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城市特雷维索,一位93岁的餐厅老板阿多·坎佩尔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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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位苦心经营自家餐馆数十年的老人,大多数人知之甚少,但“提拉米苏之父”的头衔,却令他声震全球,包括中国的甜品爱好者们——老爷子生前可能不知道,在他和夫人、厨师发明提拉米苏数十年后、万里之外的中国,这款点心的地位,可能比在意大利还特别,故事也更传奇。
坎佩尔夫妇和他们的“元祖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才不是成人用品呢
也许在甜点天赋爆棚的意大利,提拉米苏是他们无数著名的创造之一,也是国民级的骄傲。但在中国,提拉米苏的地位还有一点点特别。
当时的90后们都记得,在2005年后一段时间,提拉米苏简直成了高雅洋气的象征。那些年,它在蛋糕店最上一层的橱窗里,在写满火星文的QQ空间里,在台湾偶像剧的镜头里,超市货架上摆着提拉米苏味饼干,冰柜里是提拉米苏味雪糕……甚至有作者不忿地写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提拉米苏、卡布基诺已经变成了小资们显露自己生活幸福美满的代名词,所有跟小资有关的小说或者故事里,都少不了这几样道具,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不管什么东西放进去熬一熬,就都沾了仙气,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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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这种氛围感太强,围绕提拉米苏的起源,还诞生了不少传说,什么意大利主妇赠给出征丈夫的爱心军粮,男生做给女生的表白甜点,威尼斯流莺们给恩客提神的成人用品……怎么浪漫怎么纯情怎么妖艳怎么来,只剩70年代真正发明了它的老两口在状况外。
一样西点,竟然成了一个群体、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个时代的象征——在中国人与西点的交流史上,由于种种历史机缘,类似提拉米苏的故事,发生过不止一次。
中国人吃西点有多潮
第一批在中国出名的西式甜点是什么?
其中有一种,我们今天还在吃——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清光绪年间的上海,出现了第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西餐厅,当时四马路的“一枝香”,其中有一种叫“马奋”的软面包,竟然成了招牌。根据这个味儿有点大的译名,饱弟猜了一下,大概是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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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今天随处可见的点心,在清末的中国十分具有吸引力。早在1858年,英国人就在上海开了一家埃凡馒头店,生产面包点心、各色糖果,还有汽水和啤酒,是中国第一家西式食品厂。
食品厂的水果蛋糕、奶油蛋糕、巧克力和太妃糖,对上层阶级的官僚买办们,自然是值得追捧的新奇玩意儿,而它们富含的油与糖,在饥寒交迫的老百姓眼里,更是至高的诱惑。
当时《申报》刊载过一件事,一个信洋教的中国人跑到茶馆里,跟大家嚷嚷开了:只要信了洋教,就能上牧师家里喝咖啡,夹心面包、油炸面包管够,几个人呼啦一下就跟他跑了——要不然鲁迅和老舍都管这路人叫“吃洋教”的呢。
《茶馆》里的马五爷,大概没少上牧师家塞三明治
中国人与西点的接触,一开始伴随着侵略和屈辱,可是,也有点儿不一样的东西闪动着。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有一队德国兵闯入了一个大宅院里。所有人都去搜刮财物,只有一个年轻士兵闻着香味儿钻后院去了。厨房里,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儿,正烙糖饼吃呢,都吓坏了。
没成想,这小伙子没抢钱也没杀人,忙着掰下一块烫手的糖饼塞进嘴里,又舀了一大勺绿豆汤,咕咚咕咚灌下去,兴奋地直挑大拇指:“甜的,甜的!中国的饮食很好!”说完塞给老太太一张十马克的钞票,还从兜里抓了把糖给小孩儿,欢天喜地地跑了。
看来,比起那帮烧杀抢掠的兵,这个馋鬼至少在这一刻,稍微通了点儿人性——吃是他的本行,他叫阿尔伯特·起士林,是当时德军的随军厨师。
后来,他干脆留在了中国,学会了中文,开设了天津第一家西餐厅,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沟通东西方味道的道路,终究是爱吃的人自己啃出来的。
这方面,中国人也没闲着。在1909年,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造洋饭书》里,记载了数十种西点的做法,比起大菜简直高得不成比例。
虽然书里还管面包叫馒头,把华夫饼叫“酵子华脯”,但光是“朴定”的做法,就记载了二十多种,还有一种“阿末来苏弗来”——今天,它在中文互联网上依然人气很高,不过换了个译名叫舒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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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战争与休战的交织、租界与通商的发展,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外国人涌入中国,有冒险的商人,有被革命驱逐的旧贵族,也有俸禄不高的军警和劳工。
西点这个东西,开始不那么高不可攀,离中国老百姓稍稍近了一些。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外籍平民,也摸出了西点的“中式吃法”。
当年弄堂里的上海人,就见过这样一幅奇景:
有位白俄磨刀匠,来了上海也爱吃老家的黑面包,可配面包的伏特加、红肠、黄油和奶酪却买不起,怎么办呢?只好就土烧酒,然后把红腐乳当酒菜,再把白腐乳当黄油和奶酪抹面包上吃,滋儿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腐乳,也不怕咸。
解放前上海街头卖旧衣的白俄们,“白俄”指的是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后迁居上海的俄罗斯人
洋人学会了中国吃法的西点,中国人的点心,也沾上了洋味儿:
1906年中秋节,天津有一家“广吉祥号”西式食品厂,发布了一条广告,说他们家买的是外国机器,聘的是“泰西化学饼师”,用的是是“上等洋面”,中秋月饼也是“西式饼之材料”制作,连饼皮的花纹,都是外国糖浆做的,“食之既见爽心,观之更觉悦目”……
面包配腐乳,月饼用洋糖,中西甜点这种你试试我,我学学你的交流,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
新的阶段,终于还是来了:中国人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西点了。
面包会有的,还是中国味儿的
“中式西点“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大概是上海凯司令多年的爆款:栗子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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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随着新中国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出于提高外交接待宴请西点水准的考虑,外交部从上海请来凯司令食品厂的凌一鸣、凌鹤鸣两位技师交流指导。
要研究特色新口味,就不能再琢磨外宾吃腻了的传统奶油蛋糕——凌家哥俩灵机一动,拿北方特产的栗子做了蛋糕胚,加上奶油裱花,把同行和外交部领导都惊艳了。
正在裱花的凌鹤鸣师傅
后来,凯司令就卖起了这种栗子蛋糕,融入中国传统栗子馅儿的新款西点,不但让当年的上海人耳目一新,今天都是南京路小红书打卡的顶流。
另一个例子,就是陪着北京孩子长大的义利果子面包。
义利食品公司老家在上海,以前卖过一种圣诞面包,里头放些葡萄干、果皮干之类。或许是北京缺乏这些“洋味儿”的原材料,义利再做果子面包时,干脆把北京果脯和果仁放了进去。
北京人至今都很热爱果子面包,饱弟甚至听过这样的安利:别上旅游景点买那坑人的北京果脯啦,果子面包里都有,更好吃,还便宜!
一样西点,竟然成了老北京传统美食的承载,这种奇景也不多见。
他家麻酱威化也算是“中式西点”了
甚至到今天,这种“气死原版”的中式西点,依然在不断被发明。
比如,被称为新疆传统甜品的娜帕里勇,跟法国的拿破仑蛋糕不但名字像、长得像,做法都像,感觉就是拿破仑的新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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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2010年才在上海面世,是“耶里夏丽”新疆餐厅,与世博会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馆根据一种俄罗斯甜品研究出来的。
然而,它不像传统法式拿破仑非用卡仕达酱,制法更加简单,分层又更绵密,价格也更便宜,很快就成了上海清真食摊的新宠,反而像离经叛道的“新疆大列巴”一样,被大家当作传统食品了。
新疆大列巴,跟俄罗斯列巴完全两样
也许,在中西甜点的交流史上,由于曾经的信息不对等,曾经造就过不少提拉米苏一样美好的神话和落差。
但归根结底,比起虚无的神话,那些让西点越来越中国,让中国人的餐桌越来越甜美的人与事,才更值得传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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