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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要进展工作会,会上确认,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墓主人正是汉文帝。在历史上,汉文帝的墓葬被称为“霸陵”,因为陵墓位于灞水附近白鹿原上。

在此之前,至少从元代开始,大部分人认为位于江村以北2.1千米的凤凰嘴是霸陵所在地。此次考古纠正了以往的观点。目前,霸陵的主墓室还没有发掘,但是从目前发掘出土的车马、陶俑、印信,以及墓葬的形制、规模来看,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

江村大墓即文帝霸陵

此外,西汉的帝陵一般位于渭水北岸,自东向西一字排开。而汉文帝的陵寝却位于渭水南岸、汉长安城以东的白鹿原上。那么,汉文帝为什么要另择墓地呢?霸陵又体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哪些秘密?历史上的汉文帝又是怎样一个皇帝呢?

一、白鹿原上的帝后陵寝

关于汉文帝为什么选择白鹿原作为自己的陵寝,主要有以下这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亲情方面的考虑。关于帝王墓地的排列顺序,自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昭穆制度”,那就是开国始祖位于中间,二世位于始祖的左侧,三世位于其右侧,四世位于左侧,五世位于右侧……以此类推。

汉文帝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按照礼制应该位于高帝刘邦的长陵右侧,也就是后来景帝阳陵的位置。但是汉文帝的陵墓却没有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制度,这是因为他母亲薄太后的缘故。

文帝霸陵与其他几个重要西汉皇陵所在

在秦末乱世时,薄氏原本是魏王豹的姬妾。当时,一个有名的女相士给薄姬相面,认为她将来必生天子。魏王豹听闻后背弃了与刘邦的盟约,不久就被汉军击败,薄姬也被俘虏,送到织室充当劳役,后来被刘邦收入后宫。

当初薄姬在魏王宫中有两个闺蜜,三人约定,无论谁先富贵起来,都不能忘记大家。后来,薄姬的闺蜜都受到刘邦的宠幸。于是,两位美人侍奉刘邦时,说起与薄姬的约定。刘邦听闻后,可怜薄姬的遭遇,就召幸了她,因此生下了皇四子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

可是,薄夫人依然很不得宠。刘邦死后,受宠的嫔妃多被吕后惩治。而薄夫人却因为不得宠,所以没有遭到吕后的报复,得以跟随儿子到代国封地去。

吕后死后,军功集团和刘氏宗族发动政变,诛灭了吕后的后代与娘家。刘恒成了刘邦在世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薄夫人也就成为皇太后。

按照礼制,后妃的陵墓应该位于帝陵附近,可是刘邦的长陵附近已经有了吕后陵和其他夫人的坟墓,空间上不足以再建造一座太后规格的陵墓,于是,汉文帝另择新址,在白鹿原兴建薄太后陵。

而汉文帝又是一个大孝子,史书记载,他在代国时,薄太后病了三年,他一直在床边伺候,汤药都必须亲口尝过才喂给母亲。所以,他可能不忍心让母亲孤零零地长眠于渭水南岸,于是将自己的陵墓也建在附近。

其次,汉文帝是一个非常勤俭节约的人,不愿意因自己的欲望而加重百姓的负担。他在位23年,宫殿、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物质享受什么都没添加。

汉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拖不到地面,所用的帷帐没有刺绣花纹。汉文帝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召集工匠计算成本,需要花费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和,文帝便打消了动工的念头。

所以,汉文帝修建陵墓,同样考虑节约成本,最好是利用山脉地势,不另建高大的封土堆。渭水北岸地势低平,无法利用地势来建造陵墓,而白鹿原是一座台地,在台地的边缘建陵,就可以借助地势,不需要兴建巨大的封土。江村大墓的发掘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霸陵确实是没有封土堆的。

此外,汉文帝生前还要求,陪葬器物都用陶制,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大部分陪葬品都是陶器,但也出土了铜车马。这可能是汉景帝不希望父亲的陪葬品太寒酸,而且也不符合帝陵所要求的礼制规格。

另外,霸陵的选址可能也考虑了军事、政治因素。因为帝陵不光包括坟墓,还会移民来充实其周边。而白鹿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据历史学家考证,当年刘邦驻军的“霸上”就是白鹿原。因为这里是咸阳东郊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关中中部。汉文帝兴建霸陵的同时,迁徙来很多百姓,这样就可以在都城长安东面形成一道屏障。

二、温和渐进的铁腕手段

汉文帝继承皇位前夕,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军功阶层刚刚血洗了长安,他们为了防止秋后算账,不但杀光了吕氏家族,而且把沾上吕后血脉的刘氏子孙也都杀光了。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吕后的嫡传血脉被灭得一个不剩。而代王刘恒此时到京城来继承皇位,需要极大的勇气。

当刘恒得知军功阶层决定拥立自己为皇帝时,他既没有消极回避,也没有大喜过望,而是先派人进京去了解情况,等到形势明朗后,勇敢地从代国来到长安继承大统。

他到达长安郊外时,仍然是先派人探听风声,再作下一步打算。进入长安后,先住进代王官邸,等军功阶层把未央宫清理干净了,再入主宫廷,同时派亲信接管长安防务。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功阶层神经高度敏感,一个诸侯王想要在他们眼皮底下登上皇位,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而汉文帝的每一个步骤都衔接得十分顺利、稳当,显得水到渠成,使军功阶层默然接受了他做皇帝的既成事实。从文帝继承皇位的过程来看,他是一个胆大心细,手腕老练的政治家。

汉文帝登基后,实际军政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军功阶层手中,他自己的亲信力量十分微弱,军功阶层的一些首脑,如周勃,对他十分傲慢。对此,汉文帝并没有天真地以为当上了皇帝就可以随意处置朝臣,而是对军功阶层加以安抚、礼遇,比如下嫁公主给周勃当儿媳。

等自己力量稍稍巩固后,汉文帝再想方设法促进军功阶层内部的分裂。有一天上朝时,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决了多少案件?钱粮收支是多少?周勃都说不知道,惭愧得汗流浃背。文帝又问陈平,陈平回答说:可以询问有关负责官员,并清楚地阐述了丞相的职责。文帝称赞陈平回答得好,更使周勃惭愧得无地自容。

事实上,以文帝的聪明贤达,不会不了解三公九卿各自的职能。他之所以用这些琐碎事务来责问两位丞相,很明显是要给周、陈二人一点颜色看看。尤其是一直对皇帝有骄矜神色的周勃,文帝知道他肯定答不上来,故意要让他难堪。退朝后,周勃与陈平互相埋怨,诛吕政变中精诚合作的两人从此友尽,军功阶层内部的分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等到陈平等军功阶层首脑老死后,文帝再下令让没有官职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然后对其中一些人实行严厉打击,连周勃也一度获罪被关进监狱。

汉文帝采用这套步步为营,温和渐进的策略,彻底瓦解军功阶层对朝政的控制,整个过程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如果文帝采取激烈手段刺激军功阶层,他的下场甚至会比只做了27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还要惨。

汉文帝对付诸侯王也很有一套。诛吕政变中,齐王刘襄和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表现很亮眼。刘章、刘兴居在京城协助军功阶层诛杀吕氏,刘襄在齐国夺取兵权,兼并别国,并率军西进。文帝即位后,通过分封宗室的方式,把强势的齐国拆成几个零碎的小国,并迅速平定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

后来,文帝又铲除了不法的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的儿子被太子刘启失手打死,文帝尽力安抚刘濞,使他没有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反叛。

三、瑜不掩瑕

尽管汉文帝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范皇帝,但是瑜不掩瑕,他的一些决策和行为也颇受诟病。

汉文帝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失败的。西汉初期,经济十分凋敝,老百姓缺钱,买不起东西。可汉文帝误认为这是通货紧缩造成的,于是采取开放性货币政策,允许民间资本铸钱。

这样做酿成了两大恶果: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虽然铜钱的面额是“半两”,但是实际重量越来越轻,市场上甚至流行一种“荚钱”,就是薄得跟榆荚一样的铜钱,对物价扰乱得十分厉害。当时物价夸张到什么程度呢?一石米价格是一万钱,一匹马价格是一百斤黄金。

后来,汉文帝新铸四铢半两钱,打算用来纠正币值紊乱的情况,但是由于允许民间私自铸钱,新币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市场上仍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风气。贾谊上《谏铸钱疏》,反对民间铸钱,主张把冶铜业收归国有,一律由国家铸钱,统一铜钱重量,但是没有得到文帝采纳。

与失败的货币政策紧密相连的,是汉文帝的另一大污点——宠信谄佞邓通。尽管西汉皇帝一直有喜欢男宠的遗传基因,但是汉文帝对邓通的宠爱,却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很坏影响的——他赐给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他自行铸钱。

邓通依靠发行货币,积累了巨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是西汉中央财政所失去的。好在西汉时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货币的紊乱并没有严重影响民生,否则邓通给国家经济造成恶劣影响足以动摇国本。

汉文帝晚年时,大概是健康状况不乐观,为了延长寿命,他开始迷信起鬼神、天命来。这就给了一个叫新垣平的江湖术士以可乘之机。这位新垣平号称善于望气,他告诉汉文帝,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应当在那里建立五帝庙,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这件事,新垣平大受器重,官至上大夫,文帝赏赐给他的黄金超过千斤。

文帝十七年,新垣平揣摩准了汉文帝希望长寿的心理,事先告诉文帝:“有宝玉之气来到天子的宫阙之下”,然后派人进献了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因为这件事,汉文帝更改了纪元,这一年后来被称为文帝后元元年。

但没过多久,新垣平就被人揭了老底,以欺君之罪被夷灭三族。经过了新垣平事件的教训,汉文帝才逐渐对鬼神之事失去兴趣。

虽然汉文帝在一些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是他的勤俭节约、轻徭薄赋、宽刑慎杀、虚心纳谏,都十分值得后世学习。汉文帝通过缓和各方势力矛盾的方式,使国家进入长治久安的时期,为西汉帝国的经济恢复、发展,营造了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