却是翻译的“时效性”。现实中,很多极为优秀的译者往往只能两者“兼得”,无法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然而,张卜天老师是个例外。

自翻译柯瓦雷的《牛顿研究》起,张卜天就再没中断过学术翻译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十多年来,引进了诸多社科经典。而越是了解学术翻译的人,越会对他的成就感到震惊——他不仅在动辄几个月翻译一部作品的常态中,做到了速度上的出类拔萃,翻译的更全部为世界级科学名著,最重要的,是他的译本有口皆碑。市场上,最受人们欢迎的哲学启蒙类读物《大问题》,正是出自他的译笔。

翻译家的第二个层次:跨学科、多领域的思想者

如果说,一名一流译者的底层能力是很强的思想嗅觉,应机判断各种文献的价值,和再现和消化国际学界的成果,那么,作为一名人文社科领域的译者,更重要的能力却是拥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和“智识”。

跨领域的知识、学识:译者从业的“资格证”

在语言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沃尔夫假设”:一种语言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存在。因为,在一个新的文化背景中,任何直译的文本都会丧失掉原本的文化属性。因而,对一个翻译西方经典的译者来说,必须充分了解中西文化,才能避免“跨文化”带来的内涵错位和水土不服。

然而,仅仅了解“宏观文化”依然不够,还要深入文化肌理,因为人文社科领域涉及的绝不单单是文化属性,更包括文化的内涵。

在社科领域,有关世界的学问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联动的,各学科之间常常互相贯穿。因而,译者必须超越个人“专业”,成为多领域的杂家。而张卜天正是这样一位“玩家”,他不仅精通哲学、历史、科学、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跨学科领域,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艺术爱好者,据说,他最喜爱的,是巴赫的管风琴曲和键盘乐。

真正的译者:超越知识,建构智识

黄灿先生曾说,翻译不仅是种综合能力,更是一种理解力。如果没有理解力,译者知识再多,也只会生硬地将其嵌套在句子中,模糊语言真正的效果,甚至让人对文本产生误解。

比如,曾经有本哥白尼的著作叫《天体运行论》,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书中呈现的是天体的运行规律。然而,张卜天在重译时却注意到,原文中的orbium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天体”,而是古代天文学家假想的,携带天体运行的那个透明的“天球”。最终,他将新版名字改为《天球运行论》。

天体,天球,看似一字之差,却足以影响我们对事实、真相的判断。试想,假如一个译者对西方哲学、古代科学背景了解不深,他一定会认为天体是绝对的“翻译正确”,而如果他没有洞悉天球和天体之间的微妙差别,更可能会在译文中将哥白尼视为一位“反宗教”的战士。然而,他却是位虔诚的天主教教士,更将“日心说”视为某种“上帝之爱”。

▲天球运行示意图

翻译家的最高境界:文明的传承者、思想的传道人

诚然,如今大多数人早已不再忽视译者的技艺和见识,对译者的一个偏见依然深入人心——他们没有真正的创造性,只是“思想的搬运工”。

然而,历史上,真正伟大的译者绝不仅仅只是“搬运思想”那么简单,他们传承、甚至保留了文明的火种。当年,古希腊罗马文明断绝后,包括希腊的几何原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著作曾一度失传。后来,阿拉伯人通过翻译这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字资料,才保守了这些“精神传统”,最终让欧洲文明重新点燃。

如果说,在西方,译者的主要贡献是保留了文明的火种;那么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译者最重要的贡献正是将国人带入了现代文明的世界。

▲阿拉伯对古希腊记谱法的记载和传承

影响一个时代的伟大译本:洞见社会痛点的创造性转译

在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中,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然而,如果按照正常翻译标准,这本《天演论》直译应为“进化与伦理”。然而,严复有意将它转译为“天演论”,不仅表明了他对这部经典的深入理解,更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中国译者的良苦用心:

翻译《天演论》前,严复本打算首先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然而,达尔文“渐进主义”观点并不适合亟需启蒙的国人,相比之下,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更合适。

赫胥黎在书中同时强调了进化和伦理价值。然而,当时甲午刚刚战败,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国人无暇考虑人的伦理问题,因而,译本中有意强调了书中的进化部分,弱化了“伦理价值”。

之所以将名字确定为一个自创译词“天演论”,源于严复对表意的精准追求。相比“进化”而言,天演不仅包含着“优胜劣汰的进化秩序”,天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更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天演”一词除了给国人救亡图存的焦虑外,还隐喻着对某种神圣感的接纳。

除此之外,严复在书中还常在翻译背后、加以现实申引。因而,鲁迅评价他“做过”天演论,而不是翻译过天演论。

▲赫胥黎的原版与严复的译本

正是严复的创造性转译,“天演论”这一为国人量身定做的译本才横空出世,并很快风靡全国。当时,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启蒙少年。受到启蒙的少年们,有的甚至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学号。胡适的名字胡适之,正是因此而来。

除了在学界影响广泛,严复更影响了梁启超、康有为、章炳麟’等政界“改良先锋”。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影响并诞生了后来种种社会思潮,最终促成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

真正的翻译家:一个社会的稀缺品

尽管翻译这一行业可以重塑人类智识,甚至推动社会进程、传承文明的火炬。然而,现代社会,译者从未得到过足够的重视。对大多数人而言,翻译依然只是“隐身人”,被限制在“原作者和出版社”双重框架之中。

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一个翻译家能做的,远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好比导演和编剧——最好的翻译,就如最好的导演一样,只是利用了“原本作者的材质”,重新创造一个即符合原作要求,又符合当下文字语境的新产品。

比如,张卜天老师翻译一本书时,从来不是马上按顺序逐字、逐句、逐段翻译,而是先从整体上精准地把握。为了让思想同原著一样绝对准确地给传达给读者,他最终会如“艺术家”一样,在众多可能的翻译组合中,筛选出最合适的表述方式。

此外,由于他翻译的科学思想类书籍,大都从未走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因此,他还需要创作全新的译法。很多时候,他会像鲁迅、严复等大师一样,对光学、物理学等概念进行“创造性的自定义”。定义后,他会在脚注上加以说明,而这又会比通常翻译多花了近一倍时间。

▲外版著作的翻译乱象,六成以上译本不值一读

在译者圈,清苦、报酬少是常态,因而,很多译者更倾向于那些回报丰厚、众所瞩目的“扶持项目”。然而,这并非张卜天的选择。他曾坦诚地告诉记者:他达不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他的行动却说明,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至少,翻译工作对他而言,有着莫大的意义。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计名利”,才让他拥有了一般译者难以拥有的“自由”。与绝大多数受出版机构雇佣的译者不同,他的书几乎全由他自己选定;内容全部为在国外备受瞩目,在国内却属小众的科学、哲学经典。因此,有人称赞他是启蒙界的斗士、思想的传道人。

如果说,当下时代,社会亟需那些能抵御浅薄思想、拓宽思想厚度的好作者。那么,我们更应该呼吁并致敬的,更是传递伟大思想,提升社会智识,并致力让人们成为“最清醒的现代人”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