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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是今年的世界哲学日。

这个本来没多少人留意的节日,今年有些不大一样,前几天还真有一则跟哲学相关的新闻,引发了很多的人的关注。正好在这天,一篇题为的文章几乎在社交媒体刷屏,传播甚广。

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吸引人的注意力,把一位20世纪影响力巨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跟一位代表阶层身份的“农民工”放在一起。

这位叫做陈直的工人很喜欢读哲学,在这么多年的打工生涯里,每到一个地方打工,他都会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去钻研他心爱的哲学书籍。

陈直喜欢哲学,喜欢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在今年8月,他把美国一本还算不错的海德格尔的哲学导论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豆瓣上。如陈直所述,他喜欢哲学并不是要逃避现实生活,纯粹是因为对哲学问题太感兴趣了。

除了这篇报道,陈直在豆瓣上的自述帖文和翻译内容,也都被网友看到,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与争议。

1. 每过一段时间,好像就有这样的故事被追捧

看到陈直这个案例最近几天所引发的讨论度,其实我们放大一点,刷新一下自己的记忆,回想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好像都见过一些类似的故事。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种跨越阶层的文化碰撞故事,那些我们心目中处于阶层底层的人,在某方面的文化表现却很让我们震惊,然后在媒体上掀起了一轮热潮,甚至轰动,跟着大家都还会有种种溢美之词,又谈到说我们要如何去反思。

就在去年,2020年,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工人吴桂春,他在东莞打工17年,结果因为疫情原因工厂关闭,所以他要离开东莞,临离开时他去东莞图书馆留言,感谢图书馆这么好的地方,让他17年来能在那好好读书。

然后被媒体发掘了这件事情,吴先生主要的业余兴趣跟活动就是去图书馆看书,他也看了相当多的书,后来东莞好像还把他请回去工作,可以使得他继续在东莞图书馆好好看书,这一时传为佳话。

再回想一下,2019年8月,我在《八分》第一季的时候也聊过沈巍,他是一位50多岁的街头露宿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流浪汉”,披头散发却被人发现他有着相当不错的国学修养,对于中国文史说起来那是头头是道,颇有一番自己的想法。

当时他红了以后,很多“网红”跑去跟他直播,有人在镜头前说我要嫁给他,有人说要认他做师傅,甚至有人在镜头前表演向他下跪,要认他做干爹,后来还有人真的跑出来说,其实我是他儿子。但现在我们还记得他吗?

再往前一点,2017年北京皮村,这是北京很多打工人聚集的郊区村落,这里有许多相当不错的打工文化群体,有几部纪录片拍摄了他们的故事,这里有各样的文化内容,还有很多新人在这里发展事业。

参与这些工作坊中的一位就是来自襄阳的育儿嫂范雨素,她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范雨素》,走红一时,很多出版社都想跟她签约,让她出版作品。因为那篇文章写得是真的好,提到了一位打工人的心路历程,她的生命,她生活中的种种,那是我们都不一定熟悉的事情。

但后来,这些人是不是都几乎被我们淡忘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昨天的新闻就听起来已经都像去年的事情,我记得只有今年3月,《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还分别回去采访了范雨素,谈到她现在的情况。

纪录片《铁西区第一部:工厂》

同样的,在对于陈直的报道发出以后,也有许多人去谈论陈直的一些个人问题,很多人就觉得他会不会太自恋,还有很多人觉得他对自己的妻子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

但报道是根据采访内容所改编成的自述稿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轻易地根据这些采访里的一些片段,比如他说“对儿子没太大感觉,跟妻子没话说”,就因此去判断他家庭生活有很严重的问题,或者这个人好像性格上有些不完整等。

我觉得我们对一个人下判断是很困难的,我不太容易依据这样的一些片段,就定论说一个人就是怎么样,甚至他的夫妻、他的家庭生活,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其他方面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背后的个体其实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个体对于自己处境的想法跟感受,也都是截然不同的。

2. “小人物逆袭”的叙事

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因为他们都在媒体上引起了类似的传播效应。大家对于这些人的事迹感知来说,他们都是一类人,这些个体是处于我们心中比较“底层”的状态,他们或许是“民工”,是打工阶层的人,也或许是位流浪汉。

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在我们认为的社会上比较“高端”的文化领域中有所表现,比如对于中国文史的认知,对于读书的热忱,对于哲学的爱好,对于文学的表现力等等。

当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总觉得不太匹配,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心中的一般想法。我们一般对于一位民工的刻板想象,他们不太会喜欢在假期或者休闲的时候跑去读书,更不要说读哲学了。

正如陈直自己在访谈中说到的,他跟其他工友们谈话并不“透气”,很少谈到自己的事情。一来主要是因为环境,在宿舍里大家都已经很累了,出出入入的,彼此之间话并不多。二来他们万一要说话,谈的也大都是“吃喝嫖赌”一类,这些事情跟民工尤其是男性民工联系在一起,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很正常。

我们好像有这样一种文化接续,一种假设,你的工作跟你的社会身份是相匹配的。

某个阶层的人就该应该喜欢某类休闲生活方式,某个阶层的人就应该特别容易向往某种文化爱好或者消遣需要。我们心中大概总有这么一组相当固定的版图分布,所以在这些事件一出现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震惊,它天然就具有在媒体上传播的属性。

再引申下来,我们一般之所以关注这类消息,是因为它又符合了我们大众文化中一种角色类型,那就是所谓“小人物的逆袭”。这种类型想法符合我们一般人心里都有的一种带有民粹主义的向往,或者说渴望。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会上和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太多赢家通吃的情况,所以我们总会渴望看到一个小人物能够出头的故事。

纪录片《遥远南方的童年》

如果今天拍一部电影,讲一个富二代含着金汤匙长大,他越做越好,终于又做成了世界首富,这样的故事你想看吗?肯定不想看。如果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儿,透过自己努力奋发向上,经过命运重重打击,他不屈不挠,最后成为了世界首富。

这样的故事哪个能够拍成电影,又会更受欢迎,显然后面的几率更大。同样的,为什么我刚刚说谈到的这几个人物,也符合这种“小人物逆袭”的故事,并不是说他们在商业、在权力上获得了多大的得益,而是说在文化上他们贡献了,或者说进入到了一个我们平常认为不属于他们的领域与世界中。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盼望,这种盼望会加上去,比如说在沈巍走红的那两年,很多人就说,沈巍这段话不得了,看看一个流浪汉都比清华北大教授厉害多了、讲得到位多了。但这种说法坦白来说,稍微推敲一下,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

沈巍固然是对于他所读过的书,他所知道的文史有一定的看法,但是不是就到这样的程度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渴望他有这么厉害,于是会这么来夸赞他。正如陈直对哲学的看法,他所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我们也会期盼,他原来要比一个大学教授,或者博士后在读的人所翻译的还要好。

我们会有这种想象,希望它是真的,但很多时候,“It's too good to be true.”

第三个原因,我们对这类故事感兴趣,或者大家会关注的理由是什么?那是我们都知道今天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布还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情况。

我们透过这些阶层的自我描述,比如范雨素写她在皮村的故事,就更能够让我们真切感觉到,我们社会真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阶层分化,甚至贫富悬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带来了另一面相当正向的影响,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普通的、平常社会中不容易被媒体注意到的人物,他们的真实处境。

但重要的是,当我们热衷于追寻和发掘这些人物故事之后,这些故事背后的每个个体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遭遇也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很容易把他们归类成我刚才说的那种故事类型。

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故事类型,但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批判地思考。

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有2亿多灵活就业的人,比如说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送快递的人,还有流浪汉,住在皮村里的人,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这些人的故事,这都不是大众媒体平常会关注的。

但我们也知道这不只是媒体导向的问题,它也关乎于我们个人的兴趣,我们是否真的想看这些故事,关注这些人的想法?

3. 文化与阶层,是个太复杂的议题

这就牵涉到在学术界或思想界里,一个常年已有的、比较左翼的角度争论,我大致非常粗糙地整理分类一下,有一类想法是这样的,比如用去年吴桂春在东莞打工去图书馆看书的事情,来论证公共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性。

这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心目中所谓比较“高端”的文化休闲生活,比如说读书、音乐,艺术表演等等,也应该要普及给所有人,它不应该是有阶层的。去听古典音乐会,它的票价就不应该那么贵,去听歌剧就不应该每个人都穿得那么精致,它就应该是公开给普罗大众的。

所谓的高雅文化它应该是普及的,应该去掉“高雅”这个形容词,就像那篇文章讲,我们不应该觉得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事,它应该是向所有人开放的。

海德格尔不只是念大学或者是有能力念好大学,专门花时间去读哲学的人才会思考的一个问题,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至少有机会能够接触的。

当然也有人反驳,比如现在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一种向所有人普及的国家政策,是在英国先开始,大概19世纪之后,在英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休闲活动,包括音乐会、博物馆比如大英博物馆等,它们的阶层色彩逐渐减弱,开始向全民开放。

为什么呢?有一些历史学家分析认为,假如工人们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可能会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没有意义。这就容易产生很多想法,一不小心他们可能就要闹革命了。

身为一个打工人,在流水线上消耗自己的青春与身体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那就给他们看莎士比亚,然后他们就得到心灵的满足,心灵满足之后在现实中就不会搞革命了。所以有一种左派的思路,认为所谓高雅文化的普及化,其实背后也包含着资产阶层的一个野心。

纪录片《中国梵高》

再来就有人认为,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种高雅文化应该普及化,是不是也还是带着一种阶层观念?其实那些在历史上不曾被我们记载的普罗百姓,或者说不曾被我们重视的所谓“底层人民”,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休闲方式,也有自己的思考,这本身其实就很有意义,很值得被尊重。

我们之所以不记录他们,之所以瞧不起他们,是因为我们带着一种文化上的阶层偏见。比如我们在工地上、市场上所看到民工们玩的一些东西,比如街头式的卡拉OK,觉得这些东西太俗了、不够高雅。

我们不用关心他们、不用研究他们、不用记载他们、不要把他们当回事,类似这样的想法很常见,但是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会不会也能在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里找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20世纪早期的大思想家葛兰西,他告诉我们,身为革命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介入一种所谓底层式的人民文化,在其中找出一些资源和力量来,推动成为一个更公正的、更好的、更理想的社会。

然后有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也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比如苏联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跟文学史家巴赫金,他通过《巨人传》去研究欧洲发现,在中世纪后期有很多的嘉年华会,表面上看来,用今天的说法来说就是“三俗”,喧闹不堪,整个城市在几天之内搞得是天翻地覆。

在几天的嘉年华会上,这个城主能被人公然嘲笑,那些掌握城市政权跟话语权的贵族,在那几天好像也都放飞自我了,由着街上的百姓制造他们的大型人偶用来胡闹。平常应该遵循天主教教规、知书识礼的市民百姓们,那几天公然在街上做一些没有节制的表演和笑话,大醉大闹地开各种低级的玩笑。

巴赫金说,其实这时候就释放出了民间的多元声音和力量,这是一种对他们原来的生活秩序,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颠覆,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史学中的潮流也让我们重新看到,过去那些我们关注的中国思想可能都是王阳明、朱熹,但是会不会有很多民间百姓,也有一些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想法,那些想法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庙会文化,是不是不一定要比古琴乐曲低级?它们也有自己的价值。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每个阶层的文化品位喜好,在社会上都是被排序的,位于主宰地位的阶层,就主宰了所有阶层的品味金字塔。

比如在今天,喜欢高尔夫球、喜欢马术被认为是贵族的运动,喜欢足球就要再低级一些了。这种排序是怎么来的?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所以他鼓励我们应该要让这些“下层”的人,他们喜欢的内容也能够得到一个品位金字塔秩序的向上抬升。

但另一位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就在书里提到了布尔迪厄的这个说法,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社会主义,其实也不是,因为这等于把每个阶层该喜欢什么东西给固定下来了。

比如有人喜欢足球,应该做的是让足球更受尊重、更受关注、更受欢迎,颠覆了原有的那种文化品位秩序,可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在认为一个阶层的人只该喜欢一类东西,比如说一个民工他就不应该喜欢海德格尔。

我刚才讲这一大串,是想说,对于这种阶层跟阶层之间的文化口味跟爱好的关联,都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容易下判断的,也是这一两百年来各个学科领域不断在争论的一个话题。

尾声: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到

那么我说一下自己的经历,20年前,我在香港办了一个所谓的民间书院,算是很不成功。书院坐落于可以说是香港平均收入最低的一段街区,附近住着的都是一些修车工人、外籍劳工或者清洁工。

我那时候就常常在想,能不能够让这些所谓的学院知识,庙堂里的文化解放出来,成为更多的无产阶层群众手中的一种道具,或者至少也能够被他们欣赏甚至喜爱。

我就请一些很著名的学者来演讲,这些学院庙堂里的内容到底跟我们面对的那些工人有什么关系?

同时我又反过来思考,难道这些无产阶级劳工或者工人阶级,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里面,就没有办法提炼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知识吗?

难道他们自己就没办法开创出一种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活力,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吗?我那几年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常常想做一些实验,但基本都算是不值一提了。所以这件事情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真不是那么容易就下结论。

但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真正从这件事情开始,不要再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这样的典型人物,然后让大家满足了一下自己的猎奇心态和欲望就算了,而是每一次出现都能够当成一个契机,让我们更多人沿着这些讨论的线索去思考这件事,以及实际做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皮村的那些文学工作者,与打工人群合作的种种文化活动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