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0日，音乐人赵已然在三亚病逝，享年58岁。赵已然身前受到很多音乐人的尊敬，“听歌不识赵已然，听遍民谣也枉然”。音乐人张玮玮说，“没有一个人能唱得像他那么摄人心魄。”但这些年，赵已然一个人生活在北京郊区，被人遗忘了。他的歌始终在小范围内流传。

赵已然有自己的理想世界，在失落的岁月里，他怀念八十年代，在时代的遽变中，他选择退出，他质疑新的文明、科技、商业规则，也让自己一贫如洗，最终摧残了他的身体，而他心中的纯真年代早已成为历史。

但另一方面，他的颓废、执拗、坦白，也是他的歌声如此动人的原因。面对现实的溃败，音乐是赵已然唯一的寄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要让那些善良的人知道：有那样一种充满苦难也充满灿烂阳光的声音。那个声音必须是真实的、善良的、美好的。如果有一天我终于要以卖唱为生，那么，这两句话应该是座右铭。”

一、民谣中的民谣，歌者中的歌者

事情是照顾赵已然的回族大姐发现的。9月29日，她在三亚那间清真寺旁的小屋做好晚饭，看他吃完，睡下，就回家了。结果他再也没有醒来。他是在睡下不久后翻身时导致了窒息。在赵已然去世前四天，一位曾照顾过他的女孩收到他的信息，只有一句，“来救我” 。

6月，livehouse主理人张锦灿收到赵已然的一张自拍，照片里的人形容枯槁，开始诉苦，说自己天天中暑，也没人给煎药，他希望张锦灿能帮他在广州寻位老中医。张锦灿四处打听，陷入难题，一个三个器官衰竭的病人，怎么去另一个城市看中医？

近些年，赵已然活在身体带来的折磨中。他变得很怕风，窗户上有树影子在摇，他觉得那也是风。去年，他在北京的家里暖气只停了两个月，到9月，又烧上了。哪有风啊？朋友们疑惑。有一阵，他来大理，野孩子乐队给他租了房，他待不住，说透风。他搬了很多次家，想找一个能待住的地方。因为生病，他的吸氧能力弱，为了更好的空气质量，他从北京避到三亚。到去世前一天，赵已然还在计划搬家。

三亚那边的人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赵已然在那的房子是高虎给租的。高虎和几个老朋友跑到音乐人张玮玮家，他们走到阳台上，从中午坐到天黑，反复听赵已然的歌。张玮玮心里难受得要死，“录音质量真是不行啊，录下来的也不是他唱得最好的状态。”在他的记忆里，曾经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现场——在演出后的酒桌上，赵已然抱着吉他给朋友们唱歌，“没有一个人能唱得像他那么摄人心魄。”

步入中年的张玮玮早已戒烟戒酒，那一天，他从家里翻找出几瓶存酒，点了好多烟。接到张玮玮的电话时，音乐人宋雨喆正驱车去山里，准备新歌的录音。听完电话，他把车停在路边，缓了一会才定住神。有一阵，宋雨喆总感到，自己可以在某个关头救他，“但也许是我的错觉，我辜负了这点。”

2007迷笛民谣舞台 摄影/邱小孩

在主流的音乐史里，赵已然不是个显眼的名字，但在摇滚圈，他享有特别的尊敬。那些知名乐手都称他“赵老大”。赵已然是西北人，1963年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1985年，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了一种非职业歌手的江湖走穴生涯，在夜总会、迪厅唱歌，办舞会。80年代末，他来到北京，赶上了中国摇滚乐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唱歌，他也在很多乐队担任鼓手。

但是，最让人难忘的始终是他的歌声。你只有亲耳听到，才能明白那种魔力是什么。很多个演出结束后的深夜，人们围坐起来，开始吆喝“老大”唱歌，就好像一个隐匿的高手终于登台了。现在回头看，那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璀璨的时刻。

后来，朋友们不再年轻，或者离开北京，或者成家立业，过着安稳的生活，而赵已然则一直独居在北京郊区的平房，似乎被人遗忘了。在网络搜索赵已然，你会发现他只出过一张现场录音专辑《活在1988》，唱的是经典流行歌曲，但在赵已然的演绎下，这些歌曲被赋予强烈的情感，像要穿透你。赵已然长了一张皱缩的苦脸，头发像草一样炸开，他的声音是从他的身体里长出来的，有人说，那是粗糙的、老树皮一样的嘶吼，“唱到低音你甚至能听到痰在他被烟熏黑的喉咙里发出声响”。

“他的断句方式特别厉害，因为他打过鼓，他是像老派鼓手那样去做拍子，他是把一个人的所有得失、成败、爱恨，全写在身上。”张玮玮说。在很多音乐人眼中，赵已然的歌唱，是民谣中的民谣。音乐人小河曾说，如果当制作人，他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赵已然。

张玮玮说，赵已然是一个扎扎实实地在生活中唱歌的人，“他就在你眼前生根，把心里所有的善意、爱，他的失落、颓废，‘啪’就丢在你跟前。在那么一个颓丧的时刻，他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脆弱、失落连在一起，这就是民谣该有的样子。”

二、活在1988

张玮玮第一次听赵已然唱歌是1999年，赵已然36岁，张玮玮22岁，刚刚来到北京。那时他还很年轻，却听懂了赵已然的失落，有一回，听着听着，胸口有一股热流往上涌，张玮玮突然回过头抱住身后的一个男人。他知道那种沮丧是什么，也知道那种沮丧迟早会落在他自己身上。老大唱80、90年代的港台老歌，比如邓丽君、李宗盛，也唱《北京的金山上》、《枫叶红了》。

他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他的歌迷唐拉拉后来把赵的版本发给这首歌的台湾作词人陈焕昌，对方沉默良久，对她说，这是他听过最好的版本，他想起了自己最初写这首歌的感受。赵已然很爱讲自己1992、1993年时南下走穴的经历。那时他游走于闽南安溪的酒店，歌舞厅里人背景鱼龙混杂，但都是他的粉丝，有一个在当地做小偷的小伙子，弃掉了自己的行当，来跟着赵已然弹琴。那两年，他挣了一百多万，“全被我随挣随花了”，他对朋友说。等他回到北京，又开始一贫如洗。

赵已然唱歌前必须得喝酒。90年代初，在夜总会演出时，赵已然经常演着演着，抱着二锅头趴在军鼓上睡着了，“别人一脚把我踹醒，倒在地上”。2000年，赵已然在霍营的家像个摇滚沙龙，人通常在后半夜散了，宋雨喆凌晨起身回树村，醉醺醺骑上自行车，有时摔进沟里，有时跟清早的人起些口角。有一次，宋雨喆在台上“发疯”后，浑身是伤，演完，赵从台侧扑过来抱住他，他开始恸哭，赵嘿嘿笑着，“感觉在说傻小子，你禁得住折腾，就这么折腾吧。”“我们都认识痛苦，也知道旁人解决不了自己的痛苦。”宋雨喆说。

2012年3月3日，“蓝溪”酒吧，宋雨喆的个人专场，赵已然打鼓。摄影/挖土

张玮玮会想起老大的悲剧爱情——90年代末，赵有个女朋友，一个像国画上走下来的美丽女人，有一次，她胳膊被大片烫伤，可能是被平房取暖炉子烫的。他知道赵那时的痛楚，“那你说怎么办呢？一个老嬉皮，怎么能把人留在身边呢？你怎么给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

也是从那时，张玮玮发现，老大想要的，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2002年，好友为老大张罗了一次个人专场，现场录音制成一张小样地下发售，名字被他定为《活在1988》。那张CD录得粗糙，老大本来不想公开发售，开始时他给它起名叫《反面教材》，后来有一次在“河”酒吧，他无意中听到有人问张玮玮，赵老大怎么样？玮玮说，那是我们的大哥，那个人，就没活过1988年！他后来说，“我一听，觉得真是啊，这么多年了，我真的没活过那一年”。

赵已然怀念逝去的80年代，尽管已经很难说清他到底怀念80年代的什么。他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停在了那个轰轰烈烈、充满希望的80年代，我不愿意向前走，因为向前走会丢掉很多东西，而那些东西，是我骨子里喜欢的.......那时很穷，但快乐、充实......”

乐评人张晓舟生于1971年。他记得1988年是自己第一次坐火车。在这趟去往北京的列车上，播着没完没了的流行歌和红歌。当时年轻人谈恋爱喜欢去香山赏红叶，思念一个女孩，就寄一片红叶。张晓舟最近听《枫叶红了》，冒了一身鸡皮疙瘩。“但是，纯真年代，有很大程度是他自己美化出来的。”张晓舟说，这是他在赵已然身上看到的最具悲剧性的地方。“只不过大家都还有纯真，但这种纯真本身是有巨大的代价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赵老大迷恋的，是一种情感的‘超稳定结构’——一切静水深流、和风细雨，他在这个安全地带里守护纯真。”

2006年，无名高地酒吧，赵已然在弹琴间隙休息。摄影/邱小孩

在《活在1988》那张专辑中，赵已然写了一段自白：

“我本该是一名化学教师，阴差阳错，不幸做了鼓手。十多年来，不求上进，碌碌无为，混迹于狭小的地下音乐王国.......后来，我慢慢变成了一个人。只有一双拖鞋、一只牙刷，住在了农村，且越搬越远。再后来，我笑得有些难看了，因为我越来越没钱。以至于常常被迫求告家人，艰难度日。

有一天，我终于发现，磕不动了，再也垮不下去了。我头天让酒喝醉，吐了；第二天一早，酒还没醒，咣叽，又让茶给喝吐了。那一天，我发现，我的脸特别难看，太难看了。我终于知道，我太不漂亮了。我一生热爱漂亮女人，痴情于不敢面对、不敢亵渎的漂亮女人，然而我自己却从没漂亮过，从没漂亮过一次。我也知道了，在我所追求的自由中，我没有自由过一次。”

三、他拒绝的，是新世纪的一切

赵已然在北京沉寂的那些年里，朋友们都曾试图把赵已然往大舞台上拉，但相继落败。

首先是帮他办专场，但用唱歌挣钱，对赵已然而言是负担。他早已不愿意像早年走穴时那样去唱歌了。张玮玮说：“他唱歌必须是在大家都非常松驰，心意相通的场地里，谁谁坐在这儿，谁谁坐在那儿……一看，全是我的小兄弟，开唱。他整个那一套，是没法在大舞台上去复制的。”

“这本来是我的隐私。”赵已然曾谈到他的这份固执，唱歌的时候，“我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我的懦弱，我的悲哀，我的身体不好，我的掉头发，我的卑微，我的自得……我的好的坏的所有东西别人一眼都看到了，包括我做爱的时候的表情都让别人看见了——这个东西……至少是属于跟我特别近的人的。”

2006年，张玮玮受唱片公司所托跟赵已然谈唱片。以他对老大的了解，不能把老大关在录音棚里录，“一定要找个山里，找来一帮老大喜欢的好朋友们陪他住着，让他在最舒服的状态下开始唱歌。当年披头士他们就这么录过。”地点都选好了，在安徽一间山脚下的空房子，他去跟老大聊，没成。隔了几天，一个朋友见了面就质问他，玮玮，你怎么变成这种人了？“那个时候的地下音乐圈都是这么看待商业的。其实也很合理，他们要如何突然面对一些过去从来未存在过的方式？那会儿反资本主义是摇滚青年血液里面的东西。”

2006年底，张玮玮与赵已然。由于无名高地快歇业了，小河、赵已然等音乐人做了最后一场民谣演出。

摄影/邱小孩

北京在发生剧烈的变化。2003年，张玮玮去了趟新疆，回来一看，原来“河”酒吧所在的地都没了，卖给了潘石屹，“河”酒吧曾是音乐圈的一个聚集地。2009年 ，三里屯南街从地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里屯SOHO。“你说人怎么适应？你说怪谁？”

许多公司都找赵已然出过唱片，但赵已然总觉得是阴谋。他觉得别人都想骗他，把他的东西拿到他不知道的世界里面，去赚很多钱。音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领地。有的乐队去欧洲巡演，想找赵已然打鼓，他也去排练过，但总会为一些细小的不完美而放弃。2005年，他与张楚、谢天笑组了个“超级猴子”乐队，赵已然担任鼓手，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宋雨喆说：“老大打鼓会把节奏赋予旋律起伏，他的耳朵好，所以鼓调的好听，击打音色也好，在踩镲和Ride上也有一些独特的花儿；他打鼓不但好听也好看，发力集中身体协调，跟他跳舞和兴高采烈时一样的。”

也因此，“他后期可能没那么容易合作，因为他在思考，在快慢之间无规律的摆动，你甚至得不到持久恒定的驱动，因为他不是在给你伴奏，是在跟你交流。”哪怕是最亲近的朋友，也难以合作，小河想给他出录音室专辑，宋雨喆想和他一起组乐队，还想给他录鼓，人都带到棚里了，最后都没成。那写字呢？有人邀请他开专栏，也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日记，但最后，他都会在犹豫中放弃。他的一个歌迷王胜华曾给他做过豆瓣小站，有一天他突然使人把它清空了。

2018年，有个记者对赵已然感兴趣，赵已然与其聊了8小时的天，到走的时候说，要不，这采访别写了吧。他拒绝的，是新世纪的一切。他不会坐公交车，看不懂地图、洗衣机、冰箱的说明书，电脑也弄坏了几台。“这是有违天道的”，他写下自己的忧虑，“它们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数十次的巨大能力。”虽然生存经常成问题，但他思考的却很少是生存问题。王胜华和他同住过，他说，每天早晨起来，赵已然就开始痛苦地思考信仰、哲学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这样的人，王胜华的侄子10岁那年，见到赵已然，听到他反对现代化的言论，问王胜华，那他怎么还用手机呢？王胜华并不接受赵已然关于现代科技的见解，这让对方有一次气得快哭了。直到去年，赵已然才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没有精进心了。”十几年前，赵已然查出哮喘，没有治疗，继续颓靡的生活，抽烟、生活极不规律。他觉得自己落伍了，这种失落感一直折磨着他，2013年，他写道，“在北京的地下明星穿上短裤，歪戴棒球帽在舞台上把自己变成黑人的‘说唱’、‘硬核’时代，我却抄起一把琴，唱起了邓丽君。我为此痛苦极了，这个痛苦持续了几乎十年。”他也想干点什么。

2007年，王胜华认识赵已然，每年都听到他有新的计划，但一个也没实现。有时候，他自己坐着，闭上眼睛，嘴里哼唱，开始想象一个乐队：这里进鼓，那里进手风琴，那里来小号。他一直在记日记，经常随手记在纸片上，记录了很多对艺术、生命、哲学的想法，更多时候，他在左右互搏。后来，很多纸片都丢失了，他为此非常伤心。除了音乐，他似乎什么都不在乎。没钱时，他饿肚子，有时连着三天，只每晚吃一包方便面。他觉得挣钱不重要，身体也不重要，“别人是卖艺不卖身，而我是卖身不卖艺。在我觉来，我的‘艺’——唱歌，那是我的魂，而身体则是辅助品，是可以随便消灭毁弃的东西。”

2014年，赵已然诊断出慢阻肺，已是“急性加重期”，对这种病较为准确的形容是：捏住鼻子，用嘴巴含着一根吸管呼吸，吸气时，把吸管口子捏住一半，呼气时，把吸管口全部捏死。随着慢阻肺病程的发展，其他脏器会被累及。很多慢阻肺病人最后会被送进医院，在一根气管插入身体后，慢慢吐尽剩余的生命。“谁都劝过他。”张玮玮说。

后来，每当朋友们想劝一个人“再别‘燥’了”，就说，“你要接老大的班吗？”生病后，他拒绝西医治疗，同时积极寻找着传闻中的老中医——这是非常耗费能量的事。王胜华给他拍了个纪录片，片子开头，是一次最终未果的中医寻访。那是2020年5月，北京已经很热了，街上的人穿T恤，赵穿着羊毛衫与外套，上几级台阶，已经精疲力竭。不同的朋友曾去照顾过他。

“但他很难陪。”2020年，为了疗养身体，他搬去三亚，酷暑天，他不开空调、不开电扇，不开窗户，去住的小兄弟第一天身上就起了痱子。到了病情后期，他的情绪越发难辨，王胜华陪了10天就跑了，“你去探望他一下没问题，但要你在那儿陪他，你可能不会去。”有次，王胜华打车陪他去城里看病，到了，赵已然先下车，王胜华在车上耽误了一会，司机回头问，这是你什么人呀？司机觉得，这人太让人压抑了。

2021年初春，赵已然在三亚海边。轮椅上挂着他喜欢的馕，赵已然后来用这张图当了头像。 摄影/崔弋鑫

张晓舟说，赵老大不算一个反叛者。他是在意识到新旧两个时代不可调和的前提下，自己理性地放弃走进新时代。他认为，不用对赵已然过誉，就像不需要对海子过誉一样。“那个时代追求极致的纯粹，那是必然要失败的，这种失败有一种光荣，但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光荣神圣化。举个例子，海子的骄傲和封闭，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从农业文明到商业社会的转型期，在黎明前的黑暗，他把自己献祭出去——他仍然想把最后的农业文明留住。”

张晓舟提起胡吗个，他出生于1973年，1999年胡吗个出了一张唱片，叫《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赵老大何止是不带入，他是准备与他的小板凳唇齿相依，以至于小板凳最后长在了他的屁股上。”“但是，胡吗个自己很清醒啊，他换了别的方式走入21世纪，他后来是一个著名制片人。”

四、家人

今年10月，在赵已然老家银川的追思会上，许多老摇滚人都列席参加，张楚、杭盖、布衣乐队、超载乐队的乐手们聚在一起，给赵已然做了个演奏会。会上，赵已然的弟弟赵牧阳嘱咐大家，都不要哭。赵已然的父亲年近90，母亲年近80，赵已然是四个孩子中的长子。老父亲赵相如只站起来说出一句，“谢谢大家”，便不停地淌眼泪。

赵相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卫道情戏”传承人，在赵已然还是个13岁的娃娃时，就跟着他登台演出。赵相如前阵子查出肺癌，担心他挺不过今年，亲友们想瞒住老大去世的消息，但没拦住网上的新闻。自从老大走后，父亲性格变了，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活跃健谈。父母疼惜这个从小最有音乐天分的长子，也一向给孩子们自由，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然而，这种自由生长之后也会在家庭内部带来压力。2014年，赵已然住在大妹妹家，这个51岁的孑然一身的大孩子又说想家了，父母希望他独立，不让他回去，妹妹便劝父母，“哥哥现在身体很不好。”那是2014年，赵已然的病还没有确诊，只是咳嗽不断。她记得，当她把母亲同意让他回家的消息告诉哥哥，“他特别高兴。”这股高兴一直延续到出发那天：一大早，他就开始洗漱、打扮，穿上小妹妹给他买的白底蓝花的衬衣，外面套一件风衣，哪怕那已经是夏季了。到家后，年迈的母亲给他做饭，照顾儿子的身体，但他常常忽然就闹起来。

很快家里待不住了，他又决定去新疆埋沙子，一种把身体埋在日照得滚烫的沙子里，以“去身体寒气”的民间理疗，埋着埋着人就倒下了。医院直接安排他进 ICU，下了数次病危通知。抢救的那一晚，两个老人不敢合眼。得知医生准备给他切气管，刚度过危险期的赵已然从医院跑了。赵已然的大妹妹在厦门一所大学教汉语。“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妹妹说。她比哥哥小8岁，“家人很多时候很难承受他孩子似的心理带来的缠累。”

1985年，赵已然从陕西师范大学的化学系毕业，从西安回到银川，被分到一个化肥厂的教育科工作，总共干了半年左右，辞了铁饭碗，跑去搞音乐，从此过上居无定所的生活。2001年，赵已然要买一套鼓，向妹妹借钱，那时妹妹刚到厦门工作不久，用自己的钱，再借了一笔钱打了过去。由于打钱时她多嘱咐了一句，敏感的大哥很快生气了。

到2014年之前，妹妹一直都对哥哥怀有偏见，甚至觉得他是否精神不正常。“我不能理解我哥，是因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 2014年，赵已然来厦门。他们已经四五年没见了，在车站，赵已然的手机没电，她在车站到处找哥哥，远远看到哥哥那一头标志性的乱发，才认出是他。“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哥。”她哽咽道，“他太瘦了。”

2007迷笛民谣舞台。上台前，老大唱了一会，喊了一句“鹰子！”，赵牧阳在下面答应了一声，也上去了。

最能理解赵已然的或许是弟弟赵牧阳。俩人都去了北京，都搞摇滚乐，兄弟俩被称为西北鼓王。两人上了岁数后越长越像，一样的肿眼泡、宽颧骨，同样反骨。赵牧阳在呼吸乐队、窦唯的做梦乐队、超载、苍狼，以及许巍的乐队等都打过鼓，在90年代，他参加的最后一个乐队是鲍家街43号，主唱是汪峰。

2013年，凤凰边城音乐节，大雨倾覆，台上，赵已然闭着眼拨琴，那是音乐的前奏。随后，弟弟赵牧阳走上舞台，将雨衣奋力向前撑开，为哥哥遮雨。坐着的人唱《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大风吹得台上奋力的两个人都在飘摇，一同飘摇的还有台下流着泪的乐迷。这一视频后来在网上播放达数亿次。

赵牧阳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兄弟两人近些年联系渐少，到赵已然走前两个月，两人忽然回到了过去的某种亲密——最后这一年，赵已然常常在微信上，向弟弟妹妹、父母道歉。赵已然担心父亲身体，今年一直很想回家，最后，两兄弟商量好，让弟弟先把父亲留住，哥哥说，他能够扛到10月份。牧阳说好，到10月份，我去接你。他最后撑到了9月29日。

五、永不天明的舞会

许多事，张玮玮想通了，包括自己对老大的无能为力。有朋友聊起，幸亏赵已然2014年从ICU跑了，否则可能挺不了这么多年。张玮玮一直记得，2000年初，在三里屯南街，赵已然是怎样穿着上个世纪的喇叭牛仔裤、尖头皮鞋，大摇大摆地朝他走过来的，“太帅了，他当时都40了！比我现在帅得多！”“我现在45岁，我活得也没有当时他那么开心。老大在我这个年纪，在酒吧里喝完酒，就对所有人说，来！跳舞！”他一跳舞，整个舞厅就旋转起来。

在赵已然身体还算朗健时，总是以一张咧开的笑脸，成为人群中快乐的源泉。“有些人是20多岁就为70岁活了，而有的人只活在当下的，他要把生命的宽度超过所有人，老大要是过一种明智的生活——他的歌唱出来也就不是那样了。”张玮玮说。赵老大的生活是很多人没有尝试过的生活，包括张玮玮自己。

好几个夏天，张玮玮在沉闷中度过，他想，那些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2017年，常年在德国和北京两地跑的宋雨喆回到北京，给赵已然发信息，赵回复过来他的住处定位，“你有时间来看我吗？”那时宋雨喆已经签约了德国著名的世界音乐厂牌JARO。2010年，宋雨喆结婚，建立了稳定的家庭。在赵已然位于白庙的平房，他们吃了一顿羊肉，赵已然给他讲房子的改造计划，说想建一个排练室。后来，宋雨喆写了一首歌，叫《中午——给赵已然》。

在歌里，他问老大，老大，还演不演了？老大说，我呢，就弄个舞会乐队。他又问，老大，冬天冷不冷？老大说，反正我就看星星，也不觉冷。在人生最后的几年，大部分时候，赵已然一个人待在院里，哪儿都不去。每天光吃三顿饭就是一件疲惫工程。夜晚孤独且漫长，晚上，他看星星，一直看到两点多才去睡。

2007年，迷笛音乐节 摄影/邱小孩

最近，张玮玮经常处在一种是否要继续袒露情感的挣扎中，在台上，他已经把自己的歌唱太多遍了。做演出，唱歌是职业要求，但每次都把自己暴露在台上，那种感觉像裸奔，“有时候你在上面掏心窝子，睁开眼，台底下有人打哈欠，有十几小节，我整个人就在台上崩塌了。”“所以，好多做音乐的人，到最后就是走上了‘表演’之路，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是光荣的劳动。”张玮玮说。

谈话的末尾，他说：“民谣也该结束了吧。我们也该退下了。”现在，正式演出结束后，张玮玮也和朋友们唱老歌。前几周，他在乌镇连唱了两天老歌：“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想记起却又偏忘记。”

这时，酒桌上的旧日时光就又回来了，那是赵已然还在唱歌的时光。每年的乌镇戏剧节，张玮玮跟老狼等朋友凑到一起，就唱《昨夜星辰》《枫叶红了》。最近，在温州，他与小河、万晓利、郭龙在台上，唱起“如今那树上的枫叶红了”，就像重新回到了世纪初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