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建大学的热情再次高涨。
前段时间,无锡牵手扬州大学,共建梁溪高等研究院,筹建扬大首个异地校区——扬州大学无锡校区。东南大学紧随其后,校长张广军率团到无锡访问,期间宣布原有的东大无锡分校将升级为无锡校区,校区扩建、学生扩招都在谋划当中。
其他地方建大学也有了新进展。猛挖大学的苏州,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已经完成了多栋建筑的封顶,明年就能开始本科招生。中国芯片首富虞仁荣捐建的东方理工大学,又多了几分真切感,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曾文军加盟,宁波市政府出资160亿元选定校址,虞仁荣的捐赠由200亿元追加到460亿元。只有一所985、211的杭州,一边在建中法航空大学,另一边已在开会讨论大学和余杭区的融合发展。
不难看出,除了校名被揶揄有着“宇宙野心”的东方理工,长三角新建的大学普遍为异地办学、合作共建模式。
但在教育部三令五申不支持异地办学的背景下,长三角要缓解科教资源紧张,还能靠“挖”吗?
还能不能建?
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和威海市合作建立山大威海校区,开异地办学之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发达但科教资源跟不上的城市,也愈来愈多复制这一模式,以建分校、校区的方式哺育新兴产业、引进高端人才。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底,就有53所“双一流”高校在异地设立了166个机构,其中分校区就有35个。深圳、苏州、青岛,更被称为全国闻名的三大“高校挖掘机”。
然而,越来越多高校“走出去”,还是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数次发文表示“不鼓励、不支持”。201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通知》里表态,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跨城市、跨省建设新校区,特别是具有本科教学功能的新校区。2019年,再重申“不赞成“的立场,而且原则上不予审批。
背后的考虑不难理解,一校多地布局,被认为有“摊大饼”式圈地之嫌,和提倡的内涵式发展多少有点相悖。而且,高校“孔雀东南飞”,或将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政策收紧的态势也愈发明显。以前可能是“黄牌警告”,现在则会点名“红牌出场”。2016年,深圳市政府与武汉大学签署了备忘录,共同将武汉大学·深圳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校区。2020年5月,这一项目却被叫停,深圳市教育局称,教育部专门要求停止武大深圳校区建设。
今年7月底,教育部发布的两份文件《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开展“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无一例外都指向“从严控制高校异地办学“。
那么,高校异地办学的空间还有多大?那些称为“高校挖掘机”的城市,以后都不能挖了?
文件还需细读。一方面,跨省办学,尤其是部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新建校区或者分校的,教育部直接点明“原则上不审批”。
但另一方面,文件也还是留了“口子“,没有简单地一刀切停止。需要设立省内异地校区的,还是由省政府统筹,且还专门提及“引导高等教育资源在省域内向人口集聚且有较好办学支撑基础的地级市延伸”,可见省域范围的异地办学仍可延续。这也为苏州、无锡这样的优质科教资源稀缺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保留了“建大学”的灵活性。
观察近年校地合作的新闻,能发现一些新趋势。较为明显的,省内办学、中外办校成为跨省办学的替代选项。
上文提及的扬州大学无锡校区、东南大学无锡分校升级无锡校区,去年6月签约的南京理工大学盱眙校区,12月揭牌的南京医科大学姑苏学院,今年2月官宣的东南大学苏州校区,全都是省会南京往外输送的高校,新近签署的校区成立项目基本没有了跨省办学的影子。
被戏谑为“名校洼地”的浙江,优质高教资源有限,就把目光投向海外,继宁波诺丁汉、温州肯恩之后,去年开工建设的中法航空大学将成为浙江第三所中外合办的独立大学,而不具法人资格的联合学院仅在2020年浙江就新成立了三个。
和省外高校的合作,则以另一种方式开展,即校地合作成立研究院。以苏州为例,最近一年和清华大学、中国农科院合作的形式,是签约落户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和中国农科院华东农业科技中心。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今年1月和7月分别和衢州、湖州签约,以共建长三角研究院的方式落户长三角。
还有之前就有过“走出大西北”尝试的兰州大学,在2018年撤销南通基地后,“东进”终于有了新突破,今年5月兰大官网挂出深圳/上海研究院负责人的招聘通知,释放出在深圳、上海布局研究院的信号。
热潮背后
从跨省办校到省内办学、中外合作,从设立校区到落点研究院,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仍然不止。热潮的背后,曾有人归纳为大学和城市的“合谋”。
1999年,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牛憨笨院士率领团队集体加盟深圳大学,成为深大引进的首位院士,当时这一消息引起全国关注,他遂发表公开信《我为什么选择深大》解释缘由,“在西安,我们曾向陕西省科委请求给一个已经论证、很有前景的项目拨款500万元,最后评估下来,省科委给了5万元,不能说陕西省不重视,只是确实掏不出更多的钱。深大为课题组提供的条件十分优越,当年即争取到市政府投资一亿元建实验室,造价高在于实验室空间、仪器设备都有严格要求。而且,只有在深圳,才得以在科研和产业化结合的方向上快速起步。”
走向更发达地区,直接相关的是能得到更多财政资源扶持,这并非功利,科技水平的提升必然要以完备的基础设施、产学研转化为基础。这是一个科研团队的考量,高校的抉择莫不如是。
城市层面,地方积极和一流高校“联姻”,有助提升城市形象显然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关键的,城市往往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首先在于抢人、留人。当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都下场加入人才的争夺战,如面向名校毕业生放开落户限制、郊区新城放宽落户门槛,二三线城市的压力明显倍增。从扩大在校大学生规模入手,以产业基础、本地的区位优势留下年轻人,或许是一种思路。
从2016至2018年的各大一流高校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看到,毕业生去向的首选几乎都是本地,长三角高校的省内就业率尤其高,普遍在40%以上。再看2020年各城在校大学生数量的排行,省会城市优势明显,科教重镇南京在校生数量接近百万,名校云集的上海研究生数量亮眼,杭州、合肥的大学生数量也是苏州、宁波的近两倍,无论是以异地办学抑或以新建高校等形式提升大学生数量,这些非省会城市们都还有不少功课要补。
来源:国民经略
再者,当地方苦于产业转型、切换新兴赛道时,高校无疑提供了一个快速入口。典型如合肥,从无到有建立起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集群,大半的底气都来源于中科大。还有近几年动工的太仓西工大、杭州中法航,都有指向航空航天产业的野心。
苏州工业园区则是属于“早年偷偷用功,然后惊艳所有人”的类型,尽管园区一开始便朝着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但经过十余年发展,暴露出了自主研发能力薄弱、新兴产业弱小的问题,园区工委管委会发布的《苏州工业园区3+5产业发展报告》就曾指出,企业生产方式以产品代工为主,入驻的外资较多且有一定规模,但处于产业链低端。
意识到问题后,园区快速作出调整,一方面招商重心往科技领域和现代服务业倾斜,另一方面瞄准名校、大院、大所,2005年前后便开始大量导入核心科教资源,包括中科大、西交大、人大、武大、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目前位于工业园区的独墅湖科教区已经集聚了33所中外高校。自2016年商务部开展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以来,苏州工业园区连续五年“摘冠”。不少人以为地方发展的密码正在于建开发区,但这只是1.0版本,同时具备产业园和科教区双重功能的集聚地,才是新的跃升方向。
均衡的复杂性
从高校数量看,江苏是当之无愧的科教大省,但省域内部分层明显:全省54所本科院校,有近30所都在南京,且10所部署高校中,省会占了五分之四。常为大众所忽视的苏中、苏北才是真正的“大学荒漠”,五十多所本科院校,有40所均位于苏南五市,除徐州之外的苏北四市,相加不过6所本科院校,平均每市1.5所。
因而,江苏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就提出,优先支持苏北苏中地区规划设置高等院校。而且“振兴苏北”已经有了实质动作,位于淮安的南京理工大学盱眙校区开工在即,南京农业大学已和连云港达成东海校区的框架协议,南京中医药大学也正谋划在盐城设医学本科院校。
江苏之外,浙江也在省域层面统筹优化高校布局。《浙江省关于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意见》《浙江省“十四五“高等教育规划》都明确,引导高等教育增量资源向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和大湾区核心区集聚。
可见,高等教育资源渐成为服务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砝码。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可以和地方实现多大的耦合是个问题。位于马鞍山和淮南的安徽工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受限于城市发展能级,近来社会请求将这两所高校迁往省会合肥的呼声不断,安徽省教育厅只能回复尚无迁址打算。
均衡的复杂性就在于,既要调整上世纪50年代后历次高校改革带来的极化布局,也要让高校和地方找到差异化的定位,得到充分资源去发展。
作为再分配手段之一的异地办学,面临政策收紧,但好在一些新的探索正在进行:滚动评估的“双一流”建设,能否打破原有的固化格局?芯片首富、玻璃大王都承诺捐资建大学,企业家们可以建出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大学吗?试图创新办学模式的西湖大学,能否开辟出一条新路?在不久的未来,或许能够看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