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文互联网语境，这三种称谓常被混淆使用：媒体人、学者与知识分子。

梁文道就讲过，出席活动时常被冠以“文化学者”头衔，一解释自己是媒体人，周围便认为他在自谦，搞得他不得不另行补充：学者在垂直领域做研究，媒体人通过媒介做传播，二者使命不同，无关高下优劣。

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恐怕更会令人一头雾水。

电影《青年马克思》倒是提供了一则参照：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时年24岁，因供职的《莱茵报》被普鲁士当局查封，举家迁往巴黎。哲学家之所以沦为丧家之犬，不过是由于他实践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使命——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

19世纪，知识分子一词以俄语译音形式进入世界语境，一代俄国革命家积极进取的活动，让“崇尚道德伦理、富有怜悯心、人道主义和牺牲精神、对社会进行批判”等标识超越“受教育的阶级”作为了知识分子的普世内涵。

今天，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典型误解在于：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虽然以现实情形来看，一批志存高远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确跳出了象牙塔，但从历史根源追溯，学者与知识分子的最本质区别，正在于后者的活动始终与“公共”密切相关，他们总是通过回馈社会来体现价值，不满足于过分的专业化，并且从未放弃寻找更大数量的听众。

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一书中，社会学家拉塞尔·雅各比补足了主流论断与事实真相之间长久缺失的逻辑链条，他不仅用极富洞见性的笔触描绘了美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后半叶的集体消逝，并且提纲挈领地指出：知识分子的代际缺席，是造成公共文化贫困的根源。

雅各比的语调近乎挽歌：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中的一种缺失，即年轻人声音的缺失，或许是一代人的缺失。少数——极少数——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他们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缺席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时间、慢慢消失的；而且一去不复返了……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论家：他们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接下来的一代人却放弃了这种语汇，因而也没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在《波西米亚精神的衰微》和《去郊区的路上：城市研究者和垮掉的一代》这两章里，作者追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进程，如何从空间意义上消灭了依托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体安身立命的自由作家、散文家与独立评论家。

雨后春笋般兴建的大型连锁超市、写字楼、停车场与高速公路，挤压了原本存在于都市中心的波西米亚群落，汽车与推土机统治下整齐划一的商业世界，既消灭了所有不规则的“附近”，也令繁忙的街道、经济实惠的小餐馆、合理的房租与优雅的环境荡然无存，而以上这些，正是知识分子赖以汇集的条件。

《醉乡民谣》剧照

到了60年代，美国大学便从根本上囊括了一切知识性的工作，并令校园外的知识分子式的生活显得不切实际。老一代知识分子被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和郊区别墅收编进学院，由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年轻的知识分子则根本找不到校园之外的去处。

知识分子的概念逐渐与大学教授划等号，他们中再也没有产生过路易斯·芒福德、德怀特·麦克唐纳、埃德蒙·威尔逊和简·雅各布斯这类纯熟运用语言与思辨、在“学术标准”与“批评标准”中永远选择后者的文化偶像。

对教授们来说，在稳定收入、长假期和业余精力之外，学术自由仅仅意味着做一个大学教师的自由，由于他们的治学前景有赖同行与行政人员的复杂评判，只得依托“专业化”的庇护以空间换时间，建立学术资质，藏身主流。这种内卷之下的保守倾向，决定了他们难以效仿一个最拙劣的通俗刊物的撰稿人——做一点真正有益社会的启蒙。

不仅如此，在社会实践中陆续产生的大小学科，也随着一代知识分子在公共舞台的退场，不同程度地沦为学术上僵化的封建领地。

以哲学为例，在进入学院之前，美国哲学家主要由律师、科学家与图书馆员来担任，而在二战之后，有组织隶属和专业刊物的专职哲学教授——一大堆“权威”——开始取代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孜孜不倦地以经院表述驱散了大众传媒对于哲学的注意力。

最后一位能够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国哲学家是约翰·杜威，在他那里，哲学尚且是一门开明、自由、具有实用主义与传播性的知识。然而，受制于新建学术王国的盖棺论定，杜威在哲学系的地位势必无限接近于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地位，即在一堂公开课的开场白中被说成是那种尽管有名望却不科学的野生先驱。

经济学的困境与之类似，学院派越来越多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式，不是因为这种做派更能解释现实，而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更易于发表。雅各比这样提醒读者，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天才瓦西里·列昂季耶夫，后半生经常指责经济学专业对于建立数学公式的崇拜。

国际关系学的“沦陷”似乎更加彻底，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最后一次独立发出见解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内战期间，这批老一代的“中国通”最终被意见相左的杜鲁门当局降职或解聘。他们的继任者产自研究生院或著名研究所，接受政府与基金会的资助，主要功用是把美国对于一件事的看法强加给世界人民。

巧合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最后的知识分子》中专家教授取代知识分子的叙事正在大洋彼岸再度发生，虽然导致后者式微的路径不同，但上一个文化样本已然能够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敏锐地指出，相比于常人易于体认的智力，知识分子的能力更体现为智识。前者试图掌握、控制、重组与调整，后者则指向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与想象。社会缺乏智识，便会滋生令文化陷入绝境的反智主义。

时至今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于：我们坐拥过剩的、围绕量化技巧发展的学者，却罕有融会贯通、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识分子，即便是那些硕果仅存的知识分子，也更多是许倬云所言的“网络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而非思考者。

至于在电视节目、网络综艺、直播和短视频中崭露头角的学术偶像，纵然他们中的佼佼者不至于被揶揄为“电视知识分子”，而是真正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我们仍须搁置“知识分子重回社会”这一为时尚早的论断，按照拉塞尔·雅各比的说法，大众经常会在现代传媒的误导下，混淆镜头曝光与知识分子的真正影响力。对于一个被遗忘的身份而言，“误读”是它在现世的第二次死亡。

毕竟在三十年前的《新共和》杂志上，已经有美国批评家对相似情景进行过不无讽刺的归纳：

“过去，如果你想让人们嘲笑教授，你得把他们描写成凸眼的知识分子，如此地偏离现实世界，穿着不合脚的鞋子，并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今天……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已经被一群举止文雅的人所代替……新一代带有喜剧色彩的教授，不再从纷繁的现实世界隐退，而是过多地投身于这个世界。他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着赛车，贪求授予各种职位，并为得到爱、奢华和名誉而奔赴一个又一个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