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6”，是抑郁症患者小青所在的病友微信群。群里的400多位用户，都是小青的精神科医生李天成的患者。

三个月前，工作刚满一年的小青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随后，她被李医生的助理拉进了这个群，让她关注医生坐诊时间与最新动态。

有“希望6”，当然还有“希望5”到“希望1”，这意味着这几年李医生接诊的抑郁症患者，已经接近3000人。

“希望”群里，很难说有什么“希望”。回想起问诊的过程，小青只有失望——预约排号一周、到医院排队一个多小时后，医生的问诊时间仅为4分钟。

“你最近有持续的低落吗？睡眠质量怎么样？有自杀倾向吗？”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医生递了一张体检单给她。

预约排号一周、到医院排队一个多小时后，医生的问诊时间仅为4分钟。

血常规、心电图、核磁共振，以及激素检查。抑郁症不是“心灵感冒”吗？为什么要抽血做心电？到窗口缴费的时候，小青的心里咯噔一下，总价近2000元，远远超出心理预算。

更失落的是她从医生那里感受到的“冷漠”。整个问诊过程中，医生面无表情，几乎没有正视过她一眼。50元的专家号，竟然没换来一句关心。

另一个不信任感来源于“吃药”。在问诊之前，小青更想要的是“心理沟通”，而非药物治疗。

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着抑郁症患者雨轩。2019年年初，读研三的雨轩在导师的催促下，挂了精神科医生的号。

“我的精神科医生真的太忙了，我都去问诊两三次了，他还是没认出我。”回忆起3年前初次在精神科挂号的经历，她感到备受打击。

就诊时间太短、交流内容简单、一上来就开一连串的检查单，这些经历把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前去就诊的患者“推开”。/ 电影《薇罗妮卡决定去死》

对精神科医生“疗愈心灵”的期待，与现实中“问诊仓促”“检查费用贵”的落差，让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寻求帮助的抑郁症患者感到困惑。在初次问诊之后，不少抑郁症患者感觉自己被抛到了更茫然的大海之中。

近年来，媒体关于抑郁症的科普越来越多，大众对抑郁症早已不再陌生。然而，从“何为抑郁症”到“抑郁症该如何诊疗之间”，仍存在一段不小的鸿沟和偏见。

破除这段鸿沟，是抑郁症患者抵达希望的一小步，也是治疗中极其重要的一大步。

一、“精神科医生，问诊4分钟”

——精神科医生，一天要看（ ）人？

“突然之间，我跟不上社会节奏了。”

2018年春天，在广州读研二的雨轩开始感到情绪持续低落，学习、工作动力急剧下降。

当时，雨轩在某出版社做兼职编辑，其中的一项任务是帮作者改书稿。但不知从哪一天起，她感到以往的日常工作变成了一座沉重的大山，超出了她的能力。

打开word文档，数十万字没有生命，它们只是一个个排列的字符，形成一座迷宫。上下反复滑动之后，雨轩无法进入这座“迷宫”。最终，书稿拖延了大半年也没能交上去。

在学校，她开始频繁迟到，永远不能按时出现在老师的课堂；书桌上方的小床成了她唯一安全的港湾，她成了“下床”困难户，如果费了很大的力气移动到椅子上，她又会发现自己被座椅“封印”。

“只想每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做。”是抑郁症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之一，也是他们最黑暗的时期。/ 央视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她也会想方设法避开所有的社交活动。临近毕业，雨轩需要和同班同学一起做毕业照采集，但走到学校礼堂附近，她想到礼堂里13个等待她的同学，一阵恐慌爬上身来，雨轩决定转身离开。

“我的灵魂它在飘走，我的身体留在原地。我已经无法控制我自己的行为了。”最后，雨轩因为无法开始自己的毕业论文，申请了延毕。

“周围人都问我你是不是太完美主义了，所以压力太大，什么都不愿意开始？”但雨轩知道，她从前不是这样的。

一年之后，雨轩的导师发现了她的反常状态，在给她推荐了一位精神科专家之后，雨轩才开始寻求外界帮助。

抑郁症如同一张网，把外面的世界隔绝，而能否跨越阻隔，主动去精神科医院求医，是件困难的事情。/ 电影《超脱》

第一次问诊让她十分沮丧，因为医生太“火爆”了。由于门诊挂不到号，雨轩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在住院部找到了这位医生，即使这样，还是有一大群患者在住院部排队等他，如同粉丝们在等见一位明星。

半小时的等待后，雨轩迎来了两三句话的问诊，随后对方让她做抑郁自评量表、拿药。两三次之后，这位专家仍旧不认识她。尽管她并不抱有“特殊关照”的期待，但还是难免怀疑，这样的医生，能治好我吗？

精神科医生冷漠、机械、高效但不近人情——在很多初次前往精神科就诊的抑郁症患者看来，精神科医生和他们想象中的亲切模样大相径庭。

一些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期待“如沐春风”的问候，想象“直击心灵深处”的对话，但坐进精神科诊室的刹那，他们发现，接下来的几分钟内，这些心愿将全部扑空。

就诊时间太短、交流内容简单、一上来就开一连串的检查单，这些经历让不少抑郁症患者感到自己“不受重视”。

大众对于精神科治疗方式的想象，也许还停留在影视剧中心理咨询的场景：患者躺在长椅上，倾诉内心，得到医生认真的倾听与疏导。/ 《扪心问诊》

事情的另一面，是精神科医生无法、也没有精力给予患者足够的关怀——中国精神科医生缺口巨大，医生能够平摊给每一位患者的精力十分有限。

根据2017年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精神科专科医生3万名，平均每4万多人仅拥有一位精神科医生；另一个数据则是，我国现有抑郁症患者9000多万人，并且这一数字仍在飞速增长中。

中国的精神医疗起步晚，直到2000年之后，精神健康服务才被纳入社会福利计划。此外，中国精神卫生资源分布极度不均，中国仍有2/3的区县没有精神疾病床位。

在一线城市，精神科专家的门诊总是人满为患。雨轩说起这些年的挂号经历：“星期一打开下一周的‘预约挂号’，你会发现那些专家的头像都成了灰色，根本约不到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的精神科副主任陆小兵表示，过去5年间，抑郁症患者的数量呈现暴增趋势，为所有精神类疾病之首。而十几年前，他的患者中最常出现的则是“精神分裂症”。

抑郁症患者的增加、心理健康需求的急剧增长，让陆小兵持续着“爆肝式”的工作强度。

2018年左右，陆小兵的门诊没有限号，单日门诊量最多能达到150人左右，位居全国精神科医生的单日门诊量前列。

通常，当一个医生的单日接诊量超过50人时，就已经算是超负荷工作了。150人是什么概念呢？早上8点坐诊，晚上9点下班，除了中午的20分钟吃饭和上厕所时间，剩下的12个小时里，陆小兵都在接诊。

算下来，每位患者只能分到5分钟左右的问诊时间。

问诊时间有限在公立三甲医院的任何一个科室都十分常见，但对抑郁症患者而言，医生的疲劳、厌倦，都可能被解读为“敷衍”“冷漠”，给他们原本敏感多思的内心带去极大的波动。

成都某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刘晴晓透露，自己所在的精神科，是整个医院中医闹比例最大的科室，因为被负面情绪笼罩的患者，时常对问诊过程与治疗结果感到不满。

刘医生的单次坐诊时间为4小时，接诊量通常为35~40人左右，平均每六七分钟就要处理完一位病人的精神难题。

刘医生不得不在心里设置一台“闹钟”，掌控问诊的节奏——“可以了，我已经听明白了”，有时，刘医生会直接打断患者的自述，因为抑郁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很容易陷入个人情绪，反复强调同一件事情。

但打断的结果可能是，患者当场崩溃、哭泣，或者一个电话打向投诉部门。严重时，刘医生还被砸过诊室。

被负面情绪笼罩的患者，时常对问诊过程与治疗结果感到不满。

而精神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一种极度的耐心耗竭。

根据新浪新观察2014年的报道《“抑郁”的精神科医生》，在北京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里，服用抗抑郁类药物的医护人员就多达几十人，而医院的总人数不过200人。

近年来，我国的精神心理健康领域逐渐受到重视，国家也颁布了硬性规定：公立三甲医院必须设置精神科室。但医院的一线精神科工作人员仍旧面临种种困境。

不少医院领导担心：精神科搞大了，会让医院满是“精神病人”；不搞呢，又达不到上面的政策要求。所以精神科的研究、发展往往很难得到院方的支持，精神科医生时常需要“单打独斗”。

“想要，又不想要太多”反映了精神科在医院的尴尬位置。

这个医生群体因工作压力、收入等问题，几乎在医卫领域里处境最艰难。/ @河南省医

但真正让精神科举步维艰的，还是精神科的“贫穷”属性——不能与大型设备挂靠收费、低住院率，再加上近年来医院药物零加成、“以药养医”的收入被阻断，于是，精神科成了综合医院里“不赚钱，倒贴钱”的科室。

这样的处境也影响了精神科医生的收入。

问诊量巨大、收入较其他科室更低、病患满意程度不高，都将精神科医生的精力掏空。最终，他们成了抑郁症患者口中的“高冷群体”。

二、“心理医生”，是个伪概念

——看抑郁症，应该挂（ ）科的号？

除了精神科医生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以外，还有一个让抑郁症患者感到落差的关键原因在于：大众经常混淆“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咨询”的差别。

一些抑郁症患者期待的“倾听”其实是心理咨询师的义务，而精神科医生使用的则是药物和物理治疗手段。

尽管近几年围绕抑郁症的报道越来越多，抑郁症科普甚至出现了“泛滥之势”，但回归一个最核心、最朴素的问题，大家可能仍旧感到迷茫——如果怀疑自己得抑郁症了，到底是挂精神科还是挂心理科？

这个问题看上去关乎抑郁症的本质：抑郁症到底是生理疾病还是心理疾病？因为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生理疾病对应精神科，而心理疾病则指向“心理科”。

日剧《丈夫得了抑郁症》中，男主髙崎处在长期的抑郁状态中无法摆脱，以至于有自杀的企图。在医院心理科，髙崎被确诊为忧郁症（抑郁症）。/ 《丈夫得了抑郁症》截图

但事实是，在这个问题里，我们混淆了多个概念。

首先，公立医院的心理科和精神科往往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刘医生强调，我国公立医院的精神科和心理科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医生也是同一拨人。之所以一些医院会将精神科命名为“心理科”或“身心科”，是因为目前仍有不少国人难以“正视”精神疾病，而“心理科”这个称谓听上去会更温和一些。

那么大众口中所说的“心理医生”是谁？他们在哪？

实际上，“心理医生”是一个伪概念。刘医生解释：“心理医生更像一个文学艺术词汇，并不存在于我国的医疗行业。”

我们所说的“心理医生”，其实指的是“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而这两者又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所说的“心理医生”，其实指的是“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

我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咨询师既不具有抑郁症诊断权，也没有处方权，无需医学背景，因此也称不上“医生”；心理治疗师虽然没有处方权和诊断权，但必须出身临床医学专业或心理学专业，用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钟杰的话来说，心理治疗师属于卫生系统的“技师”，和放射科技师很像。

心理咨询师大多在私人的心理咨询工作室接诊，收费300元到数千元一小时；而心理治疗师多在公立医院工作，每小时几十元到两百元不等。

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患了抑郁症，只有精神科医生才有资格下诊断。

然而，一位精神科医生的培养周期漫长，通常需要10年以上，就算是一位已经读到头秃的医学博士，离独立坐诊也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之前提到，我国精神医生数量约3万名，远远覆盖不了国民的心理健康需求，而另一个现实是，我国的心理治疗师也人才紧缺，约为6000多人，对比美国30万的临床心理师，相距甚远。

由于精神医生与心理治疗师的缺口巨大，心理咨询师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救场”的角色。

2002年起，国家开放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考试”，证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

相比起精神科医生的“10年苦读”，成为心理咨询师完全可以是一条“速成之路”。行业门槛低、考试难度低，甚至不需要心理学相关背景，只要参加培训、突击刷题，就可以通过考试。

“心理咨询师的证太水，集中培训只要几十天，如果你又是刷题能手的话，最快20天就能考到证了。”刘医生说。

精神科医生往往十分抗拒与心理咨询师混为一谈，因为心理咨询师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半路出家、专业水平欠缺的心理咨询师甚至耽误了抑郁症患者的治疗。

刘医生将心理咨询资格证比喻为餐厅的“卫生许可证”——“你要开一个餐馆，你并不需要证明你的厨艺，只要有卫生许可证就可以。同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只是一个行业的准入证明，但并不代表你的能力。能胜任临床心理工作，需要在至少一个心理学流派系统学习实践并深耕数年。”

2017年，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考试被正式取消，主要原因是，国家希望借此整顿心理咨询行业，防止低水平的心理咨询师涌入市场。

找到一个能治好心病的心理咨询师，简直和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一样困难。/ 电影《心灵捕手》

可现实是，抑郁症患者不知道去哪里找到靠谱的心理咨询师。

抑郁症患者阿盛表示，最近几个月的心理咨询体验让他感到遇见了“骗子”。

每次500元的心理咨询、连续10次的咨询周期，并没能让他的抑郁状态得到明显改善。他时常感受到心理咨询师的“不走心”，很多重复讲过的经历和问题，到头来发现对方竟然忘了。

这些细节让他对心理咨询“不敢再爱”。

三、抽血、验尿、核磁共振，抑郁症“诊断”比你想的要麻烦

——抑郁症，是心理疾病，还是生理疾病？

在加入“希望6”之后，小青不时会怀疑，这群里和她一样被确诊的几百名抑郁症患者，是不是有被误诊的嫌疑？毕竟诊断中，医生只问了她几个问题，而且“连抑郁自评量表都没做”。

抑郁症是否有被泛化的趋势？在流行文化中，“抑郁”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时代情绪，我emo了、你躺平了、他网抑云了，似乎年轻人，人均抑郁。

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着各类抑郁症自评量表，有纯属娱乐的“一分钟抑郁测试”，也有正规的SDS抑郁自评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等，很多网友表示，但凡做了测试，就会发现自己是抑郁症患者。

做了抑郁自评量表，人人都是抑郁症。/截图

但精神科医生强调，光是100多道题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人是否患上了抑郁症，做题时人的主观性会影响到最终的分数。

抑郁症怎么诊断？目前，只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拥有抑郁症诊断权。

小红书上，有不少用户晒出过自己在精神科的问诊经历——“抽血化验、做心电，我是不是被精神科医生坑了？”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抑郁症是单纯的“心理问题”，它关乎原生家庭、情感经历、社会压力，似乎与“生理”无关。

然而，把抑郁症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疾病，是大众认知里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医学研究早已表明，抑郁症会改变大脑结构，同时也是生理改变之后的结果。

最主流的生物学解释是，抑郁症是大脑缺乏神经递质所致，特别是5-羟色胺神经递质的缺乏。而神经递质决定着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是否有能力应对外部刺激。

抑郁症也包含遗传因素。研究发现，有抑郁症家族史的人会面临更高的抑郁症患病率，他们天生携带的神经递质不足。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教授凯·杰米森说那些携带“抑郁症易感基因”的人，“就像干燥又易碎的柴堆，因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会引发一场海啸，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就像蜻蜓点水。

但这是否意味着外部环境、社会因素不重要呢？并非如此。

关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医学界仍旧没有一个定论。上述的生物学因素仅停留在“假说阶段”。人们只知道：总体而言，抑郁症是遗传因素与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抑郁症诊断的另一个“麻烦”来自于抑郁症很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导致误诊状况。

抑郁症经常被比作是“发烧待查”——发烧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生理表现却是相同的；同样，抑郁症的病因可能多达上百种，个体差异极大。

刘医生向我们解释，抑郁症诊断之所以需要严格的排查检测，是因为一些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症状和抑郁症的表现十分相似——肺炎、哮喘、心血管疾病，抑或是内分泌问题、颅内肿瘤，都会让人心情低落，精神萎靡不振。

刘医生分享了一个案例，就在不久前，有一位怀疑自己得抑郁症的青少年来问诊，在听完少年的自述以后，她建议对方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结果显示，少年的抑郁症状的确是由脑垂体瘤所导致的。

具体做什么排查检测？这一点取决于医生的“精神检查”，主要包括对症状的了解，以及对患者病史的追溯。而精神检查，完全依赖于医生的水平和经验。

“精神科医生得是万金油，对每一个临床学科都得有点基本知识。”刘医生说。

刘医生向我们介绍了“抑郁症诊断”的4个标准：

第一个是大家熟知的症状标准，如动力兴趣下降、精神迟滞、自我评价过低等等；

第二个是病程标准，症状至少持续两周；

第三个是严重程度标准如社会功能、工作能力是否受损；

第四个是排除标准，排除“由脑器质性疾病、躯体疾病”所导致的抑郁。

只有同时符合这4个标准，精神科医生才能确诊一个人罹患抑郁症，光是一项“情绪持续低落”是远远不够的。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大众文化中的“抑郁情绪”“抑郁症状”无处不在，但我们并没有直接的数据表明“抑郁症”被过度诊断或者泛化了。

相反，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仅为9.5%，在就诊的患者群体中，得到充分治疗的仅有0.5%。

从一个人开始感受情绪低落，再到向外界求助，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而曲折的。

四、吃药、住院、电疗……抑郁症治疗又贵又可怕？

——为什么人们抗拒治疗？

“贫民窟群众，不配得抑郁症。”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抑郁症烧钱，而且很难根治。

知乎上，有网友爆料，为了治疗抑郁症自己3年花了25万元。还有不少人晒出过自己的抑郁症门诊发票，第一次就诊花费就能高达两千元左右。

“天价诊疗费”让很多潜在的抑郁症患者望而却步。

年轻人真的看不起抑郁症吗？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混淆了两种治疗手段，精神科的药理治疗和心理咨询。

以国内专业的心理咨询平台“简单心理”的报价为例，一个靠谱的新手级咨询师，每小时收费400到600元；成熟的心理咨询师，报价在600到1000元；资深、专家级的心理咨询师每小时收费可以高达2000元。

如果以一周一次的频率计算，半年内心理咨询的开销有可能会高达上万元。

相比之下，精神科的治疗费用低出很多，抗抑郁症药物的价格每个月约为数百元。

最贵的部分通常在检测阶段，加上抽血化验、核磁共振，费用可能会超过1000元。

但和很多疾病不同，治疗抑郁症的开销不随时间拉长而增多。抑郁症治疗以药物为主，部分病人会接受物理治疗，此外，只有极少数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会选择住院。

不过，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按医嘱服药”需要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心理障碍。刘医生说，在她的初诊患者里面，有一半的抑郁症患者都不愿意吃药。

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按医嘱服药”需要克服常人意想不到的心理障碍。

提到精神类药物，有病人会立刻神经紧张：“我吃药了，是不是说明我就是有精神病？” 以及“抗抑郁药物会不会上瘾？”“大脑会不会被药物控制？”“药物副作用是否太大？”等等。

拒绝吃药的现象在其他科室并不常见。如果一个人患了感冒、得了尿毒症，很少有人会质疑药物的作用，但换成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类疾病，大家的态度就彻底翻转了。

为什么普通人对抑郁症药物的不信任感非常普遍？药物成瘾性，是被大众质疑最多的问题，因为在一些人的理解中，抗抑郁药物可以四舍五入成“兴奋剂”。

但精神科医生普遍反对“抗抑郁药物具有成瘾性”这个说法。

“从它的作用机制来讲，抗抑郁药物没有作用于大脑和身体中那些可以导致成瘾的受体的成分，所以这些药物不具有成瘾特征。”刘医生说道。

刘医生认为，对抗抑郁药物“成瘾性”的渲染，本质是一种对精神类疾病的污名化和轻视态度。

“抑郁症一旦慢性化了，患者可能会非常抗拒：我怎么能长期服药呢？但如果高血压慢性化了，患者就很容易接受终身服药。而且不会有人因此认为，抗高血压药是成瘾性药物。”

实际上，抑郁症是一种难以“根治”的慢性疾病。“没有哪个精神科医生敢用‘痊愈’二字。”刘医生说。

《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的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的总体复发率高达50%～85%，其中有一半的患者会在两年之内复发；2019年发表于《柳叶刀·精神病学》杂志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调结果显示，我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达6.8%。

刘医生向我们介绍了抗抑郁药物存在的副作用，主要包括两点：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如嗜睡、头昏、体重变化等，以及长期服药后的撤药反应。

但这些副作用，远比抑郁症本身带来的危害小得多，害怕副作用而拒绝吃药，无异于因噎废食。

医学研究发现，抗抑郁药可以增加人体血清素的浓度，从而帮助病人恢复正常情绪。“从大脑的超微结构上来讲，在规律地使用了抗抑郁药物之后，神经递质水平比不吃药的患者要好很多。”刘医生说。

对抗抑郁药物的误解和顾虑，让很多抑郁症患者失去了最佳治疗的机会。

吃药就像发烧降温，即便医生还没有搞清发烧的缘由，物理降温也必不可少——不让高烧“烧坏大脑”是当务之急，等烧退了，再去寻找生病的根源也不迟。

那什么药物才会让人产生精神依赖性呢？精神兴奋剂苯丙胺类药物，镇静催眠、曾用来治疗癫痫发作的苯二氮卓类等药物才具有成瘾性，但这些药物都属于严格管控的药物行列。抑郁症患者使用此类药物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处方和监管下才能进行。

不过，如果药物治疗不充分或者病情迁延反复，会给患者造成一种“一停药就复发，吃药成瘾的错觉”，所以，精神科药物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要结合其他治疗手段。

刘医生介绍了一种长期被流行文化“误读”的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法。

“电疗”二字常常把人吓得不轻，人们看到这个词，会想到杨永信、戒网瘾的“极权主义”学校，以及反人道的大铁锁、暴力治疗。

但实际上，“无抽搐电休克治疗安全又有效，而且患者没有感觉，就像小睡了20分钟。比拔牙更轻松。”

精神科药物也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要结合其他治疗手段。

只是，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深部脑刺激，都属于比较强力的精神治疗法。对于中轻度的抑郁症患者，可以仅考虑药物治疗。

五、抑郁症治疗，讲究“医缘”

——为什么说求医之路就是“试错”的过程？

“看抑郁症，非常需要医缘。”在求医之路上跌跌撞撞了3年时间的抑郁症患者雨轩如此感叹。

“我试过很多不同的药。我的第一个精神科医生给我开的药，效果甚微。但是第二个医生给我开的药，让我感觉非常平静、愉悦，充满佛心，进入了不悲不喜的境地。”

《纽约客》专栏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走出抑郁》一书中写道，抑郁症患者在不断试药的过程中，就如同一个“飞镖盘”，直至正确的药物射中红心。

抑郁症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疾病，即使是两位经历相似、症状相似的患者，需要的治疗方案可能完全不同；同样，一位医生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是“神医”，对另外一位病人可能就是“庸医”。

“抑郁，是我们各自隐藏的秘密” ——《走出抑郁》作者安德鲁·所罗门在TED上演讲。/TED

这源于大脑的复杂——人脑内有数百亿个神经元，而每个神经元又有数千亿个突触，神经元通过特定的突触与其他神经元联系。大脑就像一个精密运作、连接无比复杂的超级仪器，挑战着人类认知的极限。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抑郁症：吃药还是不吃？》中，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包爱民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药物对特定的病人无效”。包爱民做了一个比喻，人脑中连接起数百亿个神经元的神经纤维，加起来超过10万公里，类似于中国的高铁网络。

他说：“假设上海站出了问题，它会使得和它发生关系的站点都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你去调节完善北京站肯定无效。如果抗抑郁药是针对北京站的，对上海站就不会有效果。”只不过，大脑比高铁网络还要复杂无数倍。

3年中，雨轩换过多位精神科医生。挂号之前，她都会去细查对方的院校、资质、研究课题、擅长方向，但仍旧避免不了“踩坑”。最糟糕的一次，一位在读医学博士的说话态度让她很不舒服，随意程度仿佛是在“过家家”。

好在，雨轩最终遇到了自己求医路上的那位“真命天子”，对方是公立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师。她每周会分别在这位医生的精神科、心理咨询门诊寻求治疗。

虽然单次心理咨询需要800元，但是两个多月后，雨轩感到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变化，状态明显好转。

雨轩说，好的心理咨询师就是“四两拨千斤”——“每次咨询，我一个人可能会说50分钟，他只说10分钟，但是他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会引导我往一个方向去梳理。他每次给我定一个反思的主题，让我回去想。慢慢地我就想通了，开始接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我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他不是用一套组合拳让你浑身经络通畅，他只是点化你一两下，好像是观音菩萨玉净瓶里面，滴两点仙水一样。”

在心理咨询中，倾诉与倾听格外重要。雨轩说：“倾诉的过程，就是在疏通你自己这条水道上的淤泥，你是你自己的清洁工。其实你不需要别人知道你干嘛，你自己把你自己洗干净，你就会越来越舒畅。”

在抑郁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上，“药物+心理咨询”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治疗模式。抗抑郁药物就像退烧药，先稳住病情，但最后扭转负性认知思维、打开心结的，还是要依靠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

同样身为精神科医生与心理治疗师的刘晴晓也反思：“药物是否有能力改变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模式？尽管药物对一些人似乎真的能起到这样的效果，但其实并不常见。所以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心理学专家去引导患者解决。”

此外，陆小兵强调，对抗抑郁症，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很多病人得了抑郁症以后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这个备案不光是他自己的备案，也是我们全社会的备案。”

最后，关于大部分抑郁症患者都会选择的“自救”，雨轩告诉我们她这些年的体会：“有些抑郁症患者会把自己跟疾病融为一体。如果攻击疾病，就等于把自己给杀死了，这样子你永远也走不出来。如果你可以把疾病和你分开看待，把它看做你身体里面的一个良性肿瘤、一个阑尾、一个扁桃体，你要割就割，你要治就治，你会轻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