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 年，威尼斯大学中文系大三的学生安德烈·卡瓦祖蒂因为一次去中国交换学习的机会，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也由此开启了他之后长达 40 年的中国之旅。这一年，他 22 岁。
当时，这个一心想着拍照的意大利小伙子，带着他的宝贝相机和几大卷百米长的胶圈，花了七天时间，大火车飞机大船小船各种车坐了个遍，才终于来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中国南京。
在接下来在南京和上海复旦大学求学的 4 年中，他一点也没闲着，除了上课就在中国各地旅行和拍照。为了省点钱，就把宿舍的大衣柜清空变成一件小暗房，躲在里面把一百米的胶卷小心翼翼地分成 36 张一卷，拍完再自己冲，自己洗，自己印。
“我想拍照，所以我一直训练有素地保持一种极其低调的姿态，竟至几乎能消匿于人群之中，鉴于我的外表，这似乎很矛盾。” 这意味着如果这个意大利人想要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需要找好景别，架上三脚架，然后就站在那里，静静等候人们逐渐消磨完他们的好奇心，围观的浪潮散去，才能开始一天的拍摄。这通常就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1982 年的苏州，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 Cavazzuti）拍下了自己在街上被围观的景象，这样画面在当时每天都在重演。
1982年，安德烈（右一）和同学们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寝室
今年，距离他第一次来中国已经过去了四十年，62 岁的安德烈·卡瓦祖蒂也成了中国朋友们口中的“老安”。最近，他将这些年来在中国所拍摄的上千张照片按照时间整理，精选出八十年代初在 20 多个城市拍摄的 190 帧照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摄影集《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
从八十年代初走到哪儿都会围观的外国人，到成为两个“汉族”孩子的爸爸，老安在中国不断转变着他的身份，从学生到商人，再到独立摄影师，他是新裤子彭磊 电影 里卖烤串的“新疆人”，是作家王小波生前所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资料的拍摄者，是一个只忠实于镜头的自由的记录者。
老安称自己“已经差不多成了个无国籍、无信仰、无习惯的快乐物种”。
不过终究是在中国当了几十年的外国人、外宾、老外，老安也偶尔会对“外”这个词也变得格外敏感。有一次看儿子一年级课本上写着“花儿格外鲜艳”，老安都觉得有些不太和谐似的。但我在看过他的摄影集之后却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他所拍摄的八十年代中国，确是正好。
北京，1981
这本书叫《稍息》，指的是刚刚经历了“立正”的二十年后，终于得以“稍息”的中国。
“客观地说，这些照片中的中国，其所处的年代介于历时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及社会实验刚刚结束之后，又在即将拥抱传真手机网络等工具之前。那是一段罕见的、短暂的沉静，人们在喘一口气，准备跃入很快来临的癫狂。”
我没经历过八十年代，只晓得那是个“改革春风吹满地”的时候。这本摄影集是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观察那个时代的景象，在四十年剧变中，照片中那个熟悉的国度对我而言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很新鲜，也很好看。
于是，我跟老安聊了聊这些照片的故事，和他所经历过的中国。
南京，1981
上海，1981
泉州，1983
你好，老安！最早是什么驱使你开始学习中文并且来到中国的呢？
老安：我最早是对中国的文字感兴趣，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文字，其他都是用字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挺神的，挺好奇。后来大学进中文系，那时连学校中文系的老师基本都劝你走，说你来这儿就是浪费时间，中文学不好，哪怕学了一点，中国有各种方言，你去了那儿还是听不懂，而且中国不开放你去都去不了，因为那时候 1978 年，所以就基本劝你别来了。结果我越听我越想去，那时候就是反叛。
要说我们在意大利最早了解到中国，都是通过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那个纪录片。那是 1973 年，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黄金时间晚8点直播，三集的纪录片连续放了三个礼拜，每周一个小时，那时我看了，可能潜濡默化会对我有点影响，那时我才 14 岁。
我看到资料说这个纪录片因为《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曾经被批斗，直到 2004 年才在中国首次放映，几乎没什么中国人看过。
老安：那个电影只在北京电影学院放过那一次，我还参加了那次放映。那天去了很多人，密密麻麻，我从没见过一个电影院这么爆满，台阶上、走道里都是人，整整3个小时的电影放映过程中听不到一个声音，所有的人都特别安静，那次真的是特别感动。
那个时候安东尼奥尼其实真的很不解，因为他回意大利的时候也是被批判了，批判的原因是说他美化中国，但在这边批判是他丑化中国，他就纳闷说我到底干什么了。
1972 年前后，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左一）在中国拍摄《中国》纪录片时的画面
你在中国拍摄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困境？
老安：我那时候还好，因为我都是用三脚架拍，一般要是不太好的照片也不会这么拍。那会北京市里面还有好多地方外面都立着牌子，写了“外国人不能入内”，不过那时候其实也不怎么管了，现在那些牌子当然都没有了。
另外就是八十年代初，中国人去哪儿干什么都需要单位的介绍信， 外国人则需要旅行证。我刚到中国没几个月就想去海南的天涯海角，但那时候海南是不开放的，最远只能到海口。我就想怎么办，那时候每天只有一班早上 6 点从海口到三亚的班车，从北边到南边要坐 8 个小时候。我那时候也没有旅行证，就趁早上所有人还没有完全睡醒的时候，理直气壮地拿着护照上了车，他们也看不懂，就放我上去了。车走起来以后天也亮了，我才发现车里面还有几帮外国人，都拿帽子遮着自己，不让人看见，到了以后再说。
后来我们直接找到海边一个前些日子有朋友入住的平房，让她藏着我们一夜。夜半三更被警察查到了，但也没处去，也走不了。最后我们在那儿住了一周，吃海鲜，摘椰子，游泳，晒太阳，那是 1982 年的圣诞节。
九江，1983
上海，1982
绍兴，1983
苏州，1982
在你的作品中，有很多作品都将镜头瞄准了窗口或者橱窗。为什么这么喜欢拍摄这些“窗”呢？
老安：因为我最早是受 70 年代初 MoMA 出的一本书《镜子与窗户》的影响，它是就把摄影的两个趋向分开定义成一个是镜子，一个是窗户，镜子是探索自己，像有一些摄影家拍一些摆拍的，或者在屋里面，自己内心里面去挖掘，比较内向。而窗户是拍外面世界的，我属于窗户外面的。
窗户也是一种空间，你把它叫窗户也好，叫什么也好，就是为了创造一个立体的空间，有前有后。而且窗户也是框，画都是在框里面，所以这个也有关系，就是画中画。
而橱窗是另外一个概念，橱窗一般要是代表你的某一种想法，理念，或者向往，展示了一种理想生活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
福州，1983
昆明，1983
上海，1982
我书里有一个照片是一个橱窗，里面有很多水果，全是蜡做的。因为那时候只有蜡做的水果，真的水果真的买不到。
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整个消费体系是不一样的，商店也很少，什么也没有。刚开始那几年在上海买一个苹果都费劲，商店里什么都没有，直到邓小平改革，农产品可以直接送到城市，但那个可能在 1984、1985 年就开始见效了，在之前上海水果都买不到，北京更惨。
上海，1982
那你觉得现在的理想生活图景是在哪？
老安：现在橱窗也不太讲究了，因为很少有人看橱窗。不过现在意大利也还是很重视橱窗，在意大利的夜里你走在路上，就可以看所有的橱窗都是亮的。
如果可以重新回到 80 年代，你最想拍什么？
老安：我觉得可能还那样。我在书里也写了，那时候的中国和意大利有一种时间上的错位，看到中国就好像看到几十年前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我们已走过的路上的很多元素。我们就像在一台开放源代码时光机中，再次行走自己的历史。我总是抱着拉近两种现实的心愿来叙述它们，使我们能虚拟化地再走一遍我们的过去，使他们能汲取他者的经验，使两者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很多我曾经看过的中国历史摄影作品，通常都是一看就知道摄影师很迫切的想要告诉我些什么，但看你的作品，我没有那种被选中要从中读出些什么的感觉。加上你提到的这种时间的错位感，我想如果把我扔回到八十年代当个游客，也会选择拍下这些照片。
老安：你也是，所以我也是。
像是发色，当我看到这些老照片时，就会感慨那时候清一色的黑头发好整齐，但现在似乎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统一的发色了。
老安：这个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在西方本来就没有那么整齐，大家有黄头发，有棕头发的。虽然我们没经历过人家染头发那阶段，但自然而然地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第一印象是在香港，看到所有人的头发整齐，服装也很整齐，基本全是白衬衫黑裤子，在中环那个地方，密密麻麻的，那时候出来吃饭全是黑头发大辫子，全是白衬衫。但是我那个时候来自一个五花八门的世界，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了。
上海复旦大学，1982
北京，1981
厦门，1984。（那时候舞池里跳舞的全是男的，女孩都在下面坐着，这张照片后来被老安在意大利一个朋友收藏了。）
现在感觉物质这么丰富，每个人手里都有相机和手机，随时都可以记录，但在信息泛滥的年代，似乎记录的价值感也降低了。你觉得现在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值得记录的吗？
老安：我现在最想记录的是线下和线上生活的关系。
因为我的生活一大半生活在线下的，那时候没有网络，后来变成现在这样一个网络的世界，这是我经历的这 60 年间发生得最大的变化，所以我想真正研究一下这个关系，线上和线下关系实际上是怎么样。
我很早很早有一个想法，就是走一整个国道，后来选的是 108 国道，从北京到昆明。首先现在有了高速公路以后，国道就变成另外一种东西了，已经没有了传统运输的功能，而变成了一个安静地连结很多乡村小城市，也穿过大城市的通道。所以在这条路上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历史的层次也会多一些，会有一些古老的东西，而高速路上还都是新的。
而且现在有了网络，在线上的世界，小地方大城市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有的时候分不清网上的人都是哪里人。那些直播也好，随便在哪，跟大家地域是没有关系的，不受环境的影响。有的是有意的选址，因为去乡下生活费比较低，同样在那可以干自己的事。也有一些是本地人，传播的也是本地的一些文化，可能他的粉丝群也都比较有地方性的，不是全国的，所以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这条线正好连接了比较富有的东部和比较穷的西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层面的问题都可以反映出来的。你也可以看线下的生活，看看一般的老百姓和主播跟他们周围环境的关系。
你准备什么时候实施这个计划呢？
老安：我想做还没做起来，不过随时都可以，也不知道最后什么时候能做成。我最不善于做规划。
谢谢你，老安！期待在未来看到你更多自由的记录！
昆明，1983
苏州，1982
北京，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