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口碑不佳，但《古董局中局》还是在闷声发大财。

它大抵就是那种不上不下的电影，很难夸赞，也勾不起批评的欲望，总之放在今时今日，你只会觉得“有的看就不错了”。

而敏锐的灰狼老师则从《古董》和稍早的《扬名立万》身上看出了一种新趋势，或曰电影圈的新财富密码。

还是很难为之叫好，但也不忍抨击。

——枪稿主编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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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名立万》和《古董局中局》有一种明显的同质性。

一方面是，它们有旧的质感和山寨特色，仿佛是世纪之交国产商业片刚入道时候的制作；另一方面是，它们还贴合着现实的娱乐环境，分别主打“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的时髦卖点，似乎这些元素比电影的剧情本身更值钱。

说它们旧和山寨，是因为这些故事模式似曾相识且有年代感：《扬名立万》说的是上海滩耸人听闻的富豪谋杀案，众人和凶犯同处一室，嵌套着密室推理的层层解谜，是奇情故事之搬演；《古董局中局》则是围绕文物的层层藏匿，用上了五行八卦和摩斯电码等怪力乱神，各种故布疑阵，仿佛是从街边老爷爷那听来的故事。

《古董局中局》和密室逃脱游戏一样有许多解谜桥段。

一切仿佛回到了1990年代的地摊故事，那是《知音》《故事会》《今古传奇》和各种武侠、夺宝、奇情小说的黄金时代，泛黄的书页，熟悉的味道，是青少年魂牵梦萦的精神食粮。先别管营养不营养，逻辑不逻辑，总归是爽口的猪油炒饭。

而且，它们又是新的，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它们外表形式做足，融合了时代风向，眼瞅着又成了文化先锋。

地摊文学是良药，在国产商业电影初兴的世代，它以“山寨喜剧”形式横行一时，之后被越做越大的商业逻辑抛弃，如今它借着“网感”复兴，但也有了相应的新面孔：它在形式上兼并游戏、综艺、文博、旅游等各个领域，从而让看似古旧、古板的电影叙事释放出新意。

《扬名立万》的形式贴合时下流行的桌面游戏“剧本杀”。

这个东西过往被称为“大杂烩”，今日则是“融合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地摊文学能够以惊人的水平兼容世代风向和主旋律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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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外，像《扬名立万》《古董局中局》这样的影片，会成为未来几年的“中等片”的指路明灯，因为复归与融合的大旗之下，是一堆被拔擢的网络作者登台唱戏，刘循子墨、马伯庸，都只是新旧更替中的第一波。

一方面，它们在革纯商业大片的命，不说《阿修罗》《图兰朵》这样的奇葩大片，只看《紧急救援》这类“工整”大片的失败很能说明问题——从导演到阵容都全面强于这两片，但结果却触目惊心。

豆瓣评分6.0、票房仅有4亿多的《紧急救援》，证明林超贤在他最拿手的商业类型片上失手了。

这是“资本正统”的失败，打败它的不止有日渐蹿升的民族主义火焰，还有地摊文学的融合式复归——事实上在《扬名立万》和《古董局中局》之前，路阳的《刺杀小说家》就已经完成了一场类似的尝试。

另一方面，它们在取代着之前的低龄段主流类型，此前这一位置被所谓的小妞电影占据，徐静蕾、白百何、杨幂都曾代表这一行业的顶流，如今有着明显的衰退，或者直白说，这一类型已经过时了。

“新地摊文学电影”当然不可能挑战新主流大片的地位，就像过去的小妞电影挑战不了视效大片的地位。但环顾形势，它势必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商业票房领域内最重要的亚类型。

小妞电影衰落，可以归结于审美疲劳的缘故，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本身所包含的那种“原初性励志主题”不适用于当下普遍的“躺平文化”。比如说，《杜拉拉升职记》的女主在今天很可能不会再受到追捧，而是会被贬为“内卷”式负面形象。其次，小妞电影和类似的公主幻象、情爱话题是加速资本主义的产物，无法和当代觉醒中的主流意识擦出火花。

《杜拉拉升职记》这类小妞电影所推崇的理念已不符合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于是，这种“女性励志神话”自去年年底被《送你一朵小红花》和《小伟》这样的癌症症候命题所打断，证明命运不再是加速资本主义的表皮升级，而是必须坠落到惨绝人寰的谷底，然后再由另一种至高的信仰拯救——这呼应着1949年的工农革命。

所以，如果《李焕英》不穿越到那个工农神话未曾消逝的时代，仅仅以母女情感而论，恐怕也无法创造票房奇迹；同理，《唐人街探案3》远走日本东京，已经算是三鼓而竭，同类的犯罪题材都很难立足于本土，于是不免隔空瘙痒。

就此而言，“新地摊文学电影”可谓是生逢其时，它既重拾了旧的娱乐精髓，又融合了时代脉搏。它们的造价不高，止于中等成本，但恰恰是这样的类型完成了一种逆向的回击的综合——地摊网文在回击文学、游戏网大在回击电影、红色主旋律在回击商业资本主义，这些回击交织在一起，如琴瑟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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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怎么看这类“电影”，自然会有不同的呼声：若以经典叙事的角度来看，无论《扬名立万》还是《古董局中局》，都Bug不断、漏洞连连，本身是一个“失败的文本/故事”，而围绕他们像“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的批评，则指向这些电影“不再是电影”的一种扭曲和散架状态。

比如说《扬名立万》贴的是电影人的故事，还间接指向了历史上的“南下影人”的问题，但整体制作精神却和迷影精神相悖。

《扬名立万》加入了拍电影的背景设定。

若刨除电影中心论或者正典精神的假设，这些招数——无论是“复归的”还是“融合的”都是大势所趋，也说得过去。电影衰退的问题已经喊了几十年了，再说电影完蛋了已经了无新意，我们现在谈论的只是类型的衰亡，比如资本大片的衰亡、小妞电影的衰亡、跨国制作的衰亡……如今只有小写的兴衰历史，如果你管“新地摊文学电影”取代小妞电影叫做“电影的衰退”，那我也果断不能同意。

地摊文学无法开启民智，也无法提供知识。《古董局中局》引入诸多文物的视觉，但无法给出有效的信息，雷佳音和李现比赛鉴宝的一场戏只是表演性的奇观，就像《国家宝藏》综艺的小剧场一样，仅在于以“奇观化表演”推向文化爱国主义的母题升华，即爱国宝就是爱国。

《古董局中局》中雷佳音和李现饰演的角色进行鉴宝比赛。

而到《扬名立万》，时代背景的移植并未引入历史文化的探讨，剧本杀的模式也不主打推理逻辑，德拉克洛瓦的名作也止于梯子化的功能物：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本质更像是一场“十二怒汉”式的主旋律说复学，也就是说尹正扮演的李家辉这位“进步人士”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而说服了一群良心未泯的人，创建了一个可以星火燎原的进步组织。

如果说这是《故事会》，那么你必须注意到它披着个红袄，想一想《故事会》曾经在1974年改刊名为《革命故事会》，历史的轮回和表里的逻辑可谓是惊人重合。如果说这是泛娱乐的游戏，那么你必须注意到它在“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的逻辑之上，裹着一层战术性的玩法，两部影片的麦高芬——作为旧时代歌女的“夜莺”和作为唐代宗教作品的“武则天玉佛头”都属于某种和主旋律悖反的旧物，但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段成了合理性目标。

“武则天玉佛头”为《古董局中局》这部电影的麦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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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地摊文学虽然不忤逆权威，但有某种战术上的包容性——曾经是以自己的愚昧反衬对方的英明，如今打成一片却也能偷梁换柱。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商业作品主打的是个人主义的纯真，那么“新地摊文学”主打的就是包容的多义性或者歧义性——因为它可能造就某种“二律背反”，也就是说，它装点了明确的爱国元素，但这一层面的逻辑反而是最经不起推敲的。

以《古董局中局》为例，爷爷许一城所做的是“曲线救国的事”，但以现实而论，这岂不就是“汉奸”行为？而爸爸许和平苦守机密多年，远离人群，设下各种天罗地网而不向政府报告情况，明显是不信任的逻辑。

《古董局中局》中许愿的爷爷许一城将中国古董武则天玉佛头送至日本保存，让家族背负上了“汉奸”的骂名。

在影片结尾那堪比外交事件的交接仪式上，当真是让人惊诧。

也正是如此，雷佳音那一锤子可谓“力道十足”，对此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有点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本极高包容性的《民族主义的起源》一样，可以得出正面和反面的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一种以辩证法还治彼身的做法，但不能挑明态度，而是应该以“团结”的姿态放置到当下的合理框架之中。

《民族主义的起源》一书全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

我们当然能认识到这类作品为何会毁誉参半，它们足够机灵，是市场的合理造物，但本身蕴含悖论，不容深究，也不可深究，甚至不能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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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作品的对立面，或许是《野马分鬃》这样的个人主义忏悔诗——它仍有个性，尊重着传统电影和艺术创作的规律，是电影的良心，可是，它的票房却终会一败涂地。

《古董局中局》的豆瓣评分6.4，和《野马分鬃》的6.6差之毫厘，近乎打平，意味着它在普通观众心中属于等质量的产品，你喜欢哪一个或者不喜欢哪一个，是你选择的自由，这既代表着创作者的不同战术，也代表着不同的生存/游戏方式。

因此艺术片也好，新青年地摊文学作品也好，只要是严肃主流电影之外的多样化创作，我们都应当待之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