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成年转型困境的视角，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态，对其家庭组建与婚恋过程进行分析，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
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对家庭生活怀着憧憬和期望，但是其家庭组建过程处于“双重困境”的状况，一方面，他们无法像白领一样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通过相亲组建家庭。
双重困境折射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白领阶层的社会环境，其根源在于，参与不稳定和社会连带缺失的“世界工厂”的工作中，使得他们的社会生活脆弱、封闭、不稳定，无法开展正常的社会连带关系，这种不完整的社会形态导致他们在试图组建家庭的时候面临困境，更使得他们难以顺利完成成年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一定时期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稳定工作和经济独立、结婚成家并为人父母，本是世界范围内青年工人实现成年转型的正常过程。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青年工人曾遵循严格标准化的成年转型模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能够完成高中学业，随后顺利进入有工会保障、收入较高的制造业工作，并很快获得经济独立、搬离原生家庭以及迅速结婚成家和为人父母。
但过去数十年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使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陷入困境，原本标准化的成年转型事件序列被一再延后、打乱或反复。席尔瓦的《无可达标：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一书基于美国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的长期田野调查，细致考察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新一代青年工人成年转型困境的深刻影响，揭示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独特模式，提出了劳工“成年转型困境”理论。
劳工的成年转型困境理论虽然起源于美国，但是对理解当今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不无启发。中美两国劳工问题的起源、劳动状况固然迥异，但他们面临着十分相像的“成年转型困境”。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地带，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面临无法完成成年转型的困扰。栖身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景乐新村北区的三和人力市场，以打短工或日结为生，号称“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三和大神”，更是当下中国年轻工人成年转型过程中困顿不堪的一个典型代表。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劳工成年转型困境的框架，剖析当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就业、经济、成家方面的处境，以此加深对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状况的理解。
尽管成年转型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尚未有相应的实证研究成果，但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过程，学界并不缺乏相应关注。伴随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与衍生家庭问题广受注意，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研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现代性转变；但与此同时，无媒不婚现象依然是传统家庭策略下的农村打工青年重要的婚配模式；随着外出务工、阅历增长，“跨省婚姻”大量出现；另外，“闪婚闪离”等打工经济背景下的农村婚姻变革也层出不穷。流动产生的婚姻使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增加，推动农村家庭转型；婚变、抛夫弃子成为常态，甚至可以作为农村年轻妇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视角；“重返光棍”大量出现，农村婚姻市场发生了再变革。
这些研究，作为“社会问题”而展开，折射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过程中的诸多特征：承诺失效、矛盾频发、不稳定、易于瓦解。不过，这些研究同时也存在较明显的问题：集中于就婚恋问题而展开，仅就婚恋而谈论婚恋，将年轻工人的婚恋问题作为个体化问题而对待，缺少社会分层的视野和剖析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关怀，更未能将婚恋问题与劳工社会生态的发育等宏观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实际上，婚恋问题是农民工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维，能否迈过这一步，事关劳工社会生活开展得成功与否；而在迈向婚恋的过程中，也是农民工对自身成长过程所积累的经历以及未来的生活预期进行总动员的过程。所以，婚恋过程并非仅仅关乎两个人的交往，更关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积累与社会规划；而劳工社会发展的状况，又是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石。
基于此，本文试图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过程是如何开展的？其所动员的社会资源有哪些？在此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纳入家庭结构的视野，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家庭组建过程中所能调动的资源以构筑稳定的家庭生活预期。
“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否，是成年转型是否完成的核心指标。在《无可达标：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一书中，席尔瓦呈现了社会不平等如何冲击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并瓦解其传统成年转型模式，迫使他们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
婚恋过程是新生代农民工迈向家庭化的重要一步，是否顺利经过婚恋、完成家庭组建由此也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的关键节点。本研究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过程进行剖析，聚焦新生代农民工组建家庭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支撑条件与内在认知，以此解释其成年转型中的困境，从而将婚恋这个小议题与更为宏大的社会议题联系起来。
为了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过程，本研究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过程与白领阶层、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对比，其背后是三类群体不同的社会建构和成年转型的路径，以此阐释与凸显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转型困境所负载的社会过程。以恋爱和相亲两条路径为主线，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寻找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成家困境的原因。
在解释新生代农民工与两类人群的婚恋过程的区别时，本文试图凸显三类人群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围绕婚恋所动员的资源，资源的积累与动员能力，折射的正是人们布置和筹划自身生活可能性的能力。这意味着他们是否具有培育正常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具有开展按部就班的正常生活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能否实现“成年转型”。
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研究者通过亲友关系、网上寻找、工厂门口蹲守等方式，对深圳、东莞、佛山、惠州、肇庆等地45名工人开展时长1~2小时的深度访谈。
受访者中，白领20人，新生代农民工20人，老一代农民工5人。受访白领的职业构成包括科技园研发员工、医疗美容顾问、商品销售员、媒体广告人、保险业务员、广告设计师、公司财务、销售前台、建筑设计师等，年轻蓝领职业包括饭店服务员、油漆工、制衣厂工人、石匠、印刷厂工人、玻璃厂工人、便利店店主等，老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等；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在20~30岁，老一代农民工则在50岁上下。
二、成家心安：新生代农民工眼中的“家”理想
在探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何以为家”这一困境的原因之前，首先应该清楚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家，家的意义是什么，在美国年轻工人那里，在家庭结构遭到冲击、传统成年模式被瓦解之后，其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家庭不再成为其重要的成年期望。而对中国年轻工人来说，成年期望又是什么？是否还有家庭的内容？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先让受访者描述对家庭的感知。
我认为，家不是非得有房有车，就是一家人都温温馨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生活，和谐一点。
以前觉得有爸妈就有家，爸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我将来要成的家，很简单呀，和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自己的小孩和一个自己的房子。
家有吵有闹吧，不管你下班多晚总有人等你回家。不管在外面多累，家总是避风港。不管在外面玩得有多晚，总有人打电话叫你回家。有时吵架，有时关心。吵吵闹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相互信任，相互理解。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期待着传统意义上的“家”。从家的要素来看，有部分受访者提到了家需要有房子，而特别的是每一个受访者都提到了家中的“人”。由此可见，相比于各种物质条件，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家更重要的组成要素是家人，家的意义就在于家人的陪伴和他们提供的情感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早期无法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而对乡村社会有所疏远，但是其对家的期望并未因为留守经历而瓦解。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在成年早期进入社会，开始自身的打工生涯。他们离开原生家庭，独自在外工作和生活。有受访者用“孤独寂寞”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亲友的陪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感受，谈恋爱所起的作用比前者更强。个案02向笔者表示，他还是希望尽快结婚成家，因为他渴望家带来的温暖。
有，近两年来，这种感觉，淡了很多。两年之前，真的很有那种感受。特别是我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每次下班回家就一个人，也没有朋友。那时候没跟朋友一起住，也没跟姐姐一起住，自己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每当下班回家的时候，就那种孤独的感觉，每每到家都有那种感觉。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希望通过结婚成家来获取情感支持，还有部分人希望通过成家来实现成年转型。个案02对自身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消费观感到不满，认为成家后支持家庭生活的压力可以转换成工作和存积蓄的动力。
“成了家之后就有压力了。因为如果不成家的话，我真的这辈子都存不了什么钱。”从新生代农民工对家的理解中可以看出，独自前往城市讨生活的他们内心深处本就承受着强烈的孤独感与空虚感，拥有一个“家”依旧是他们的渴望与归宿。不管在外风雨如何飘摇，只要回家便能心安。
“家”对他们而言不只是一所房子，也不是没有感情的空壳，而是夫妻相伴、一日三餐，是吵吵闹闹却不失温情，是工作动力也是心底柔软。总体来说，家所能带来的温暖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弥足珍贵的，他们渴望成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美国工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三、恋爱之困：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自由恋爱成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成家并非易事。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家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自由恋爱成家，二是通过相亲成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的婚恋特征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他们会更倾向于将自由恋爱作为成家的第一路径，这一点更类似于与他们同龄的白领。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又使他们与城市白领相比有着更多困境与难题，从而使他们在这一路上面临着重重挫折与考验。
1. 难以结交合适的异性
谈恋爱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适的对象，这第一步便阻断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由恋爱成家的大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工作时间长，缺乏时间结交异性。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左右，且常常面临加班的情况。假期较少，因此留给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娱乐时间其实并不充裕。而对于白领来说，他们的工作时间较短，且白领所在的公司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往往会按规定放假，而新生代农民工这部分假期难以得到保障。
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个月休息2天。休息的时候一般会睡觉、整家务。没时间出去玩，上班都很累，放假了就在家休息。
每天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休息1个小时，再从6点上到晚上8点。
第二，即使有时间，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交活动的可能性也较小。他们普遍表示“上班很累”，因此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他们较少选择社交活动，而是利用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来恢复因为高强度体力工作而导致的身心俱疲，因此他们在非工作时间难以结交到合适的异性。
我下班或者周末经常在家睡觉，很少出去玩。我认识的几个厂里的单身男生，一个是去找女生玩，几个是经常宅在宿舍玩游戏。
在服装厂休息的时候一般会睡觉、整家务。
白领的工作性质偏向于脑力型劳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偏向于体力型劳动，这就造成了他们在休息时间选择的放松活动不同。
白领受访者大多表示会在休息时间进行出游、逛街、吃饭、爬山、看电影等社交类活动，这一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对比十分明显。脑力型劳动的白领往往有更多精力去参与社交，也可以通过社交这种方式来放松大脑。而体力型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倾向于选择睡觉、打游戏，留给他们的社交时间少之又少，最终导致他们难以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场合去结交适合恋爱的异性。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认识异性的机会有限。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工厂多按体力来划分“轻活”和“重活”。女工往往被分配到“轻活”部门，如内勤、文员之类，男工往往被分配到“重活”部门，如技术工、搬运工之类。
我那个部门有18个人，女生三四个吧。业务部和采购部女生比较多。
部门女生不多，都是妇女。现在没几个女孩子愿意进厂了，都去做美容美发了。
像技术这一块的话男孩子比较多，基本上都是男孩子。像文员这种比较轻松一点的活，一般都是女孩子。
汽修工的话，工作很少认识到女生。一般是通过朋友介绍或组团玩游戏的时候才认识到女生的。
工厂性质越偏向体力型，其工作场所中按性别分配部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男工多从事体力劳动，女工多从事较轻松的工作。工种的不同导致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或办公场所，互相结交并发展关系的机会很少。即使在工作场合上的男女比例分配较为均衡，在工厂中遇到合适对象的可能性也并没有增加很多。蓝领09表示平时工作车间能认识到的异性虽然不少，但年龄跟她相差较大。
相比之下，白领往往更为容易在工作中结交适合恋爱的异性。医美行业、自媒体、财务等方面的白领大都表示，工作中具有较多结交朋友的机会，在朋友圈做副业、周末聚会等活动中，也给他们提供了结交异性的机会。
总之，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大以及工作场所的限制，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交、接触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进而使他们被阻拦在自由恋爱的第一道门槛，在恋爱成家的大门之外，渴望进入却不知如何进入。
2. 难以支撑自由恋爱的开支
即使成功跨进了自由恋爱的大门，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之路依旧充满坎坷，时刻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开销大。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工资水平较低，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节俭生活，相反，他们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化和消费主义发展趋势。缺乏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和乡土文化传统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乐于将金钱用于消费和娱乐。他们节约观念、储蓄观念淡薄，乐于为短期享乐埋单。
女工小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虽然在家居住不用承担房租的开销，但她基本每个月都月光，工作2年多了也只存到1000多元存款，同时她在化妆品的消费上也表现得非常“疯狂”。据小美的朋友描述：“她最大的花销是购物吧，平时上班比较近，但她之前经常打车上班......她在化妆品的开销比较大，她之前试过一次买了三支三百多的口红。”
还有两位受访的男工表示，“不清楚自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习惯于使用花呗度日，一个月的工资基本没有剩余，甚至会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一个月的工资大概7000多元，没用啊但是。我现在花钱也花得挺多的......这种东西算在纸上算不清的，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
其次，当单身新生代农民工在恋爱时，消费支出会大幅增加，难以承受。恋爱中的小美与男友在双方的生日上就花费巨大：“之前她有一些积蓄然后一次花费一千多块送男朋友生日礼物。他们送生日礼物是自己选好自己想买的东西，并且价钱差不多，让对方付钱，就是换个道理给自己买东西。”
而且，受传统“男强女弱”思想的影响，恋爱开支给男性农民工带来的经济压力尤其大。受访者02表示，目前自己跟女友同居，房租全都由他一个人负担。因为他觉得“毕竟人家女孩子跟着你”，不好意思跟女友共同负担。
恋爱中的女工小美也表示，平时的约会开销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支付的，他们虽然没有同居，但几乎每天都会黏在一起，每次的约会大概要花费100元左右，每个月的约会开销几乎抵掉男孩子的工资。谈及对恋爱的看法时，一位单身的受访者这样描述：
谈恋爱肯定烧钱啊，没钱谁会跟着你，很现实的。吃饭啊，逛街啊，送送小礼物，平时节日发红包啊，礼物也多多少少要买的。有钱买好一点，没钱买少一点。
受访者用“烧钱”来形容恋爱中的开销，可见恋爱支出之大。而且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大部分人都认为，在恋爱中，男性花钱是应该的。
3. “游戏恋爱”的恋爱观
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恋爱了，也难以维持长久的恋爱关系直至成家。他们持有一种“游戏恋爱”的心态，在存在异性的地方广泛寻找恋爱对象，然后与她们形成暧昧或者恋爱关系。这些场所可以是现实中的，也可以是虚拟的。
每一段恋情就像一场游戏。在现实生活中谈恋爱时，他们不太在乎恋爱对象的内在品质，他们更在乎的是女友的相貌。他们从一开始抱有不会长久的恋爱预期，只愿意充分享受每一段恋爱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当恋爱的激情过去时，跟恋爱对象一拍两散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分手的原因可以很简单，如对恋爱对象的外表不满意。
刚开始谈的时候都是玩玩，时间久了就动情了，长得好看就是真情，长得丑分了也就分了，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
上一个分手是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太丑了，就分了。
网络中的恋爱同样难以长久，容易走向“见光死”的结局。蓝领受访者14在游戏中认识了一名女生，经过一年多的暧昧阶段，女生向其表白，两人正式交往。可是在现实中见过几面之后，两人选择了分手，原因是正式交往不如网上暧昧有趣。
两个人如果没有表达关系的时候呢，是可以暧昧的，男女双方都很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要开始面对生活的琐碎事情了。之前没有见面，或者是没有表达关系之前呢，这些都是往美好的方面去想的，但是当你表达关系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地发现现实和你想象的是有差距的，这种落差就让你觉得无聊。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采取游戏型的爱情方式，恋爱双方彼此都抱着玩玩而已的态度。还有部分人将爱情等同于激情，不愿意面对现实和经营爱情。其所构建的恋爱模式非常不稳定，更别提如何通过恋爱获得稳定的婚姻。
四、相亲悖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相亲成家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恋爱的成家路径对于新生代工人而言并不如想象般的容易，而主观意识的抗拒和客观条件的劣势使他们在成家的另外一条路—相亲上也举步维艰。
1. 情不由衷：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拒斥
对于农民工而言，相亲并不陌生。两位受访的老一代农民工都表示，相亲在她们那个年代是一条很普遍的成家途径。受访者娜婶24岁开始相亲，当时在深圳的制衣厂工作，顺从家人的意愿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家相亲，中间相亲了有几十个人。
而另一位受访者玲婶在21岁就开始相亲。两位受访者都提到，她们在结婚时对于相亲的对象并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如娜婶从相亲到确定结婚只用了三个月，其间也基本没有和男生出去约会，即使是男孩子约她，她也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出去。而玲婶和相亲对象谈了半年，但由于男方在外工作，这半年里两人见面时间也并不多。
总体而言，由于信息不发达，工作时间长及工作场所难以认识异性等原因的限制，相亲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很普遍的成家途径，他们在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接受相亲这种认识异性的形式，在适婚年龄甚至还会特意从外边辞去工作回家相亲。
然而，同样因为工作原因存在认识异性困难问题的新生代工人，却对相亲抱着一种抗拒的态度。在我们的访谈中，无论是超过普遍意义上的适婚年龄还是仅仅20岁出头的受访者，几乎都有被父母安排相亲的经历，然而他们大多数人都拒绝了父母的相亲安排，仅有的一名接受相亲安排的受访者也只是为了维持与父母的和睦关系，并不会考虑与相亲对象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关系。
有学者曾将其解释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父辈强权的反抗，但在我们的访谈中，即使是父母过世且从未被催促相亲的油漆工人，也对相亲持抗拒态度。新生代工人似乎天然地就对相亲这种方式产生抗拒与排斥。而在追问受访者为何不愿接受相亲之后，受访者给出这样的回答：
只有恋爱到一定程度才能结婚。不然你说如果去相亲的话，很排斥这些东西，没意思的了。两个人都没相处过，你怎么能知道合得来还是合不来，要磨合一段时间。
都是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然后年龄也到了所以才去相亲的......根本来不及培养感情，就得结婚了。
相亲的都没感情的，自己找的还可以吧。”
在受访者的回答中，“感情”这一词被多次提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工人有着强烈的情感需求，看重感情的培养与磨合。而在他们的认知中，相亲无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在他们看来，相亲结识的两人互不了解且相处的时间短，来不及培养感情。
另外，他们还把相亲看作一种走投无路且没有退路的选择，他们觉得选择相亲的人都是因为“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且年龄到了”才选择相亲的，而且相亲的结果一定是结婚，没有回旋的余地。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对相亲迥异的态度反映出农民工阶层婚恋观的变迁，老一代农民工坦然接受“先婚后爱”的成家模式，而新生代工人更青睐于“先爱后婚”的模式，“婚恋自由”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农村青年具有传统色彩的婚恋观念中。
2. 身不由己：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
（1）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高
由于受到较为传统的农村适婚年龄观念的影响，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限制较严格，并逐渐形成相亲的年龄鄙视链。受访者提到，相亲市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限制一般以25岁为划分标准，在25岁之前相亲的机会较大，而25岁之后则逐渐被相亲市场排斥。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因此而不选择尽早进入相亲市场，这会大大影响他们能够成功进入相亲市场的概率。
在工作收入与经济层面，受访者普遍反馈要求很高，如稳定的工作，县城的房子、车子和彩礼。在家庭层面上，相亲对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也具有一定要求，主要表现在“父母要年轻”“要独生子”“父母带孩子”。现在的女孩子眼光都比较高，身高不能低于1米7，低于1米7连门槛都进不去。第二个是收入，要有稳定的工作，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房子要县城里的，要有辆车，父母要年轻，还要独生子，要是有两个男孩子的话，女方会考虑到婚后压力比较大。然后彩礼都很高，压力很大。
（2）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支持不足
从家庭经济支持的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大部分也是农民或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比较低，无法为新生代工人提供全部的经济支持，如房子、车子和彩礼等。在受访者自身经济条件不足的前提下，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够助力新生代农民工在相亲市场里略胜一筹。但是一旦父母缺乏能力，家庭支持不足就成为重要的掣肘因素。
像我这种，相亲就不用去相了。说句难听的，没人给你做媒。你家没有条件，人家给你做媒干嘛，白忙活人家愿意吗?人家做媒成功了有钱的。
从家庭生活支持的层面来看，父母的生活支持能够减轻和帮助子辈分担家庭的孙辈养育、家庭照料等责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家庭成了他的“代言人”。但如果父母年迈或早逝，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进入相亲市场。
3. 形同质异：相亲对于白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含义
新生代农民工对“婚恋自由”观念的崇尚似乎是解释他们抗拒相亲的完美原因。然而，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拥有着前卫婚恋观念、对情感基础更为看重的都市白领却没有对相亲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抗拒，相反他们甚至主动接受相亲的形式，将相亲和恋爱同样视为构建亲密关系的途径，两者的相亲呈现“形同质异”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方式是基于强关系开展的传统相亲方式，他们的相亲紧紧依靠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受访者是这样描述农村相亲的流程的：
过年放假回家，都是爸妈找关系看谁家有女孩子，然后找个女方亲戚或者朋友说媒。
到了20多岁了家里肯定会催......家里的那些妇女没事就跑到人家家里去说谁家女儿没嫁人，谁家儿子没结婚。
相亲多由父母发起，相亲机会的创造依赖于亲戚朋友街坊邻里，相亲的过程还会遭受亲戚朋友的评头论足，诸如此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穿插在新生代农民工相亲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父母亲人的过多干涉让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没办法将相亲等同于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是从两个人过渡到两个家庭的，他们可以享有相对私密的二人世界，而相亲从初始就已经是两个家庭的事。
青年白领的相亲已经从强关系模式逐渐转变为基于弱关系开展的新型相亲方式。相亲平台举办的各式各样的大型相亲会、专门针对都市白领设计创办的交友网站、雇主开展的未婚联谊Party、大型相亲交友节目等这些近年来都市大热的相亲方式更多是靠弱关系纽带连接，血缘、地缘关系的干涉相对较少，同时这些新型的相亲方式多以派对、网络配对等形式开展，青年白领可以以一种“交友”的形式，怀着一个相对轻松的心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为自己的择偶创造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依赖于强关系开展的传统相亲方式竞争激烈。已有研究发现，传统相亲的择偶范围距离大都在十公里之内的附近县城、附近村庄甚至同村，而由于农村优质适龄女性大多流入优质男性较多的城市，导致农村男女性别比失衡，这也意味着农村相亲市场会呈现“男多女少”的状况。
在性别失衡的相亲市场上，占据人口优势的女性多处于“挑剔”的一方，在“供不应求”的农村相亲市场，农村男性需要具备更优渥的条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胜出，在我们的访谈中，受访者也对农村相亲状况进行了描述：
因为现在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现在农村的女孩子都特别挑。女孩子看男孩子，看着还行就了解男孩子的人品，男孩子这个人怎么样，去你村子里打听你这个人有没有不好的传言。看家庭主要看家里有没有钱。看你父母怎么样，就父母年纪，然后就会说彩礼。父母健在的话，女儿嫁过去有父母帮着，女孩子就不会吃什么苦，以后生小孩了父母也可以帮着带，什么都不要女孩子操心了。男孩子挑女孩子，只要长得还可以就能结婚了。只要相中了，男方巴不得立马结婚，你不订婚说不定明天她就跟别人订婚了。相亲得靠抢，因为女孩子少啊。
相亲市场的激烈竞争逼迫着新生代男农民工不得不“出售自己”，相亲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与白领形同质异的相亲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那些渴望成家却又从不主动出击的农民工会对相亲产生抗拒。就如制衣厂工人05，今年已经28岁的他从未有过恋爱经历，对于成家他自己也表示“有点着急”，当谈到择偶标准时，他表示“哪里的女孩子都可以，就是合适的就可以”，然而着急结婚且对异性的条件几乎没有要求的他却对自由恋爱和相亲都抱着一种“不情愿”的态度：“还没有谈过女朋友，没钱，就是没钱什么的，就是不想谈......他们介绍过相亲，没有相过，不想去相亲，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不想去。”
这位男工人对相亲及自由恋爱看似“毫无缘由”的抗拒在笔者看来是源于他对自身条件的不自信，无论是并不优渥的经济条件还是不善言辞、内向的性格，都让他感到“低人一筹”，相亲市场的激烈竞争与对方及自己父母亲戚的多重压力使他心生胆怯，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他没有了家庭和社区等外部支持，在婚恋的挑战中单打独斗。
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组建困境背后的社会根源
婚恋过程的“双重困境”折射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白领阶层的社会环境。参与到不稳定和社会缺失的“世界工厂”的工作中，使他们的社会生活脆弱、封闭、不稳定，无法开展正常的社会连带关系，这导致他们在组建家庭的时候面临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和组建家庭的困境实际上折射的是其稳定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社会系统的缺失。
首先，世界工厂劳动的不稳定，导致农民工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无法稳定；而枯燥无聊的工作推动其热衷于追求刺激，助长了其游戏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一般具有以下的特点：时间长、内容枯燥。在工厂中工作的人尤其如此。在工作之余，还要忍受独自生活的孤独寂寞。他们会选择多样的娱乐方式来放松身心。新生代农民工多数在20岁左右踏入社会，正是精力旺盛、玩心重的年龄。很多农民工会认为自己年纪还小，可以多玩两年，并将此种心态带到恋爱之中。
有受访者就认为“像十几、二十几岁的喜欢玩很正常”。很显然，对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恋爱成了跟游戏一样的消遣。只要自身有吸引异性的条件，就可以开始恋爱“游戏”。
泡妞去喽，凭实力泡妞......实力就是长相、钱包还有魅力。
漂泊不定、频繁流动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现实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下降，降低了他们花费精力维持形象的动力，亦瓦解了其经营自身形象和关系的决心。新生代农民工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从大众媒介上了解爱情这座“秘密花园”，受其中爱情观念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爱情观。
他们希望跟主角一样收获轰轰烈烈、美好的爱情。他们喜欢爱情热情似火的一面，却不愿意接受平淡如水的一面。当需要投入精力去经营时，有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放弃。世界工厂的不稳定劳动进一步助长了这样的恋爱观，当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抱有此种恋爱观时，就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导致此种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广泛传播，形成“刚开始谈都是玩玩”的局面。
其次，世界工厂的劳动收入无法支撑劳动者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辍学打工，再加上缺乏专业性技能，导致工作可替代性强，晋升空间也很小。总体上看，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当前可支配收入还是未来预期收入，都不乐观。
在受访者13的工作转换描述中，从深圳眼镜厂到潮州陶瓷体力活，可以看出不管是变换工作还是改善收入水平，都与文凭和技术相关。因为缺乏技术，尽管尝试过多次的工作转换，但他从事的内容都停留在陶瓷之类的体力活。
初中读完了就出去打工了......那是一家眼镜厂，就是比较轻松，在那边做了几年，然后觉得那个收入不太理想吧。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文凭，没什么技术。深圳那边没什么技术，去那边做事的话待遇也不高。到潮州之后，这边工作不稳定，有时候哪里有事就去哪里做。比如说找了一家工厂一年后没生意了，就得再换一个。就是工厂是不固定的，但是从事的工作内容都是在做陶瓷之类的体力活。
从经济消费的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并没有规划，他们会为短期享乐而消费或者超前消费。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收入相对较低的客观现实中，这种“月光族”消费观和消费行为更是为他们未来的“被拒于相亲市场之外”埋下了“没有存款”的伏笔。
受访者02说“平常也经常出去跟别人玩，也没想过存钱”“那个时候基本没有存下来钱”“以前都想着休息”“我现在花钱也花得挺多的”，都能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是以玩乐享受为基础的，他们会陷于短期的享乐消费而缺乏存款和未来规划的意识。
最后，参与世界工厂的劳动瓦解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根基，无法产生稳定的生活预期，无法产生基于现实社会的稳定的社会连带网络并依托于此营造社区生活。老一代农民工虽然也在世界工厂中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托于传统的乡村社区，这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预期。乡村社会也给老一代农民工提供了充分的生活意义来源，诸如回乡建房、子女上学等乡村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事件，亦是他们工作的奔头，成为他们在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工作的意义的原点。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通过与老乡聚居等方式，建构出相对稳定的社会连带网络，并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从农村“脱根”以及在城市无法立足的“双重脱嵌”状况。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传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复杂关联，但是普遍来看，传统乡村生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其所能提供出来的意义感愈加有限，留守经历、游戏世界、网络赌博等的卷入更加剧了他们背离乡村生活，降低了传统的家族延续等重要使命在新生代农民工内心中的重要性。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不与老乡聚居，独立在工厂工作，缺乏稳定的社交连带和社区生活，进一步瓦解他们稳定的社会生活预期，增加其成家的难度。而城市社会同样没有通过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让农民工稳定地在城市中生活，工厂所提供的居住条件是高度个体主义的，无法依托工作地点经营生活，参与世界工厂劳动产生了对农民工家庭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剥离效应。
高度的漂泊和流动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锚定他们的社会根基，在不断漂泊中稳定的生活预期缺位导致家庭组建困境。不确定的生活样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安排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而不稳定的预期又会导致双方容易在涉及金钱、工作等问题上发生争吵，难以维持稳定的爱情，也就难以通过自由恋爱这条道路来通往成家的大门。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对于劳工社会体系一直存在排斥效应，导致农民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社会生活。
六、结论
不管是对美国还是中国的工人而言，有序地经历如上环节并贴上教育、工作、家庭等“社会标签”，标志着由社会认可的成年转型顺利完成，由此通向稳定的成年生活，构成了成年转型的经典路径。但是这样的画面对今日的中美年轻工人来说都难以实现。
对美国工人而言，成年转型困境来自日益市场化的教育制度和非正规化的工作制度；对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则来自不稳定的劳动以及世界工厂的工作模式下，参与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剥离效应，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开展稳定而可预期的社会生活。
对美国工人而言，传统的成年转型模式无法维系，令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家庭期望，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对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种转型则显得更为艰巨：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并未放弃传统的家庭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理想的期望在现实中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赤裸碰撞，只能被生硬切割。
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坚持，希望能够有机会进入经典的成年化模式，而一些人则可能已经在没有希望的过程中放弃了等待，类似“三和大神”的底层劳工即属于此。对于大部分“三和大神”来说，成家既是一个奢望，同时也是累赘。他们更享受“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由于放弃了成家的努力，他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即便穷困潦倒、露宿街头，对他们来说也未尝不可接受。家庭以及社会对于他们而言，正如韦伯笔下新教徒身上的沉重的斗篷，已经悄然退去，从而遁入“无根社会”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