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时间2019年5月15日，一个典型的英国阴天。在找寻多时后，郝汉终于敲开了著名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办公室——位于伦敦罗素广场旁边，一幢白色建筑的阁楼上。

当年3月，还在利兹大学攻读社会学的郝汉，接到出版方理想国的工作：就费吉斯的新著《欧洲人》对他进行采访。看书稿、查资料、列提纲……两个月后，他踏上了从利兹前往伦敦的火车。

这是郝汉第一次做文化访谈，尽管5月的英国依旧寒冷，但那场对话让他从血液到思想都“升了温”。

伦敦罗素广场旁的办公楼 郝汉/摄

最大的乐趣是离书更近一点

费吉斯的办公室在一个三角阁楼里，空间逼仄，堆满了书。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狭窄的伦敦办公室里，他们谈论着岛屿之外，关于欧洲、关于世界的话题。

2019年，英国“脱欧”如火如荼，民族情绪空前泛滥，许多人对世界主义的终结感到忧心忡忡。郝汉和费吉斯谈论及此，自认“生下来就是国际主义者”的费吉斯称自己已经退出英国国籍，因为他“不想待在一个不是欧洲的英国”。

奥兰多·费吉斯在他的办公室，郝汉/摄

费吉斯表现得十分随和，还对郝汉的提问角度表示了肯定，这不仅让郝汉原本忐忑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也让他增添了将工作做好的信心。结果也确实如此，两周后，起名作《创造欧洲人》的访谈稿顺利发表，并得到了来自出版方编辑和读者的认可。

回想起这次访谈，郝汉十分感慨，他说：“在后疫情的封闭当下，这次关于世界的谈话显得意味深长。”

事实上，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人，英国“脱欧”的经验并不足以影响郝汉对全球化的信念。但在“去全球化”与保守主义的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想起那时的访谈，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正如费吉斯在访谈中提到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郝汉不禁感叹，那也已是一个“昨日的世界”。

伦敦议会大厦下的一位英国“脱欧”的抗议者，郝汉/摄

后来，郝汉又陆续采访了几位理想国译丛的作者：与伊娃·霍夫曼聊《回访历史》，与拉纳·达斯古普塔聊《资本之都》，与查理德·J.埃文斯聊《第三帝国的到来》……这一连串的经历让他冥冥中有种预感，“将来我可能会以这种状态开始真正的社会生活”。

从最初参与《锵锵三人行》的选题策划，到后来在出版方理想国工作，再到如今担任新周刊文化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与硬核读书会栏目的文化编辑，郝汉一直在文化行业游走，与人对话，和书籍打交道。

郝汉在《锵锵三人行》录制棚内

在郝汉看来，文化记者的工作需要从学界、理论界汲取资源，选题相当程度上与新书的动向有关，而书籍需要经过漫长、复杂的出版流程，时间周期长，本身具有“滞后性”。

以《回归家庭》为例，这本书讲述了伦敦三十余位精英女性在事业有成后选择成为全职妈妈的故事。2019年《回归家庭》英文版出版，当时郝汉在伦敦采访了作者沙尼·奥加德。

两年后，该书的中文版才正式出版，采访稿件于今年10月进行了再度发布。“文化记者的工作与出版流程紧密相连，二者是一个共同体，媒体是没有办法单向干预的。”郝汉说。

郝汉在夏日里的武汉长江大桥上

和大多数记者一样，郝汉将自己定位为“媒体人”，或者说“链接者”。他们将作品、思想、作者与大众进行连接。而与其他记者不同的是，文化记者距离新闻意义上的“现场”较远，距离书页较近。在他看来，文化记者的工作给人带来的是更具有沉淀性的东西。

能够读更多书，这是郝汉做文化记者最大的乐趣，“这世界上应该没有多少工作能够做到这一点。”相比细节，他对高度概括性的东西更感兴趣，听到会敏锐地竖起耳朵，他也同样希望能够多接触自己不太了解的领域，比如文学与科技。

有思考力的表达，不设立场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坚信，学者唯一的德性是“智性的诚实”。郝汉认为文化记者同样需要这样的品质。它不仅意味着祛除矫饰，更重要的是尊重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在与各种学者、作者交流的过程中，郝汉能够做到对各种有思考力的表达保持欣赏，“大家思考的方向、所持立场可能不同，但最重要的是思考力本身。”

比如，戴锦华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女性主义从不只关于女人，而女性作为“被压抑”的角色蕴含着一种对理性与现代性的反省性力量；张笑宇在节目中介绍了一种中层文明观，从具体的组织如企业、单位的行动出发看待历史……这些都是郝汉通过做文化访谈节目来传递的思考力。

“人是活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言。于郝汉而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训练就意味着充分认识这个世界，理解人与行动的各种可能性。

郝汉和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们

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种虚无感，他调侃道：“听了太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他坦言：“因为看过太多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维度的解释，反而容易丧失对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执着或信念，这确实是一种危险。”

如何避免过度反思造成生活的贫瘠，他引用了陈嘉映的一句话：“用厚实的生存托起反思”。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然后脚踏实地地做事情，他认为这是每个人需要用漫长的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与其他记者追逐热点不同，郝汉认为文化记者对热点倾向于保持距离。“一年里的热点可能从本质上的解读都是高度相似的，每每谈论的话，大家都会倦怠。但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对待热点的‘滞后’有时却蕴含着一种‘超前’，因为其实已经讨论过了。”

富有反思性的对话

郝汉的反思能力，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与他人的对话。他表示，做一档文化节目，能够与拥有不同生命体验与思考力的人对话，进而汲取一种对自我进行反思的力量。

郝汉曾经与黄灯和程猛进行访谈，结合两人的经历，探讨农家子弟向上流动的话题。

人们往往会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是由社会中上层人士所占据并在自己的阶层内继承的，而底层向上流动往往要对中产阶级文化进行模仿以获取“文化资本”。

但在访谈过程中，程猛指出，正是这样的理解铸造了底层子弟的自我枷锁。完全抹掉过去，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农家子弟不是在弥补他们所没有的文化资本，他们基于独特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实践能够创造出别样的“底层文化资本”。

程猛的这一见解给郝汉带来了冲击，并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往的经历。

郝汉在内地厂矿企业的大院里长大，周边被农村包围，工厂办了自己的学校，只有本厂子弟才有资格就读。而周边的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子弟学校。读小学时，这些拥有不同家庭背景和生命经验的同学和多数“厂子弟”总显得不一样。他回想起那些往日熟悉的面孔，心里五味杂陈。

郝汉在北京主持与许知远的沙龙活动

“广义上的读书，是富有反思的自我对话”，在硬核读书会FM的简介栏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说访谈是和他人的对话，那在郝汉看来，读书就是和自我的对话。谈话与文本，都给人带来反思，这种反思能力的训练，比知识上的收获重要。

“当男性做得稍微好一点时，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爸爸，当女性已经把一切做得游刃有余时，她稍微追寻自我，便会遭到指责。”在与《回归家庭》作者奥加德的访谈过后，郝汉想到了母亲，他说自己小时候对母职的期待是相当刻板的，正是读书带来了改变，在性别议题上才拥有了批判性的自觉。

“只要内容足够好，形式都不重要”

“言之有物，不止硬核。大家好，我是郝汉。”一阵温和、醇厚的声音传出，语速从容。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硬核读书会FM上线首期节目，郝汉担任节目策划和主持。至今，节目上线了23期，不仅邀请到了戴锦华、陈平原、许纪霖、黄灯这些文化领域大咖，更在企业、演艺、建筑等领域邀请到了脱不花、祝羽捷、伊能静、齐溪、阎鹤祥、马岩松这些话题人物，留下了一场场多元、生动又有料的对话。

郝汉与戴锦华录制节目

从北京南下广州，从理想国到新周刊，郝汉笑称“已厌倦北京”，表示自己想在面向大众的媒体上做更多有价值的事情。“尽管文化内容有时触达不了太多人，但我相信以新周刊的影响力，这类节目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

郝汉做的文化访谈更多以播客的形式呈现，播客是近几年流行的传播媒介，之所以开拓这片领域，是因为他认为媒体人需要适应多媒体的变化环境。

在一期节目中，郝汉与“得到”CEO脱不花谈论了“知识服务”的话题。脱不花表示，商业力量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提高知识传递的效率，让知识、思想可以交付成为产品，具有普惠的价值。

郝汉认同这一观点，作为伴随着信息化革命成长起来的90后，他的启蒙惠泽于互联网传播手段。如今，他也在拥抱这些新技术，把“点亮”的工作接过来，传下去。

他认为，在当今注意力缺失的世界，文字必然具有一定的门槛。好的专访如果能以声音形式，甚至以视频形式呈现，会触及更多的人。他透露目前也在思索如何做视频内容，“只要内容本身足够好，形式不重要。”

访谈节目数次登上Apple Podcasts首页

事实上，这并非郝汉第一次做播客。在来到新周刊前，郝汉一直担任理想国播客节目Naive咖啡馆的主持，策划各类文化访谈。在此前的一期节目中，他和嘉宾谈论了“冠姓权”的热点话题，后来，一位“50后”女性听众写下的一段长留言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听众表示，子女们冠以母姓，在她的“20后”、“30后”父母看来并不是一件稀罕事，她的家庭在成长过程中也并没有为此而感到困扰。

这条评论让郝汉感到惊讶，不仅在于听众的年龄，而且慨叹于历史与社会变化往复。

一位“50后”女性听众的留言

在节目中，郝汉认为自己只是作为选题意志，而非表达者意志存在。他需要做的是，在清晰的问题意识下，起到引导的作用，让嘉宾说出自己富有思考力的观点。这与记者需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一脉相承。

郝汉的生活张弛有度，忙碌中也不忘坚持自己的爱好，况且，文化记者的个人旨趣也常常能与工作相融。作为戏剧爱好者，在北京时，他是鼓楼西剧场的常客。这次的采访结束后，他去广州大剧院观看了“鼓楼西来到珠江西”的戏剧巡展，这一名字似乎也拥有了一种象征意味：他的兴趣和他的轨迹一样，从北京来到了广州。

在北京时，郝汉常去公司附近的地坛公园散步

这场话剧叫作《杂拌、折罗或沙拉》，第二幕戏讲述了一个“打工，是不会打工的”的小偷在派出所的自白。尽管故事呈现出一种荒诞感，但它让郝汉再次思考了真实世界里工作的意义。

在他看来，在工作的究极意义上，金钱、名誉是其次，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力意志，对周边的世界施加影响才是关键，“这种意义不是得到什么，是能做什么。”

《杂拌、折罗或沙拉》演出剧照石榴/摄

谈起为什么走上文化记者这条道路，郝汉想起不久前看的意大利电影《俄狄浦斯王》，他说：“人可能是有宿命的，我相信大部分工作的人，都没有明确、自觉、主动的职业选择，而是在际遇中慢慢地被推向那个地方。”他信奉存在主义的信条，人是没有图纸的，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他用“有活力”来描述自己所期待的人生状态，书继续读，节目继续做，风景也会继续欣赏，“要活在当下，因为事情并不总在掌控之中。”

郝汉，《新周刊》文化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