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县作为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的试点城市之一，在探索模式的道路上是有争议的，7家代理商的诉苦，是理解地方落地执行情况的一个切面。
国家能源局，今年7月，针对坊间有关整县推进政策疑问，专门提出五大工作原则——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然而不少地方却念歪了“真经”，背离政策初衷，和国企或者央企签署排他性协议，意欲挤出民企。在国家光伏产业大计面前，国企和民企如何高效协作，发挥市场的积极性——考验着部分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
光伏安装陷入停滞
梁泽迫切地想见到县长。连续三周，他每天早上7点从家里出发，开着别克车直奔襄城县政府。他穿着一双白皮鞋，拎着公文包，上身套一件深色的呢子西装，从门卫森严的县政府右侧安检门下走过。看上去他像是来上班的公职人员，没有任何保安阻拦。
沿着台阶直上县政府大楼一层，高达近10米的立柱挺拔耸立，围成一座狭长大厅，格局酷似高校图书馆。大厅后面是十余间办公室，另有三部电梯，梁泽对这些早已了如指掌，知道乘坐哪部电梯，能更方便直达某位领导办公室。
这位43岁的光伏代理商，保持着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顽强精神，频频“造访”此地。尽管在同行看来，他的行为有股“傻劲”，可能会让自己与政府的关系搞得很僵。但梁泽眼下正面临着生死关头，不得不这样“冒犯”。
襄城县位于河南腹地，隶属许昌市；虽然和周边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城相比，经济产值要贫瘠的多。但独特的自然条件——阳光和气候，赋予这座城市“十亩地八亩烟，二亩红薯顶住天” 的盛誉。今年6月，充沛的阳光再次为这座城市注入新的机会——入围国家分布式光伏发电整县推进的第一批试点城市。
也正基于此，这座本不受企业青睐的小城突然火热起来，成为各大光伏厂商的必争之地。包括阳光新能源、创维光伏、天合股份、光伏星、碳银光伏5家代理商，在今年5月新入后，华为等厂商近期也开始入驻，梁泽正是今年新涌入的品牌代理商之一。
然而9月3日以来，原本如火如荼进行的光伏发电安装工作陷入停滞。数家代理商递交的农村户用光伏发电相关的备案文件，都堆积在县供电局的办公室里。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迅速获得备案已过的通知。甚至连农户自己安装光伏发电的申请表，也躺在办公室里，迟迟未得到回复。
叩响县长的门
今年9月开始，梁泽的工作和生活就被完全打乱了。
他所有的重心都围绕着供电局、发改委、信访办三个地方转。为了不受干扰，他常常把手机设置成静音。然后“噔噔噔”踩着楼梯上楼，看见办公室有人，立即送上笑脸，用极富磁性的声音打招呼，“领导在忙啊”。
他的诉求只有一个——想知道之前已经递交的农户光伏备案到底什么时间可以通过。
停止备案的几个月里，他的资产在无形中不断萎缩。备案在流程上每耽搁一天，他的损失就呈指数级放大。他前期投入的价值数百万资金的光伏组件，躺在仓库里无法出货，资金无法周转；组建的60余人工程队，因为无法开展工作，逐渐在流失；十余号业务员因为催要开发费用，几乎打爆了他的电话。
这些他都无法交代。因为他也不知道备案什么时候通过，他所得到的回复就是“回去等”。
“等不了啊！”梁泽内心嘀咕。备案不通过，后续工作就无法开展，他的资金也无法流转。而资金对企业来说，犹如血液。
血液快要流干了。他软磨硬泡地坐在领导的办公室里，热气腾腾的红茶香气氤氲在空中。办公室人员进进出出，领导一直不得空。他必须得等，等得实在久了，就主动拿起茶几上的茶具，按下自动烧水器的开关、浸泡茶叶、过滤、沏茶。他有时会喝很多杯，直到领导抽出空来，发现他还坐在那里。
“一个做企业的人经常来喝茶，说明是不正常的”，他叹道。回顾自己过去数十天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经历，他很失望。上周四，他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当面见县长。
“见到县长后，你期待什么结果呢？”我问他。
“不管什么结果，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县长知悉光伏目前的停滞情况，能够给予重视。”
也许只有见到县长，困在漫长等待中的精疲力竭的心灵，才能稍获安慰。
其它代理商对梁泽略显笨拙的上访手段很不认同，他们更愿意走“捷径”。11月的一个周三，一位关系通达的代理商，自告奋勇地联络其他几家代理商，张罗危机应对方案——譬如每人根据自家需要安装备案情况，给发改委主任送上5万、10万的“心意”。
当然，梁泽被排除在外。梁泽也并非毫无收获，他的西西弗斯精神似乎取得了微弱的成效：办公室很多人都已认识他。有人甚至私下给他出主意：“出力没有功，等于零。不要干等一天，啥也没见到。你可以在领导开会前，提前半个小时守在会议室门口，等领导来了，直接反馈。”
周四一大早，他正是这样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县长下午有会。所以他从下午2点半开始，一直守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口。
立冬后的襄城，阳光依然浓烈。梁泽背着光，站在7楼的长走廊一端，双手交叉在身前，公文包垂在手下，双腿像圆规一样立在那，几乎一动不动。外面洒水车的音乐声在走廊里回荡，他充耳不闻，眼睛盯视前方，出神地望着走廊里进进出出的忙碌的身影。
16:30，从走廊的另一端，终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进了县长办公室。
“啊，县长来了。”旁边等候多时的另一拨人马抢先一步，去了县长办公室。梁泽并不生气，“只要能见到人，我等多久都没问题。”语气明显轻松许多。
他从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文件，包括国家能源局的〔2021〕84号文，以及2页的情况说明，在心里草拟一会见到县长的“说辞”。
“离成功只差最后一道门了……”梁泽抬了抬有点僵硬的腿，手中的文件在空中抖擞。
备案制倒退回“审批制”
梁泽为临近这道门付出了长达数月的努力，但在这道门开启前，襄城县政府已经为所有的光伏安装企业设置了层层关卡。
这一切源于今年夏天，分布式光伏行业发生的一件大事。能源局〔2021〕84号文在全国推行分布式整县推进试点城市，要求试点县在2023年前实现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50%；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40%；工商业厂房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30%；农户屋顶可安装比例不低于20%。
襄城县正是全国676个试点城市之一。这对襄城县原本是个加速分布式电站投资进程的大好机会，多家厂商涌入这座不引人注意的小城，准备大干一场。然而，9月3日，一则“口头”行政命令，却把许多安装电站需求都挡在备案的大门外。
备案流程，原本十分简便，所有安装的农户或委托人，向供电局递交个人身份证明、房屋产权证明以及安装意向合同等纸质资料。这些资料经电业局汇总后，统一上交给发改委备案。3~5个工作日后，申请人就会收到备案通过的通知。
但是现在，多家厂商困在了电站备案环节。无法备案，就意味着无法并网销售，也无法获得电价收益，更享受不了国家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补贴。
“有些做法更荒唐。9月3日原本备案通过的电站都挂在网上了，第二天又给删除了。”有代理商说。多位代理商向凤凰网《风暴眼》称，“暂停的原因是河南城投公司豫能控股与襄城县签署了整县推进的独家协议。”
一份官方文件记载，9月4日，襄城县人民政府与豫能控股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明确襄城县整县推进屋顶光伏资源交由豫能控股的子公司豫能公司开发建设。
5天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市场，襄城县统一召开屋顶光伏项目第一次推进会，台下坐着各村委负责人。在推进会上，襄城县明确指示各村委：“从今天开始，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到村里以给群众房顶、空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名义，要求各村出局证明或盖章的，村委会一律不予盖章、签字或出具任何手续。”
禁令实行之后，就没有代理商递交的备案获得通行了，除了豫能公司。9月28日，襄城县政府通过对县城政府、工商业、事业单位、农户屋顶毛估面积，最终给豫能公司备案了300MW的光伏电站。
很多代理商表示，“这是明显的垄断，与国家文件精神背道而驰”。
他们所说的背道而驰，是指国家能源局的84号文早就指示，整县推进的分布式光伏试点工作要严格落实“自愿不强制、试点不审批、到位不越位、竞争不垄断、工作不暂停”的工作要求；文件还要求试点城市不得以开展试点为由暂停、暂缓其他项目立项备案、电网接入等工作。
“部分地方政府随意拖延备案，搞垄断，跟国家指导文件相违背，不合乎法规，也是与民争利。”中国光伏业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告诉凤凰网《风暴眼》，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各有优势，谁来参与市场，不是人为、拍脑袋决定的，而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中国光伏业协会日前已向相关部委反馈地方乱象。
站在县长办公室的门外，梁泽回想自己在襄城县开展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屡屡碰壁的经历，心情异常复杂。当县长推门而出，准备去另一个会场时，梁泽快步移到县长面前，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手指抓着文件的一角，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表达了“备案难”的诉求。
县长因为要去走廊的另一侧开会，匆匆说了句——“过渡时期提交的备案资料，我们在研究，会分批处理”，然后转身离开。梁泽当时并没有听懂县长的话，以为还是“托词”。县长走后，他一个人还立在原地，感觉自己计划彻底失败了。他仰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强行抑制住它滚落下来。
不过，欣慰的是，几天后，9月3日审批通过后被撤销的92户电站，确实备案通过了。但剩下的400余户电站能否备案通行依然未知。
混乱的整县推进市场
作为全国676家整县推进试点城市之一，襄城县的初衷，希望快速形成“襄城模式”能够在河南推广。
但是“襄城模式”却在襄城内部引发不小争议。
在从事光伏行业安装代理多年的王军看来，襄城政府和豫能公司签约的300MW电站可能存在“虚空备案”。
正常的操作流程应该是，企业先和农户沟通合作意向，确定安装功率数后，受委托拿着农户的资料，提交到电业局，由电业局统一整理后递交给发改委，再由发改委进行备案。
“但是豫能公司备案的300MW却逆向操作，先提前备案，再去和客户商谈电站建设意愿。这其中可能存在很多问题。”王军说，用户愿不愿意安装，用户如果自己想出资建设怎么办，如果有些用户已经和其他光伏公司签约了怎么办，这些都是无法预测的变量。如果最终实际用户安装达不到300MW的量，那可能就属于虚空备案了。
突然而来的行政命令也让王军哭笑不得。今年10月的一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库庄镇政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称，“为了避免给你造成损失，以后库庄乡就不要来了，我们已经和其他厂商品牌签约了。”
这通电话让王军觉得很好笑，他当时有些赌气地回道，“你说不让我装就不装了，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呢？现在网络上诈骗电话那么多。”不过，库庄镇确实是豫能公司在襄城的首个试点乡镇。10月20日，豫能控股曾宣布在襄城县库庄镇境内投资1.7亿，建设电站30MW。
不过，即使有行政命令的加持，库庄镇的光伏推进计划在现实中也遭受了不小的挫折。库庄镇曾在2020年就推出打造光伏小镇的计划，但后来一直没有推行成功。“我们这条街上，都不怎么乐意安装光伏电站。租金没多少，担心实际建设后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房屋想要扩建加高，屋顶光伏电站要不要拆，很麻烦。而且担心存在不透明条款，安装上后，出了问题去找谁呢？”库庄镇主街道上的一商户提到，自己村里有一户就遇到类似的问题。这几年来，有多家安装公司来这条街道上兜售光伏电站，但他们一直都很抗拒。
即使有意愿的农户也并不一定能安装上。隔壁乡的刘鹏发在农忙季节刚过后，手上正好有些闲钱，想在屋顶上自费安装一套光伏电站。10月，他带着相关材料证明，跑到电业局申请备案，因为备案迟迟未通过，安装电站的计划一直搁浅着。
而且，在光伏电站建设的租赁模式中，豫能公司给予农户的租金也比其他公司要低得多。
豫能公司和农户的租赁协议中，每块光伏板给付农户的租金是30元/年。而正泰、中来、阳光、天合等市场上厂商给的租金已涨到40元以上。“农户也会质疑，别家给的租金多，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装别家的？”王军称。
王军曾和豫能公司的工作人员打过交道。“豫能完全是个光伏行业的新兵。他们在今年8月派人来襄城调研，闹出过很大的笑话。调研人员写的调研报告，在提到成本估算时，把后期运维成本定在0.2元/瓦/年，而实际上这部分即便给5分钱，市场上都有一票人抢着干。”
在许多代理商看来，整县推进，如果是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屋顶，确定一家大型国企来操作，融资成本低、获取资源能力强，效率也高；但是对于分散的个体农户，如果由一家央、国企包揽，根本不现实。市场上农户居住分散，需要大量的开发人员一户户去沟通，而且每家每户屋顶适不适合安装也需要勘查，譬如房屋坐向，光伏板安装角度，有没有树木遮挡等等。如果前期勘查设计不好，也会影响电站的真实发电收益。这一块应该交给更为灵活的民企来开发建设。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渠道分布广，在行业也耕耘多年，它虽然小，但灵活，更贴近市场，对终端市场更敏锐。”刘译阳称。
“一企包一县”背后的利益博弈
不止襄城县，河南多地，均陆续出现暂停光伏电站备案的情况。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仅仅河南省，就有包括镇平县、修武县、叶县、濮阳县、邓州市等至少10个试点地区出现明令或实质暂停备案。
河北一光伏品牌方也反映，河北省邯郸、邱县、馆陶、肥乡、安平等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湖南省常德、韶关也陆续出台文件暂停光伏项目备案。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各地祭出“拖字诀”，主要是整县推进之后，“一企包一县”探索模式的盛行。这波“一企”的主角主要是国家电投、华能、国家能源集团、大唐等大型央企、国企。他们积极响应碳达峰指标，加入屋顶分布式光伏资源“抢夺战”。
国家能源集团曾对各分公司提出新的目标，要在一年后，开发要不少于500个县域，不局限于主导或者合作方式。而在短短的5个月，国家能源集团也已经签下了23个县。国家电投董事长钱智民更是在10月的一场论坛上宣布，到2025年，国家电投要建成世界一流光伏产业。截至11月，国家电投已经拿下41个县的分布式光伏开发协议。
在各种雄心壮志的宣言中，不仅许多国企央企迅速和地方政府签订独家协议，各路资本也想在产业的宏阔天地中分得一杯羹。
兴业银行、 工商银行的地方分行，都找到李洪兴，希望能在光伏贷款方面展开合作。
李洪兴在一家光伏品牌担任区域招商经理，曾被多家国企邀请去讲解光伏电站投资建设方面的课程。他最能明显感觉到政策红利下，各方资本踊跃的心态。
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国企和地方签署独家开发协议后，非常不满：“怎么找我取完经，这些大企业就直接搞起垄断，把耕耘多年的我们拒之门外了。”
分布式光伏市场几乎陷入了“怪圈”。所有人都想争抢分布式光伏的蛋糕，但每一方品尝下来似乎都有些食不知味。
“他们很难挣到钱的，我都给他们算过一笔账：假设10千瓦电站，一年12000度电，河南这边电价按照0.379元/度电，一年收益4400元。成本上，光伏组件成本2.1元/瓦，逆变器0.3元/瓦，安装建设成本1.3元/瓦，总成本差不多要3.7元/瓦。10千瓦总成本就是3.7万元。他要给农户租金大概是一年就有600元。这样计算，静态投资收益，都要10%了。”李洪兴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李洪兴说，如果算上融资成本，每年收益率还要大打折扣，可能只有6%左右。
一家在地方拥有渠道优势的国企融资负责人表达了类似观点。“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收益率不高，也就7、8%左右，远不及集中式光伏的收益率，而且管理上也更为繁琐。”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它们之所以愿意入局，有自己的小算盘。地方政府的整县推进计划，更希望背靠有资金实力的国企操盘。它们愿意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寄托于政府可以批地，让他们参与到利润更高的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
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也在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市场的火爆，导致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仅仅国庆前后，组件价格就从1.8元/瓦左右攀升至2.1元/瓦。
很多国企签约下开发协议后，因为组件成本的上升，目前都暂停了建设安装。李洪兴说。
凤凰网《风暴眼》在走访襄城县了解，豫能公司自9月4日正式进入县城以来，仅仅完成6家电站建设，其中包括3户农户屋顶，另外3户是库庄乡政府、库庄小学、库庄中学的屋顶。
即使是民营安装公司也觉得，今年组件成本实在太高了。北京一家民营光伏电站投资方向凤凰网《风暴眼》透露，由于成本上涨，今年一直是卡着最低投资回报率7%的红线做的。
不过，作为光伏行业的老兵，李洪兴点出了大型厂商或集团疯抢下游市场背后的长远逻辑，“谁掌握了终端资源，就有了话语权。除了迎合未来清洁能源发展的趋势外，终端资源包括渠道和农户，尤其是农户自愿，都是建一户少一户，掌握底层用户数据，未来还可以搭建更多元的商业逻辑。”
这些都是厂商更长远的战略部署。但是对于代理商梁泽来说，这跟他关系不大，他只是渠道资源上的一环。他眼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如何把前期开发的上百户电站，获得备案，然后让农户屋顶真正可以并网发电。2016年，他曾在晶科光伏位于越南的海外分厂，任管理岗。他当时的想法很纯粹，就是搞精通光伏相关知识，有朝一日回到国内，独立门户自己干。
如今，他已经拿下河南两区6县的代理，但如果类似的“襄城模式”推广普及下来，梁泽忧虑自己在国内将无用武之地。梁泽不得不为将来做最坏的打算——假如国内进展不顺，等越南疫情结束后，他可能就要退回越南市场。他已经花钱购买英语网课，每天深夜时，跟着屏幕另一端的老师，练习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