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1. 研究缘起

2020年1月8日，北青网、凤凰网和新浪资讯等新闻平台相继登出一则题为《内蒙古一女子醉酒后遭“捡尸”，醒来后发现......》的新闻。虽然以惩戒加害者邵某为“完美结局”，但这则新闻及所引发的评论却弥漫着“强奸迷思”，即：将强奸的责任转嫁到受害者身上，合理化男性主宰的性互动。

在这则新闻中，酒吧、喝酒是责难受害者小玲的关键，“喝了不少啤酒后又来到一酒吧”等，将小玲建构为一个能动者，而“小玲自述，她自己不知喝了多少酒”“朋友想拉小玲离开但她不走”等则进一步暗示小玲对自己不负责任、过度饮酒的失婚女形象。

相较之下，邵某“今年20多岁，未婚，身材高大长相俊朗”的描述，则暗示他“很受女人欢迎，不需要强奸女人”。因此，被强奸是小玲“自找的”。

不仅如此，该则新闻引发的议论更充斥着对女性去酒吧的负面观感，认为“女的愿出来到酒吧喝酒，首先就不是什么正经货色，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等。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去酒吧普遍所持的负面态度在初步调研中得到进一步佐证，大部分受访者都谈到家人、朋友、同学甚至自身初入酒吧前对酒吧的负面观感。

无论是新闻报道及相关讨论，还是实地调研，都证实了社会大众对泡吧的女性普遍持负面态度。基于此，笔者的困惑是：在社会大众普遍对泡吧女性持负面态度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年轻女性仍然选择去酒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去酒吧。

2. 性别文化发展历史与消费社会语境

吴小英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性别关系的特点概括为一性化，准确地说是男性化。改革开放后，厌倦了清教徒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男女希望过回世俗的日子，本质主义的性别话语由此开始复苏和活跃，并被泛化为市场资源，生产出消费文化主导的强调女性作为身体和性的价值的性别文化。

基于此，学者认为，对于“回归女性”的渴望以及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会使女性主动投入西方消费社会创造出来的性别文化中。

大量国外研究也表明，女性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体主义所改变。首先，消费文化出现了性化倾向，市场的扩张和政府管制的放松滋生了对女性的身体和性进行剥削和利用的消费文化。

其次，随着传统的社会化机构丧失主导性，现代年轻女性深陷于性别化的消费文化中。最后，新自由主义将压迫和结构劣势定义为个人遭遇，掩盖了具有集体性质的压迫，传统的女性主义无力对当前的消费文化进行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新的女性主义主张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转向，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微观女性个体在消费文化中的实践和反思，如此才能把握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性别角色和性别意识的变迁与发展。

尽管与西方女性同处于性别化的全球消费文化中，中国的女性和女性主义身处十分特殊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进程。相较于西方，中国的“男女平等”一直是通过国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不管是改革开放前的“男女都一样”，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回归女性”，中国女性始终未曾经过女性主义大潮的冲击。

基于此，值得追问的是，当代年轻女性如何理解和应对当前性别化的消费文化？她们拥有怎样的性别平等意识？本文将集中探讨三个问题：首先，去酒吧的女性群体如何理解酒吧在她们生活中的意义？其次，她们如何参与建构、协商和反思酒吧的性别化？最后，这些实践和反思体现了怎样的性别角色变迁和性别意识特征？

二、文献综述

1. 饮酒行为与性别文化的互构

在大多数社会中，拥有酒的生产、分配权以及有能力购买、选择好酒即是拥有财富和权力，而财富和权力一直是传统男性气质中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与酒相关领域的主导者都是男性。饮酒的相关实践及后果逐渐演变为主流社会用以分化、象征和规范性别角色的重要途径。

有关饮酒与性别的研究主要来自国外。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饮酒与性别的研究聚焦于饮酒领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喝酒通常被视为男性气质的表现，而禁止女性喝酒则象征女性的屈从。

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的扩张、夜间经济的发展、政府管制的放松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饮酒文化，当代年轻女性似乎有了新的自由来享受这种休闲娱乐活动，社会似乎也比以前更能接受她们这样做。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精神主导的消费场域，酒吧仍然是高度性别化的。也就是说，饮酒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小，女性可能只是获得了在形式上的饮酒的平等机会。基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饮酒行为与性别文化之间的互构，才能够理解性别身份及性别意识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语境中。

2. 国内酒吧发展概况及相关研究

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产物，中国的酒吧一开始就是基于自由、放纵等符号意义发展的特殊场域，是全球化与本土化杂糅特征最为典型的消费地之一。一些学者描述了作为消费空间的酒吧的基本特征、酒吧消费者的基本特征、消费动机等。

具体来说，酒吧一般聚集在城市的市中心区位、依托周边商业中心、邻近外国人集聚区、位于风景优美地段且接近高级住宅区；酒吧消费者主要以年轻人、中产阶层和高学历者为主；作为一个非正式交流场所，酒吧是人们休闲娱乐、寻求身份认同和社会区隔、建构社会资本的场所。

与西方的酒吧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且与蓝领文化紧密相连的公共消费场所不同，中国的酒吧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中产阶层倾向的高消费场所。

国内关于酒吧的研究较少，并在宏观、微观层面均存在不足。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全球化和消费文化应该是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本身，而非只是一个虚化的大背景，对消费文化的考察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分析酒吧及其中的个体的实践与反思。

其次，这些研究只是单纯将酒吧作为一个普通消费空间，忽略了酒吧作为一个酒精消费场所的特殊性。交织着享乐、自由、放纵、失控、权力、风险、文化、性别等社会事实和社会想象的酒吧显然有相较于其他消费空间的特殊之处。

3. 酒吧：新旧意识形态交织的阈限空间

1909年，范热内普用“阈限”一词来强调处于两个阶段之间的状态。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纳发展了该概念，提出阈限是介于社会既定范畴之间的一种状态或者被搁置甚至被困在两套不同的角色期望之间的状态。

处于阈限状态的人逃逸了文化空间中的确定状态和位置，因而隐含了一种抵制结构的可能性、开放性、非决定性和暂时性。

从阈限概念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来看，阈限空间具有特定的时空性，人们在其中体验着有别于日常的规训秩序和内容，由此引发关于既有结构性的反思，进而对新的可能性进行探索。

总之，阈限空间这个概念可以让我们对结构中的缝隙、处于这个缝隙中的行动者和他们用以应对结构的不同的、矛盾的策略保持敏感，强调身份的生成而非存在；同时，它强调微观的亲历体验和变动中的情境。

在转型期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青年正在成为压缩的现代生活的实验室，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创造着新的主体性和实践。酒吧可以被视为一个既能体现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特征，又存在于特定中国语境下的充满冲突与矛盾特征的场域；进入该场域的年轻女性既是消费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又是身处特定社会语境和性别文化中的个体。

虽然酒吧经常将年轻女性作为特殊的市场目标，鼓励年轻女性走进酒吧，但她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吸引男性消费者的客体而存在的。不仅如此，传统的性别观念显然仍在对女性在酒吧的休闲享乐产生影响，社会主流对去酒吧的女性也普遍持负面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消费文化和传统性别规范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角色期望在酒吧中的交织构成了一个阈限空间。

对于进入酒吧的年轻女性而言，这种在阈限状态下的模糊性既充满颠覆传统性别规范的潜力，也夹杂着不遵守主流性别规范可能招致的风险。而正是这些潜力和风险激发个体新的、颠覆性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性别实践和反思。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该阈限空间不仅是一个年轻女性需要在其中对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交织所产生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所带来的享乐和风险进行协商的基于特定时空的实践空间，还构成了一个由于该空间的暂时性和非决定性所引发的对更深层次的欲望和尊严进行协商的话语空间和伦理时刻。

以阈限空间、协商作为概念框架，本文走向福柯式的微观权力研究，认为性别身份是实践的结果，性别权力关系处于持续的、动态的协商过程中。在经验材料分析部分，笔者首先关注酒吧之于年轻女性的意义；然后着重呈现酒吧中的年轻女性如何通过不同维度、层次的协商实践以平衡在酒吧中的享乐与风险，同时稳定自身的性别身份；最后，笔者将分析当代年轻女性的性别角色变迁及性别意识特征。

三、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和访谈法收集材料。从2019年3月起，笔者开始实地考察×市酒吧的经营情况和消费者在酒吧中的体验。

首先，笔者将酒吧作为娱乐产业本身对其进行观察，具体而言，对酒吧的观察既包括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的场地、灯光、音乐、酒水，也包括酒吧中的工作人员的流动、服务和消费者的着装打扮、活动和互动等。其次，笔者还对各个酒吧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消费者群以及访谈对象的朋友圈进行长期观察。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不仅包括去酒吧休闲娱乐的男女两性，还包括酒吧从业人员。本研究主要通过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受访者，因此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共有31名受访者参与了本项研究，其中包括20名女性消费者，7名男性酒吧相关从业者，4名男性消费者，7名男性酒吧相关从业者在从事该项工作之前也都是酒吧的消费者。

20名女性受访者的年龄均在18~32岁，25岁及以上的只有3人；这些受访者均处于未婚状态，其中1人离过婚；从教育程度来看，1名女性受访者为初中学历，2名女性受访者为大专学历，其余均为本科以上学历，目前所有受访者都处于学习、实习或者工作状态。

笔者在酒吧和社交网络中与许多泡吧女性进行过交谈，这些交谈亦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另外，自身作为女性泡吧者，笔者也是本研究的潜在研究对象，对自身泡吧经历的批判性审视和反思亦为材料分析和写作提供了宝贵的灵感和思路。

四、另类休闲—“玩就是玩，生活就是生活”

随着酒吧越来越成为一个面向普通大众的休闲消费场所，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走进酒吧，放松、释放、交朋友、寻求刺激、追求自我认同等是酒吧对于年轻女性的关键意义所在。

星语是一个大三的学生，上大学后偶尔会和学生会的学长、学姐或是一些好朋友一起去酒吧。谈及为什么喜欢去酒吧，星语这样说：

大家总有需要放松的时候，或者总有一些感情问题、学业、生活中的问题。或者是部门办完一次大的活动，一起去一下......一般都比较放松，它灯光挺暗的，加上音乐之类的，可能会让你能放下心防，可能不喝酒之前是挺拘谨的人，但是喝完之后就愿意说点什么，大家也都比较愿意去聊。

对于星语来说，酒吧相对昏暗、舒缓的环境以及喝酒之后的“放下心防”，提供了一个朋友们一起谈心、分享开心或忧愁的地方。舒影是一名大三的学生，今年21岁，十七八岁出国旅游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感受过泡吧的乐趣，上大学后就自然而然继续去酒吧玩了。对于舒影来说，泡吧不仅是一个在学习、工作之余放松的生活方式，亦是寻求抚慰和刺激、找寻自信的地方。

读书一个礼拜很辛苦，那周末就出去玩啊......就会很精致地化个妆......我在体验不同的生活那种感觉......其实我也有很疯狂的时候，我刚分手的时候，每周去酒吧......我想要多认识这样有意思的人打击我男朋友。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寻求刺激，寻求别人对你的爱慕来找到自信......

在酒吧中，城市中的年轻女性可以摆脱日常生活、工作中的“条条框框、一板一眼”，从传统的异性恋规范框架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们可以迅速认识很多新的异性朋友，一起聊天、喝酒、跳舞，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情绪，甚至一起回家，满足彼此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在绚烂的灯光、动感的音乐和酒精的作用之下，酒吧成了一个基于日常生活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和脱离日常生活的基于特定时空的阈限空间。

虽然去酒吧玩的年轻女性经常将自己或被相关的酒吧营销、社交媒体描述为时尚、迷人、独立、乐于享受休闲的新女性，酒吧休闲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年轻女性更友好的，具有放松、释放、交朋友、寻求刺激、寻求身份认同等积极意义的生活方式，但对她们而言，酒吧在某种程度上亦等同于危险、脆弱、失控和对自身安全的更多责任。

这是因为，追求休闲享乐通常是在严格的文化限定范围内进行的，喝酒、去酒吧一直是一种男性主导的休闲活动，与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女性气质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有关去酒吧的年轻女性的负面新闻，也不能仅仅关注酒吧之于年轻女性的积极意义，而应该更多关注酒吧所处的消费文化语境和性别化特征，进一步探讨这些年轻女性如何协商来自酒吧对她们的性别化期待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应对社会主流的性别化的刻板印象。

五、享乐与风险：女性气质的可能与约束

在这部分，笔者引入女性气质概念，首先从酒吧作为一个基于新的特定时空的阈限空间的实践维度出发，呈现进入酒吧的年轻女性如何通过在身体呈现、酒精消费、互动实践等方面的实践来迎合酒吧文化对她们的性别化期待以获得在酒吧的享乐资格，同时应对可能招致的风险。

1. 身体呈现：“展现自己的女性特征肯定就是有暗示”

对于身体呈现的管控是展现特定女性气质的关键。陈希是一名大专生，酒吧的常客，谈及去酒吧的装扮，她颇有心得。

一般打扮得比较成熟一点，穿个小裙子什么的，看起来性感点，就穿得比较少一点。在酒吧大家都是这样子，你穿得太多别人才会觉得你奇怪......男生可能也会觉得在酒吧的女生应该就是要打扮得性感、漂亮一点。

迎合性别化的身体呈现是女性在酒吧中的一种常态。性别化的身体呈现既被女性视为“自我满足”，又因能够吸引男生的目光、“被搭讪”而感到开心，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认可”。然而，性别化的身体呈现同时也意味着她们必须承担招致性骚扰、性侵犯等风险。叶娟解释道：

“酒吧是个很原始的场合......有些人他的确会想到很深层的东西，因为穿得性感会比较容易惹眼，关注度会比较高......”

相应地，拒绝性别化的身体呈现也就提供了一种拒绝男性凝视和骚扰的方式。薇羽是一名00后，来自北京，她就谈到如果要跟不信任的朋友去酒吧玩会“提前做好准备”。

我穿得就会比较土，怎么土就怎么穿......极力表达自己是个学生，掩盖自己的女性特征，说话的时候就也比较粗嗓门儿......因为展现自己的女性特征肯定就是有暗示。

在薇羽看来，展现自己的女性特征等同于性暗示，暗示自己接受被男性搭讪，甚至愿意在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掩盖自身的女性特征，使自己“不可见”，则可以规避男性的关注甚至性骚扰。

2. 喝酒：“女生最好还是有自己的度”

酒精一直被描述成是夜间经济中的关键，它让年轻人冒险、享乐和放纵，如芬芬所言，“酒精在这种场合里的作用更多是催化剂，让大家变得更诚实、更坦诚、更嗨、更沉醉”。但是，由于酒精可能导致女性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身体，陷入脆弱、被攻击的危险境地，喝酒一直被描述成女性气质的威胁，因为得体的女性气质与风险、体面相关。叶娟从高中开始就去酒吧玩，对她来说，喝酒是需要清楚把控的。

基本上我出去喝酒，从来没有出现过让自己喝到不清醒或者怎样的，就是我一定要去把控。你跟朋友出去是不可能不喝酒的，不然你就不会去了，但是你只要把握住那个度就好了。

奕欣进一步谈到了自己不随便喝酒、不喝醉的原因。

女生在现在的社会还是处于弱势，女生喝多比男生喝多更不安全。然后......大家对喝多的女生稍微会有点偏见......会觉得比较随便一点？或者是比较不那么有保护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女生最好还是有自己的度。

如国外学者所言，女性承担着保护自己安全的责任，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就会受到谴责和疏离。对于女性而言，在酒吧中喝酒既是受到鼓舞的，也是需要谨慎协商的。因为超过特定的“度”即意味着可能失去对自身意识、行为的控制而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与强调控制风险、维持体面的传统女性气质是背道而驰的。

3. 互动实践：“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对于受访者而言，酒吧中来自男性的关注、搭讪，甚至性骚扰是泡吧过程中不可避免、常态化的一部分，她们会以不同的策略来获得想要的或者回避不想要的异性接触，具体包括同行男性的帮助、女性之间的结伴和在更具体的情境和互动中的协商、应对策略。

男性是女性对于酒吧的不安全感知的来源，却也是女性安全感知的来源。

现在都是开放性厕所嘛，然后就出来洗手的时候，有一个大叔应该是喝多了，直接想搂我过去，那个时候刚好男性朋友在......我都是叫男性朋友一起去上厕所。

然而，正如女性对陌生男性的恐惧可能是错误的，同行的、认识的男性也可能是危险的来源，相较之下，女性之间的互助被认为更靠谱。

“有时候我们去R，四个女孩子一起去一起回，不要落单。如果有人被搭讪，她肯定会说我朋友在这边，任何情况下大家都是互相知道去向的。”

女性之间的结伴同行、相互照顾建构起了一个能够有力应对陌生危险的互助网络。而这种对陌生男性的恐惧正是源于女性在大范围的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对性暴力的高度担忧。

相对于向外寻求男性和女性同伴的帮助，受访者在更具体的情境和互动中的协商、应对策略更是主动寻求乐趣、保护自己甚至其他朋友的关键所在，这些策略通常表现出“非攻击性”特征，具体包括策略性地调整女性气质、直接走开、表现冷漠等，以吸引、拒绝、转移或分散男性注意力，提前引导或限制男性可能的行为。

如果有喜欢的男生，会比较积极地展现出自己女性的一面，比较妖娆、可爱或是讲话声音比较细。如果没有自己喜欢的男生的话......可能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性别角色比较中性的程度上，大大咧咧、比较爽朗，讲话声音比较粗啊。

如果我很不想要别人来搭讪，我可能会瞥他一眼或者很凶地瞪他一眼，所以他也不会再......让我觉得有一丝调戏的这种人呢，我连看都不看他，就很冷漠，瞬间脸就很严肃，很可怕的那种，一般人会觉得没意思，就走了。

年轻女性在酒吧的两性互动中寻求享乐和规避风险的种种策略都展现了她们作为性别主体的能动性，但如国外学者所说，尽管这些年轻女性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被动的受害者，但她们的这些抵抗和协商策略却也矛盾地肯定了女性既作为受害者，又作为自己的“卫士”的劣势地位。

由于酒吧的阈限性，对于酒吧中的年轻女性而言，女性气质既是一个享乐和自由的空间，也是需要管制和不安全的空间，这其中的冲突、矛盾都需要女性去协商。尽管酒吧为年轻女性提供了休闲享乐的机会，也提供了发掘、感受和体验新的女性身份、性别剧本的机会，但这种休闲方式仍深受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

六、欲望与尊严：对“道德自我”的协商

对于女性自身而言，进入酒吧是对传统属于男性的公共空间和休闲领域的探索，但她们却又不得不迎合酒吧的性别化期待以获得准入和享乐资格，这与她们自身对自主、独立的强调是背道而驰的。

进入酒吧的女性深陷于新、旧规范的两难中，承受着来自酒吧、社会和自身的三重压力。因此，仅仅关注年轻女性在酒吧中的实践远远不够，还应该关注她们在其中矛盾、复杂的感受及反思。

笔者将基于年轻女性对酒吧的性别化设定的理解，对来自酒吧外的关于泡吧女性的负面态度的应对和对自身在酒吧中的性别化实践的讲述，探寻她们如何在具体的情境和关系中理解、协商不同的性别意识形态，甚至如何诉诸道德实践，以使自己既能够遵从欲望进行享乐，又在自身眼中也在社会大众眼中成为一个在道德上能被接受的人。

1. 对“性别化”的理解与回应：新、旧规范之间的冲突与重叠

与新自由主义所形塑的消费文化对女性自主、独立和享乐的定位一样，绝大多数受访者也都是通过特定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来理解酒吧的性别化和回应社会主流的负面态度的；她们对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亦有着颇具颠覆性、反思性的理解与实践；尽管普遍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和剖析。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通过以利益为导向和以个体主义为原则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来理解酒吧的性别化和回应社会主流的负面态度。

酒吧的性别化表征的最直观的体现之一是：男性是酒吧主要的消费力，女性是“酒吧的第一生产力”。基于对传统性别关系的运作，酒吧经常推出面向女性的优惠甚至免费活动来吸引更多女性，以此招揽男性消费者，将高额消费转嫁到男性身上，并从中获利。舒影谈到了酒吧为什么总是针对女性推出优惠甚至免费活动的看法。

......偏激一点的女生会说，这是一个钓鱼钩，能帮你钓过来更多的可能，不偏激的女生就是我受到尊重，因为我是女生，商家给我这样子的优惠，让我更想来这里。为什么要顶着女权主义的旗号去非常偏激地不接受自己的福利呢？女生生来就是柔弱的那一方，我们能够接受福利也不是一个坏事，双方都是互惠互利啊。

奕欣谈到了为什么总是男生付钱的看法。

男生约好了去，他们分......在文化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我有钱，我包场，你来玩就行了，我这桌的美女是最多的，我有这种资源，男生嘛，虚荣......从我主观的角度来看，我还是挺享受的，主观感受都是非常好的，他对你非常尊重......所以大家就不会去想我为什么不用出钱，因为，第一你享受了，第二不出钱你占了便宜一样，第三这个文化大家都是这样子。

从材料来看，尽管舒影和奕欣都对酒吧的性别化设定和意图有所了解，但“不出钱”的经济理性“、享受”和“被尊重”的个人主观体验和“都是这个样子”的文化惯例让她们能够坦然接受这种女性“以自身存在来付钱”的消费和互动模式，将其视为男性、女性与酒吧三者之间的“互惠互利”。

奕欣则通过对个体、自由等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强调来应对社会主流对于女性去酒吧享乐的负面观感。

我不担心，我不需要。因为我做该做的事情，这不影响我做正经事......我就做自己，把自己做好了。我无所谓，我不在意外界怎么看我。

做一个理性、负责任的消费者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部分。对于泡吧女性而言，所谓的“理性、负责任”不仅仅包括适度的饮酒、身体呈现和互动，还包括对酒吧享乐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平衡的协商。然而，问题在于，泡吧确实给绝大多数受访者带来了实际日常生活的困扰。

2. “超前的”性别意识：平等、自由、独立

由于国家女性主义长期培育的平等观、独生子女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年轻女性大都能够获得家庭所能支配的所有资源，在早期的性格形成阶段几乎没有明显的性别偏见，也较早地接受了强调个人欲望和选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正因如此，泡吧的年轻女性实际上大都有着“超前的”性别意识，对性别有着颇具颠覆性、反思性的实践和反思，尽管这些论述普遍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

静琳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实习，有来自家里的经济支持和工资收入；李芸家经营车行，自己是个到处旅游的婚纱模特。关于在酒吧的消费，静琳和李芸有不一样的体验。

帮一个男生埋单，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是平等的。我觉得女生自己买酒喝起码是经济独立的一个象征，而且我没有必要为了吸引你给我买酒喝而去花心思......虽然很心疼钱包，但是感觉很爽，很有面子。

不一定跟男孩子出去玩，我自己有这种消费能力......你既然去那种地方就意味着你要花钱......负担得起才会去那种地方，负担不起去那种地方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从材料来看，自己花钱消费和由男性埋单的玩乐体验有极大的差别。但问题在于，自己埋单的前提是要有静琳和李芸所拥有的“消费能力”。女性要么需要迎合酒吧对女性的性别化期待，为酒吧吸引男性消费者，体现自己的“生产力”，要么就要迎合消费文化对利益的追求，展现自己的消费能力，才能暂时翻转作为女性的从属身份，这正是传统性别文化和消费文化结盟的体现。

除了在上述的消费情境中享受乐趣，感受平等和独立，在更具体的两性互动中进行抵抗的信心也是叶娟并不在意酒吧“性别化”设定的关键所在：

我是很刚很直接的人，比较不怕正面冲突的那种。如果闹很大的话，也是有警察有法律的，我不怕说把这个事情怎么样......如果女性态度较强势的话，男生一般是会退缩的。拒绝分两种，一种是很坚定地拒绝，一种就是你露怯了......他就会继续进一步地有点逼迫你的感觉。

相对于上文中的“非攻击性”策略，这种更具攻击性的心理态势进一步凸显了两性权力关系的博弈。

如前所述，所有受访者都感受到了主流社会对于女性泡吧所持的负面态度及所带来的生活困扰。受访者对女性气质的调整不仅出现在对酒吧中的风险和享乐的协商中，更是延伸到对来自酒吧外的社会压力的应对之中。芬芬就选择了灵活的“性别操演”策略来避免麻烦和说教：

我不会把在酒吧里玩的那一套用在同学聚会上......因为他们对我的印象是一个乖乖女，跟性感啊、化妆啊离得很远，是一个很正的形象。在长辈父母面前我可能也会刻意乖，性感是要避免的，或者说是要稍微弱化一下。

芬芬对于不同场合的区分和相应的角色扮演策略映射了社会主流对于泡吧女性的负面态度。然而，尽管这种对传统性别角色进行解构甚至进行后现代的“性别操演”颇具颠覆性和反思性，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麻烦和说教。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受访者都尝试用强调个体、自由和经济理性等新自由主义话语来理解和回应酒吧的性别化和社会主流的负面态度。且由于国家女性主义长期培育的平等观、独生子女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年轻女性有着“超前的”性别意识，对性别有着颇具颠覆性、反思性的重构、理解与反思，尽管其中充斥着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妥协和接纳。

3. 道德自我的重塑

对在酒吧中的风险与享乐，乃至欲望与尊严之间的协商是极其困难、不稳定的，且由于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无法将矛头指向男性的女性受访者会进一步通过他者化和特殊化等策略来缓解来自酒吧、社会和自身的三重压力，协商自身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

他者话语的建构是受访者对自身在酒吧中的呈现、实践进行辩护及合理化的关键努力。

太裸露太妖艳的那种......她们想干嘛，是想勾引男生吗？就是她们应该有什么目的......不只是来让自己开心......可能是缺钱，缺的是一些可以不需要的东西，想买一些奢侈品。

通过建构过度性化的、喝醉酒的和“会玩”的他者，女性受访者尝试将自己建构为是理性的、负责任的，能够被理解和接受的消费者。然而，不管这种“他者”和“我”之间的差异是源于价值观、责任心、社会阅历和学历，这都制造了女性群体的分化。

相对于通过他者化其他女性“过度”的身体呈现、饮酒和互动实践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一些受访者通过强调自身的“过度”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特定阶段、特殊情况、特定条件甚至酒吧的阈限性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尽管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承认了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白妮就谈到自己在酒吧中喝醉的情况：

那个酒是没有兑绿茶的......然后就有点喝高了。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年轻，不懂......我感觉我从小到大安全活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我心特别大的那种人，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那种意识。

通过强调年龄差异的描述，白妮将醉酒描述为是过去的、暂时的和可能发生变化的，暗示自己是个饮酒学习者，现在已经是个成熟的饮酒者。

舒影是本研究中唯一坦承自己曾在酒吧寻求“一夜情”的受访者。

我不会隐瞒这个，现在想起来是一个很伤害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不会后悔，我是有获得满足感的......况且是我在很伤心的时候，我有做好保护措施，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丢脸或者是不对的事情。我觉得我没有说需要背负道德上的怎么样怎么样，我开心就行，关你屁事。

舒影亦尝试通过“特殊化”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首先，强调“一夜情”是发生在自己“很伤心的时候”，不是常态化的行为；其次，强调自己是在“有做好保护措施”这种特定条件下发生“一夜情”的，因此是应当被理解、接受的。然而，从“道德”“丢脸”“不对”等字眼可以看到她所承受的来自他人和自身潜意识中对“一夜情”的负面观感的压力。

舒影和叶娟甚至从更宏观、更具反思性的角度意识到了酒吧的阈限性，认为应该把酒吧中的玩乐和日常生活分开。

大部分的女生会觉得，OK，我们有发生过什么，你就是我男朋友，一定不要这样想，你们只是一起做了一件比较亲密的事情......大家以后还是在过自己的生活，就没有交集了。

玩就是玩，生活就是生活，我觉得那个空间是相对意义上要彻底自由的。

酒吧是一个处于特定时空的超越日常生活的阈限空间，有着独特的语言和规则，在这个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不该用日常生活的标准来衡量。年轻女性对在酒吧中的享乐与风险、欲望与尊严之间的协商十分不稳定、困难，且由于普遍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她们大都未能超出父权制的框架对此进行批判，只能诉诸话语实践以重塑“道德自我”，这不仅导致了女性主体的分裂，更制造了女性群体的分化。

七、结论与讨论

酒吧所建构的阈限空间是传统性别权力关系和新的消费文化的产物，可以被理解为市场转型期中国性别文化变迁的一个实验室，年轻女性在对享乐与风险、欲望与尊严之间的协商中重新体验、感受、参与性别角色的生成，她们对“道德自我”的协商正是这些变迁在人们主观体验上最深刻的显现。

改革开放后，传统性别权力关系和市场话语的进驻“一拍即合”：一方面，传统性别权力关系为消费主义提供了商机，性别符号被泛化为市场资源；另一方面，消费意识形态为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存续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性别化表征被建构为个体的自由选择，而非源自父权制的压迫。

二者之间的合意共谋形塑了性别权力关系的现代化路径，而这一切都被改革开放后回归传统性别规范的呼声进一步自然化和掩盖了。

对于进入酒吧的当代年轻女性而言，国家女性主义长期培育的平等观、传统性别话语的复苏和以个体主义为原则的市场话语之间的交织使得她们有着复杂、矛盾的能动性和实践：

一方面，她们较早地接受了个体主义价值观，强调自身在酒吧中的自由、享乐、理性和平等；另一方面，她们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警觉，仍然限于传统异性恋框架之内。

然而，不管是在社会态度普遍负面的情况下仍然选择进入酒吧，还是在酒吧中更具体地对享乐与风险、欲望与尊严的协商，这些年轻女性超越“性别”范畴的对自由、平等的强调，以及基于个体层面出发的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和抵抗可以说“误打误撞”地指向了一种整合生活政治和解放政治的政治可能。

她们既关心如何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又将自由、平等和权利等宏大议题纳入考量，这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希冀的。不过，这种核心要义始终指向新自由主义所需要的原子化“个人”的所谓个体、自由和平等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真正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仍有待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