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医生，上公共厕所碰到溅起的尿液，我会感染艾滋吗？”
“陈医生，我走在街上，有不明体液流到我头上，会不会感染？”
“陈医生，今天别人用了我的牙刷，我会感染吗？”
“陈医生，我到你办公室没戴口罩，会感染吗？”
“上完厕所，提裤子时屁股碰到门把手……”
“别人摸了我的内裤……”
“陈医生！”“陈医生？”“陈医生！？”
“我会感染吗！”“会不会感染？”“我会感染艾滋病吗！？”
……
这是成都市恐艾干预中心陈晓宇医生的工作日常。
他曾说“如果一定要感染艾滋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癌症中的一个，我会选艾滋病，因为它远不如大家想象的那样恐怖。”
1. 在吸毒者中做“卧底”
我是四川乐山人，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20 多年了。我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08 年之前，我主要关注吸毒群体的艾滋病干预。
在上世纪 90 年代，四川和云南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吸毒者，因为他们共用针头，导致了艾滋病的流行，所以这两个省就率先开展了关于吸毒人群艾滋病干预的工作。
我们防疫站也接到了这项任务。当时艾滋病疫情快速增长，引发了不小的社会恐惧，根本就没有人愿意主动接手这项工作。防疫站只好抓壮丁，最终抓到了我。
根据派出所给出的线索，我开始四处寻访吸毒者，也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陈晓宇与同事去山区做公益
我接触的第一个吸毒者，绰号叫“小峨边”，因为他活动在一个叫峨边县的地方。
循着线索，我一直找到竹林深处。一个农民告诉我，“小峨边”就租住在他家猪圈里！
我跑去一看，非常震惊：真的是一个废弃猪圈，连风都不遮，只能算一个挡雨的地方；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些谷草和棉絮，“小峨边”和妻子就睡在那上面。
“小峨边”很警惕。他个子不高，面相有点凶残。我紧张地自我介绍，说我是防疫站的医生，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健康情况。他没耐心地说“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不需要你们关心。”
我只能灰头土脸地走了，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第二天我又去了，我给他们买了些吃的，又再一次真诚地向他介绍卫生知识。他很惊讶，因为他以前完全不知道共用注射器可能会感染艾滋、梅毒、乙肝等疾病。听到这些，他认真起来，开始愿意和我说话。
这就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干预对象。他既是一个吸毒者，后来也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小峨边”带我走访了其他吸毒者。跟着他，我学到不少他们之间的暗语、暗号，感觉自己像是卧底。
通过“小峨边”，我做了 6 年对吸毒人群的干预工作，接触了四千多人。建立信任之后，我们会定期组织培训，还会发放注射器——当月发 30 支注射器，下个月你再拿来以旧换新。听起来像是在纵容吸毒，但从艾滋病防治工作出发，我们也只能做到这儿，当地公安也是默许的，不会来抓人。不然，我的小命早就不保了。
2. 危急时刻
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虽然吸毒者不见得都是穷凶极恶之人，但毒瘾发作时，他们基本是失去理智的。
我们当地很多偷盗、抢劫，都是吸毒人群做的。天天跟他们接触，我自然也免不了遭遇这样的危险。这也让我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最深的一次是在 2003 年。
那天，我跟着线人去到公路边的一个旱厕，一进去，我就愣住了。里面有六七个吸毒者正在注射。他们以为我是公安，一下就炸开了，有几个人掏出弹簧刀，拿着针管就来追我。
我拔腿就跑，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才甩掉他们。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危险的情况，现在想起来还发抖。
我在办公室也被毒瘾发作者威胁过。当然，除了被威胁，被偷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吸毒者来找我看病。因为长期静脉注射会导致血管硬化，他们会转而注射动脉，结果伤口就很容易感染。那天，我正帮一个吸毒者看大腿上的伤口，其他两个吸毒者就趁机绕到后面，用剪刀把我电脑的线剪断，抱起来就跑。
总之，我不是被偷东西，就是被威胁。他们不仅威胁我，也会威胁我的家人。我常常梦到他们在追杀我。
那时候，我面对的 90% 的人都是吸毒者。心理压力非常大，尽管付出了那么多，却总也看不到什么希望。
2005 年，我的工作动力终于消耗殆尽了。
但就在我准备放弃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感染者。
3. 坚持的理由
那天，来了一个清华的毕业生。我们那种地方能够考上清华是非常优秀的。
他是同性恋，去过一次同志浴室，所以想来做 HIV 检测。因为只有一次，我和他都觉得应该没事，没想到检测结果竟然是阳性！
别说他了，连我一时都难以接受。我的大脑飞转，却想不出该怎么安慰他。他就一直坐在那里，低着头，没说话。那天，我推掉了所有工作，一直陪着他，希望能让他觉得好一些。
一个月后，省疾控中心给了最终确诊结果——阳性。当时，艾滋是无药物可治的，患上这了，只能等死。所以一定要跟家人交代。我说，我可以代他通知家属。
那晚我彻夜失眠，一直在想怎么说更好。
第二天，他把他母亲带来了。我说得很模糊：“您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感染了艾滋。”
“什么？是艾滋？！”她听完就昏倒了。我吓了一跳，赶紧给她喂了葡萄糖，掐人中，缓了好一会，她才慢慢醒过来。醒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下跪。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你一定要救救他！你一定要救救他啊！我用我的老命来报答你！”
每次说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是非常难受。他父母都是下岗工人，能够培养这样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现在，她不求儿子能有多好的前程，只是求他能活下来。
也就是那一刻，我被触动了。是啊，艾滋人群不只有吸毒者，还有同性恋人群、异性恋人群、各种各样的人群……面对艾滋病，所有人都是易感人群。
我忽然发现，除了接触吸毒者，我还可以对青少年、同性恋人群以及娱乐场所的性工作者，进行宣传、干预。我相信这样也能防止更多悲剧的发生。
这就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但是，在吸毒群体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在日渐庞大，他们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直让我不知所措。
4. 第一个“恐友”
2003 年 12 月 2 日，就在国际艾滋病日的隔天，我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咨询者。
那是一位女士，她丈夫在西藏当兵，常年两地分居。她担心丈夫会有婚外性行为，所以来找我做 HIV 检测，结果为阴性。
然而，第二天，她又出现在我办公室，说想问我一些问题。我耐心给她做了解答。结果第三天，她又来了。
此后一个多月，她每天都来，到的比我上班都早，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有问题。她说“不好意思啊陈医生，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只要来办公室看到你们，心里就踏实一点。”
我看到她就觉得特别瘆人！可她的状态确实很痛苦，但又没法摆脱。慢慢地，我发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后来我和张老师交流这件事，才知道，这属于心理疾病。
5. 恐艾干预
“张老师”叫张珂，是一名心理学博士。2008 年，我们在抗震救灾的志愿活动中认识，得知张珂的心理学背景后，我就和他聊起了自己接触过的一些案例。
因为我曾接手过一个咨询者，虽然检测没问题，但他仍然非常害怕自己感染艾滋病，几天后，我回访时得知，他竟然已经自杀了。
我见过太多被恐惧情绪折磨的咨询者。而我的经验和张珂的知识互相补充，让恐艾群体的面目一下清晰了起来。
当时，虽然国内的艾滋病治疗手段和支持政策日渐完善，但艾滋病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也普遍存在。不少人对艾滋病抱有非常强烈的恐惧情绪，形成了“恐艾症患者”群体。
意识到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我和张珂一拍即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恐艾干预中心”，专门为恐艾者提供风险评估、HIV 检测、心理疏导等服务。
■ 接受媒体采访报道
我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6. 及时的干预
“恐艾”的人数，和真正感染艾滋病的人数是相当的，有 100 多万。
这些“恐友”，在艾滋检测呈阴性之后，还是会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了艾滋。他们对艾滋病非常恐惧，伴有焦虑、抑郁、强迫等多种心理症状，还会有一些躯体症状，比如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甚至产生濒死感。
一开始就进行干预，效果是最好的。只要他们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症状就会随之消失。
■去大学做宣传
比如，去年有一个 17 岁的云南学生来咨询我。他是在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捡到了一个成人用品，出于好奇就使用了，结果产生了尿路感染。但他不知道那是尿路感染，在网上一搜，各种说法铺天盖地。有人说，如果里面残留别人的体液，而使用者生殖器上有伤口，就有可能感染艾滋。他吓坏了，觉得自己肯定已经感染了。
那时候离高考还有三个多月，但他精神状态很差，完全没法正常上学。他不敢跟任何人讲，父母送他见心理咨询师，他也三缄其口。无法言说的压力催生了更巨大的恐惧。
后来他在网上看到我们中心的信息，就找来了。
我告诉他，他不可能感染，因为不具备感染的条件。首先，情趣用品只是一个道具，不是“传染源”；其次，尿道口并不属于伤口，不可能形成体液交换。所以他这个行为完全是安全行为。我让他去开了一点药，吃了四天，尿路感染就痊愈了。
他的心理状态也恢复得很好，很快回到学校备战高考，最后考上了很不错的学校。
7. 迟到 7 年的干预
也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形成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有一个河北唐山的大哥，来咨询的时候已经恐艾 7 年。他在妻子怀孕时，到按摩店买春。虽然使用了安全套，但他总是怀疑，对方提供的安全套不可靠，觉得对方会害他，然后他就会传染给妻子和孩子。越想得多，他就越焦虑。
我耐心和他解释：对方提供安全套，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只要你正确使用了安全套，就是安全行为。
但他听不进去。电话远程咨询了两次之后，他竟然怀疑我不是真的“陈医生”。他的被害妄想已经非常严重了，我只好建议他去精神科看一看。他破口大骂“你精神才有问题！”
后来他通过各种平台举报我，还打电话到卫健委、卫生厅去举报我。
像这样的案例其实是很多的。他们“恐艾”的时间太久了，每个人心理问题的症结都不同，要解开是很难的。
8. “我要杀了你”
恐艾的人群五花八门，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年近八十的老人；有教师也有退休干部；其中 80% 可能是男性，但女性群体也不少。
他们恐艾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对疾病本身的不理解、添油加醋的都市传说、糟糕的互联网信息环境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或是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污名化，都可能滋生这种恐惧。
但实际上，恐艾者往往都不会真的感染艾滋病。这么多年来，我只见过一位恐友，最终检测出 HIV 阳性。
不过，这样的恐惧依然是很真实的，陷在这样的阴影里久了，也会发展出严重的恐艾症状，譬如强迫症，或是被害妄想症。而这些恐惧又很难找到出口，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也无法理解自己的不幸，就转而去攻击恐艾干预中心，中心成了他们发泄的唯一出口。
因为一些“恐友”会不断地上门，干扰我们的正常工作，所以我们中心搬迁过好几次。其中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恐友”，是一个长相清秀的男性。
当时是吃午饭的时间，我看到他一个人在走廊上徘徊，就好心上去询问。在办公室里，我简单了解了他的情况。他说自己被某领导包养了很多年，发生过同性性行为。但最近，领导另有新欢，对他不再那么好了。他就担心，领导会不会和别人发生性行为后，把病传染给他。
我帮他做了 HIV 检测，结果是阴性。但因为检测是我独自在实验室做的，他对结果很不信任。他说“你是不是骗我？是不是领导给你打了招呼，让你给我出阴性报告？”
“我连你领导是谁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作假？”我觉得很荒谬。
我又当着他的面做了一次检测，还是阴性。我以为他终于可以放心了。没想到，他站起来，拿起办公桌上的剪刀就刺向我。
他说“他绝对跟你打了招呼！他知道我要来，就用各种方法骗我！”
他情绪非常激动，把我困在办公室两个多小时。最后是同事把我救出来的。
后来两天，他还提着刀到单位来，说要杀了我！非常恐怖。
像他这种，可能已经产生了精神分裂的症状。单纯的心理疏导没有作用了，只能进行及时的治疗。
9. 放弃治疗的好友
通常，一个恐艾者来咨询时，我们会先进行行为风险评估，如果确实有过高风险行为，就可以进行 HIV 检测和心理疏导。如果这些都无济于事，而且咨询者还表现出某些认知或是行为问题，我们就会帮忙联系更专业的诊疗机构。
从成立以来，恐艾干预中心为十三万左右的恐友提供过服务，通过上面提到的这套流程，90% 的恐友最终能成功脱恐。
而关于艾滋病本身，目前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把人体内的艾滋病毒数量降到很低，甚至能将病毒进程控制到几乎停止的水平。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他们的预期生命时间和质量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而且，中国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只要感染者愿意，都能到指定的医院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
登记信息资料
但即便如此，对艾滋病的恐惧还是没有消除。这么多年来，我也见证了不少悲剧，其中对我打击最大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有一天，他和我说身体有些不舒服。我还开玩笑说“你现在和艾滋病急性期的症状非常像，你是不是有什么高危行为啊？”
他瞬间沉默了。他说“等有空了，我单独找你。”
两天之后，他单独找到我，和我坦白了他是同性恋。我非常吃惊。他告诉我，半个月前，他去外地出差，和别人发生了性行为，并且记不清对方有没有戴安全套。
他这么一说，我立刻感到事情不妙。结果一查，是阳性。
看到这个结果，他非常绝望。但他的反应很不同，他不愿意接受治疗。他说“如果开始吃药，我老婆一定会发现。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得了这个病。”
我尽自己所能，给他做了无数次思想工作。因为他经营着一家很大的公司，常常喝酒、熬夜，我也会提醒他注意身体。但他就是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后来，他直接把我拉黑了。
上周，我在回家吃饭的路上偶遇另一个朋友。他问我“明天你去参加葬礼吗？”
我问他“什么葬礼？”
他说那个朋友已经去世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没收到任何消息，直到离世，他依然恐惧这个秘密被别人发现。
那个星期，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心里非常愧疚。
想起我见他的最后一面。那是在一年前，我借喝茶的名义想再劝他一次。我说“现在有些药物副作用很低，很多人吃了没有任何反应。如果你怕被别人发现，我可以把药盒换成维生素……”
他还是拒绝。作为成功人士，他没法想象也没法接受随艾滋病而来的社会歧视。所以，他宁愿去死。
其他人我能帮助，但是身边的朋友，我没能帮到。我总觉得是自己哪里没有做好。
我也是人，也有感情，他毕竟是一条生命。
任何生命从我身边离开，我都是很难过的。
10. 被遗忘未必是坏事
接触艾滋病防治工作这么多年，我改变了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变得越来越正能量。因为面对绝望的病人，我需要给他们一些正能量。
对于生死，我也看得很透彻。时间太珍贵了，我会花更多时间去陪伴家人、锻炼身体、帮助别人、珍惜当下。
当然，这份工作也会让我遭遇歧视。有时介绍完我的职业，有些人就会离我远远的。不被理解很正常，我不期待被所有人理解，自己能理解自己就够了。
我期待有一天，艾滋病能被治愈。到了那天，也就不存在恐艾了，我就下岗啦，可以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啦，也不再被人们记起。
能够被人们记起，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