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1月20日，看到好多人在转一位友邻对读海德格尔的那位农民工陈直的论述，大意是：这是“阶级的凝视”，“下等人"必须依靠”上等人”认可的“文化资本”，比如读海德格尔，才能获得怜悯和关注，真正工人的本职工作反倒被视而不见。

一看到“文化资本”“下等人”“上等人”这类词，直觉上很不舒服。

为此，我发了一条微博：

很厌倦当下的这套分析论调：无处不阶级，无处不凝视，无处不资本，好多高级的名词、标签、理论，被当作分析的工具。太正确了，过于正确了。如果真要如此，一切都可以用这类话语来分析。

但我很厌烦把所有叙事都当作阶级叙事。读书这么普通且正常的事，在这套话语里成了“文化资本”，并且因为读书的人的阶级身份，要被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而下等人读书是会被怜悯的。这些话语烦不烦人啊。不套到套话语里去看时，真没那么复杂。不过就是一个人，突然有了点从日常里抽身开的念想，并因此获得点社会的注意力。

媒介特点就是如此，没必要那么敏感，那么学究，否则真的就是一切皆歧视，一切皆迫害。另外，我们天天996的，还真就不愿意看媒体整天报道996日常，后者才是更像是最单一的叙事吧。

微博上的"诨名换作巴布尔"老师在转发时写道：“所有这些争论，这些眼光，我们读书，是为了超越和克服这些，学会在现实之上搭建起自己的小王国。”深以为然。

“超越”和“克服”，现在还有人愿意将其视为读书的所得吗？读书从来不是什么“文化资本”这类的标签可以去论断的，任何标签和话语都是在掩盖复杂性。

如果好好看了谷雨写陈直的那篇文章，会发现陈直是发自内心热爱哲学，他用“激情”和“使命感”形容哲学之于他的意义。他在忙碌繁复的日常劳作里选择读哲学，太稀罕了。这样纯粹的人，难道不值得被报道被看见吗？

六七十年代，初中学历的邓晓芒，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当过搬运工，挑粪工，但从没放弃过学习。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他考取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邓晓芒成功了，因而我们今天知道了这段轶事。但当年，必然会有许许多多别的邓晓芒们，他们没有考上大学，继续当着搬运工，挑粪工。有一大批下放的知青们和他一样劳碌一天后又秉烛夜读，他不会显得太另类。

而二十世纪的陈直，他没有邓晓芒那么成功。他大学退了学，一直辗转各地在打工，他母亲因他赚不到钱且成天看书而羞愧，其余人，大多觉得他过于异类。他是一个远没那么幸运的邓晓芒，他是当下语境里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我不相信陈直的经历获得这么大关注，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被怜悯的对象。怜悯是多么廉价且低劣的情感。至少我读到他的故事时，从中看到了我自己。谁年轻时不曾是理想主义者，可步入社会后，有多少人还是呢？甚至“理想主义”这词本身，早已有了贬义色彩。陈直引起热议，或许是因为他是镜子。这个社会总在制造成功，关注光鲜，已经没有给“失败者”们留有太多空间。

比之于邓晓芒的时代，他在“被看见”这方面既幸运也不幸。在这个注意力和经济、机遇等等捆绑的时代，如果报道能让他打破单一的人生叙事，真的功德无量。在他之前，类似的还有余秀华，范雨素等。

或许范雨素们的生活，并不见得会有很大的提升，但至少会更“自由”。在底层，自在地读或写，是奢侈的自由，因为太多繁重的劳作、身边人的不理解等，压在他们身上。譬如，我爸小时候，成天痴迷看书，而我奶奶只要见他拿着书，总要赶他出去干活，恨得要把书撕掉。

很多鸡汤文字都在告诉我们，人要享受个体的孤独。可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联结的。原子化的个体处境，对于情绪、心理等终究是“危险”的事。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幸获得了一些注意力，得到一些鼓励和理解，好歹能让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时底气更足一点。而他们的故事本身，也在给另一些未被看见的人们提供动力和勇气。

苦难，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被扛住的。

二

那位友邻批判媒体没有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劳动者们本职工作，而只关注陈直这样可以制造噱头的个体。

这批判，过于知识分子了。人多聪明啊，有那么多"聪明"的方法可以爬上去，传统的路子太拥挤，就踩在他人肩膀和头顶爬上去，或再辟一条蹊径，或把别人撞下去。自古如此，跌下来，再挨上去，无休无止。倘若真有这个理论中所述的“下等人”，在这个时代还想着靠“文化资本”，靠海德格尔爬上去。这“傻”劲也挺可爱的，不是么？

知识分子想得比表象更“深刻”一点，也总会把自己想得比真实的更好一点。眼光锐利又如豆。他们善于用“知识”来塑造想象中的自我，知道哪些话说出来正确，有助于更好地自我呈现。

殊不知，如果情况突然变得和他们预想中一样，媒体们争相报道普通民众工作日常，知识分子们未必有那么大兴趣和精力去看，毕竟现代性制造太多重复，鲜有差异。陈直说：“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我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我就不太想这些了，因为都习惯了。想了，也没什么办法，是吧？”很残酷。但的确如此。

悲观如我，从不相信集体的拯救，我相信个体的得救。通道在收窄，可能性在减少，太多东西都在固化。能抓住稻草就抓住，能得救一个是一个。地狱都是各自下各自的，救赎也是自个的。

之所以厌恶那套阶级分析的话语，还因为当下的阶级焦虑已经足够浓重。今年某天，我下班走到门口，保安的收音机里的声音，突然增大：“如何才能获得越迁阶级。”一大段论述、例子的连珠炮，紧随其后。突然意识到，而今的阶级焦虑太普遍了。从前段时间风靡全豆瓣的“穷人是不是比富人更没专注力”的讨论中，到最近微博上的“我们普通人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出路啊”的讨论里，可见一斑。

这个社会基本上人人都懂得阶级概念，不少人幻想着阶级跃迁。大家都惯于用阶级话语去分析自己以及他人，一个一个事件，一个一个人，都没有了更多的细节和血肉。“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横竖都一样。

这个时代的焦虑，是门好生意。媒体们已经发展到完全不需要造谣，只需要放大局部的信息，就足以大做文章，煽风点火，食肉寝皮。众人总是那么容易愤怒，容易站队，根据片言只语，就能审判个体，俨乎其然，煞有介事。溪流偶有沉渣和腐草，会被视为烂泥的深渊。

但焦虑创造不了任何东西。焦虑只制造焦虑。

真实的人生不是这样的。真实的人生要丰富很多。不论这种“丰富”是正面意义上的还是负面意义上的，都远非“阶级叙事”所能一言以蔽之。陈直补充的一些细节，让人看着难受，比如：“我常想，假如我没有受到那么多家庭暴力的话，现在肯定不一样。来自家庭的压抑大概到20岁左右结束，但不是说20岁以后就不压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很压抑，比如赚不到钱，读不懂哲学，交不到朋友。我越来越内向，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

对我来说，这些细节远非什么“阶级凝视”“上等人”“下等人”等词语所能概括。这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厚重的生活。这是活着。把这一切塞到理论框架里，就是在切碎生命。

要允许那些没有捡到六便士的家伙们看月亮。月亮在头上，不抬头看，便只能看到六便士在闪光。后者无可厚非，但也不必怀疑前者行为的纯粹。看月虽然无用，倒也可以解无聊，可以消闷气。

不是所有的人生叙事都是阶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