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镇化进程下的农民工群体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持续流入到城镇。

根据国家统计局定义，“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被称为“农民工”。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86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20.2%。

从农民工输入地来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最多，占到了农民工总量的53%。中部、西部地区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1.8%和22.0%，东北地区占比则相对较小，仅为3.0%。

不过，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比上年减少了517万人，下降幅度为1.8%，这也是我国农民工人数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其中，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数量下降的最多，比上年减少了456万人，下降幅度为6.1%，而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则与上年数据基本持平。

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农民工总体数量有所减少，流动的半径也进一步缩小。

其实，从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人口数量的增幅就开始逐年下降，并与总劳动人口的数量变化高度相关，二者的峰值均出现在2010年，此后便持续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老龄化问题不断严峻的背景下，农民工的老龄化现象也日渐凸显。

在2008年，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而到了2020年，则变为41.4岁，比我国所有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大了将近3岁。

从年龄结构来看，我国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继续提高。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大量老龄民工自然的退休归乡，而新进入市场的青年民工数量不足，难以补充老龄民工自然归乡造成的人口空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有超过7500万的高龄农民工将在5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很可能会继续下降。

此外，近年来我国户籍政策调整，部分农民工被划入城镇人口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农民工在统计意义上的数量下降。

比如在2018年，我国自然增长人口为530万人，进城农民工数量减少了204万，而城镇人口却增加了1790万，可见农村户籍城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农民工——我国占比庞大的特殊群体，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背井离乡的普通人，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底层动力，支撑起了我国基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媒体，是1984年社科院张雨林发表的《社会学研究通讯》。沿用到现在，这一称谓却被认为带有了一定的歧视意味。

此前，人大代表还曾提出“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

客观来说，“农民工”是否为贬义词？

如果仅从“农民工”的定义上来看，显然是中性的。但是现在，提起“农民工”这一称谓，我们会想到什么？

是平日里文化水平较低带着地方口音和泥土味的临时工、是寒暑天里灰头土脸在工地忙碌的身影、是新闻里被拖欠血汗工资的弱势群体，还是背着蛇皮编织袋在绿皮火车里吃泡面奔波的异乡人？

这些刻板印象确实不算中性，而“农民工”称谓褒贬意味变化的背后，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体现。不可否认，这的确影响到了我们对“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印象。

“回不去的家乡，融不进的城市”——这句话可谓凝结了农民工复杂的集体记忆。

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形式最丰富的一场社会变革，并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社会政策变革的过程密切相关。

二、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融入”

1949年后，国家为确保重工业和城市的优先发展，建立了计划经济主导下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体制。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把城市与农村人为分割，构建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身份，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两种不同资源配置制度，如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这些制度设置使得城镇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福利，形成了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随着城乡间经济水平的逐渐拉大，城乡结构的二元差异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空间结构的差异，也成为了一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

过去几十年里，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差别，亦逐渐带有了“社会阶层”的性质。

二者原有的身份区别不但表现在职业、生活和身份方面的社会地位差别，还体现在公民权利、公民资格、公民待遇和社会交往关系等方面的不平等，导致社会群体间的隔阂、歧视和排斥现象不断产生。

回顾我国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历程，1984年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起点。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发布，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是国家层面自1952年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后的关键性政策转变。

在此之前，虽然有零星少量的农民进城务工，但并不被政策和法律所许可。1984年的政策出台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成为了有国家政策许可和法律保障的社会人口流动。

在这一阶段，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城镇居民不愿干的劳苦活，如环卫工、建筑工、矿工以及流水线操作工等，虽然此类工作通常劳动环境较差，强度较大，工作时间长，且工资收入微薄，但与田间农耕相比，收入的水平和稳定性都得到了提升。

此时，除了部分城市居民有一定的心理隔阂和社会偏见外，并无更强烈的社会排斥行为。

而在1992年“南方谈话”后，城市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承包责任制推行，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崛起，城市焕发了新的经济活力，这也为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就业提供了强大的“拉力”。

这一时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急剧膨胀，而且城市就业体制改革后，企业有了自主权，更愿意使用工资较低的农民工而不愿使用城市居民，这使城市居民的就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城市居民优先就业，还出台了相关就业限制的政策，如北京市劳动局就规定：下岗待业人员达到10人的企业，原则上不准招用外地务工人员。

与此同时，大量人口的涌入，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医院人满为患、物价高涨，城市的治安问题也十分突出，市民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使得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较为紧张，排斥现象也比较严重。

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推动全国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工资报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镇落户等方面的政策规定。

2013年，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从国家政策层面首次提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按国家发改委文件，在2021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这在具体方法和措施上保证了农民工的城镇落户和身份转换。

而农民工经过长期的城市文化接触、感受和潜移默化，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心理意识等方面积极与城市适应和同化，逐渐为市民群体所认同和接纳，这也给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了社会群体关系的支持。

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农民工经历了“不断摆脱被歧视、排斥的边缘化状态，逐渐走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过程，目前的发展态势较为良好。

三、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一样了

今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布的《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50.1%，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报告一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呼就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其中，程序员由于此前就常常被大家称为“码农”，所以网友纷纷调侃道：“码农”这个戏称可算有了官方的认证，多年别号终于转了正。

而“新生代农民工”热议的背后，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目前人们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从事IT行业的白领人才，收入极为可观，到头来怎么还是“农民工”？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并不涉及价值判断，是与前文提到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早期阶段相区分，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业生产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户籍地在乡村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与工种和具体职业无关，主要是户籍状态的区分。

早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就有了“新生代乡籍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乡籍工问题，让新生代乡籍工市民化。

事实是，在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农民工代际转换正在加快。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2020年我国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4%，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已经占到农民工的一半左右了。

学界的大量研究也表明，我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有何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的巨变与繁荣中长大的，他们很早就进入城市生活，往往没有务农经历，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不像父辈那般依恋乡村，可以说是对农村没有感情，反而对城市更为熟悉和向往。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水平、学习意识都在提升，正加快向新型技工转变，职业选择也更加多元。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通过自身努力成功考入重点大学，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中很多人有能力从事IT行业，也能胜任更多高新技术类行业。

根据《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现状调研报告》，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80.5%的人拥有中专或高中学历，44.26%的人掌握制造业技能。

95后新生代农民工比父辈更希望留在城市打拼，而且他们的努力以及焦虑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63.11%的受访对象表示，找工作主要难在技能跟不上很多工作的要求；69.1%的受访对象表示，愿意自己花钱学习职业技能。

过去，老一代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城市，用汗水带来了中国制造的底层动力，推进了我国工业发展、城市建设，大量企业的利润也建立在廉价使用农民工基础之上。

而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核心。如今，在我国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日渐严峻的背景下，人的流动方向将决定城市未来的发展前景。

如何吸引高素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入、如何让更多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下来，将成为很多城市的头等大事。

这考验着城市和相关企业的智慧，也需要做出针对性改变，比如通过日趋公正的制度环境和更亲切的人文关怀，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四、切实的政策措施是核心

随着近年来我国政策改革和社会进步，户籍制度所蕴含的身份地位差别有所缩小，但由于路径依赖、制度惯性和观念转变的长期性，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人大代表建议媒体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的倡导，深圳市人社局在答复函中表示，“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标中央主要媒体报道，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尽管人大代表的提议和深圳人社局的答复初衷是好的，但却只考虑到了问题的表面。不称呼为“农民工”而改称“来深建设者”，听上去好像高大上了，而实质上有什么改变呢？

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尴尬处境，并不会因为称呼的变化而变化；农民工背井离乡奋斗在城市建设一线，到头来却陷入“回不去家乡、也融不进城市”的困境，不会因此而破解；农民工做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活，微薄的血汗钱却仍然要承受年底不能足额拿到的风险，也不会就此降低……

就像牛马被叫成“八百里”、“飒露紫”，好听是好听，本质照样还是牛马，逃不了被分食、被射死的命运。

“农民工”这一称谓的褒贬意味，本就不是这个词语本身带来的，实际上，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个称谓之所以让人感觉有歧视意味，是因为长期以来，“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在我国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目前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流入地城市民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使得我国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依然较为突出。

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长远的相关政策，改善城乡间在教育机会等方面存在的结构不平衡状况，还需要集中梳理城镇地区对外来人口相关的歧视性政策措施。

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消除针对农民工的准入障碍，打破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隔离，建立公平、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就业权。

以农民工工资为例，每到岁末年初，工资问题就是关系到农民工群体切身利益的大事。

而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也应是备受政府关注的大事，近年来，这也的确成为了我国每年接近年末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

特别是今两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严峻环境和疫情多点散发等因素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增长较快、被拖欠情况增多。

1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强调，保障农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是关系农民工家庭基本民生的大事。

会议不仅部署了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和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支付的措施，并审议通过了“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从切实的政策法规入手，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解决，才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