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要进展工作会，会上确认，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墓主人正是汉文帝。在历史上，汉文帝的墓葬被称为“霸陵”，因为陵墓位于灞水附近白鹿原上。

在此之前，至少从元代开始，大部分人认为位于江村以北2.1千米的凤凰嘴是霸陵所在地。此次考古纠正了以往的观点。目前，霸陵的主墓室还没有发掘，但是从目前发掘出土的车马、陶俑、印信，以及墓葬的形制、规模来看，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

江村大墓即文帝霸陵

此外，西汉的帝陵一般位于渭水北岸，自东向西一字排开。而汉文帝的陵寝却位于渭水南岸、汉长安城以东的白鹿原上。那么，汉文帝为什么要另择墓地呢？霸陵又体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哪些秘密？历史上的汉文帝又是怎样一个皇帝呢？

一、白鹿原上的帝后陵寝

关于汉文帝为什么选择白鹿原作为自己的陵寝，主要有以下这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亲情方面的考虑。关于帝王墓地的排列顺序，自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昭穆制度”，那就是开国始祖位于中间，二世位于始祖的左侧，三世位于其右侧，四世位于左侧，五世位于右侧……以此类推。

汉文帝是西汉的第三位皇帝，按照礼制应该位于高帝刘邦的长陵右侧，也就是后来景帝阳陵的位置。但是汉文帝的陵墓却没有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制度，这是因为他母亲薄太后的缘故。

文帝霸陵与其他几个重要西汉皇陵所在

在秦末乱世时，薄氏原本是魏王豹的姬妾。当时，一个有名的女相士给薄姬相面，认为她将来必生天子。魏王豹听闻后背弃了与刘邦的盟约，不久就被汉军击败，薄姬也被俘虏，送到织室充当劳役，后来被刘邦收入后宫。

当初薄姬在魏王宫中有两个闺蜜，三人约定，无论谁先富贵起来，都不能忘记大家。后来，薄姬的闺蜜都受到刘邦的宠幸。于是，两位美人侍奉刘邦时，说起与薄姬的约定。刘邦听闻后，可怜薄姬的遭遇，就召幸了她，因此生下了皇四子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

可是，薄夫人依然很不得宠。刘邦死后，受宠的嫔妃多被吕后惩治。而薄夫人却因为不得宠，所以没有遭到吕后的报复，得以跟随儿子到代国封地去。

吕后死后，军功集团和刘氏宗族发动政变，诛灭了吕后的后代与娘家。刘恒成了刘邦在世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薄夫人也就成为皇太后。

按照礼制，后妃的陵墓应该位于帝陵附近，可是刘邦的长陵附近已经有了吕后陵和其他夫人的坟墓，空间上不足以再建造一座太后规格的陵墓，于是，汉文帝另择新址，在白鹿原兴建薄太后陵。

而汉文帝又是一个大孝子，史书记载，他在代国时，薄太后病了三年，他一直在床边伺候，汤药都必须亲口尝过才喂给母亲。所以，他可能不忍心让母亲孤零零地长眠于渭水南岸，于是将自己的陵墓也建在附近。

其次，汉文帝是一个非常勤俭节约的人，不愿意因自己的欲望而加重百姓的负担。他在位23年，宫殿、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物质享受什么都没添加。

汉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拖不到地面，所用的帷帐没有刺绣花纹。汉文帝曾想修建一座露台，召集工匠计算成本，需要花费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产家庭的财产总和，文帝便打消了动工的念头。

所以，汉文帝修建陵墓，同样考虑节约成本，最好是利用山脉地势，不另建高大的封土堆。渭水北岸地势低平，无法利用地势来建造陵墓，而白鹿原是一座台地，在台地的边缘建陵，就可以借助地势，不需要兴建巨大的封土。江村大墓的发掘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霸陵确实是没有封土堆的。

此外，汉文帝生前还要求，陪葬器物都用陶制，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大部分陪葬品都是陶器，但也出土了铜车马。这可能是汉景帝不希望父亲的陪葬品太寒酸，而且也不符合帝陵所要求的礼制规格。

另外，霸陵的选址可能也考虑了军事、政治因素。因为帝陵不光包括坟墓，还会移民来充实其周边。而白鹿原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据历史学家考证，当年刘邦驻军的“霸上”就是白鹿原。因为这里是咸阳东郊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关中中部。汉文帝兴建霸陵的同时，迁徙来很多百姓，这样就可以在都城长安东面形成一道屏障。

二、温和渐进的铁腕手段

汉文帝继承皇位前夕，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军功阶层刚刚血洗了长安，他们为了防止秋后算账，不但杀光了吕氏家族，而且把沾上吕后血脉的刘氏子孙也都杀光了。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吕后的嫡传血脉被灭得一个不剩。而代王刘恒此时到京城来继承皇位，需要极大的勇气。

当刘恒得知军功阶层决定拥立自己为皇帝时，他既没有消极回避，也没有大喜过望，而是先派人进京去了解情况，等到形势明朗后，勇敢地从代国来到长安继承大统。

他到达长安郊外时，仍然是先派人探听风声，再作下一步打算。进入长安后，先住进代王官邸，等军功阶层把未央宫清理干净了，再入主宫廷，同时派亲信接管长安防务。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功阶层神经高度敏感，一个诸侯王想要在他们眼皮底下登上皇位，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而汉文帝的每一个步骤都衔接得十分顺利、稳当，显得水到渠成，使军功阶层默然接受了他做皇帝的既成事实。从文帝继承皇位的过程来看，他是一个胆大心细，手腕老练的政治家。

汉文帝登基后，实际军政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军功阶层手中，他自己的亲信力量十分微弱，军功阶层的一些首脑，如周勃，对他十分傲慢。对此，汉文帝并没有天真地以为当上了皇帝就可以随意处置朝臣，而是对军功阶层加以安抚、礼遇，比如下嫁公主给周勃当儿媳。

等自己力量稍稍巩固后，汉文帝再想方设法促进军功阶层内部的分裂。有一天上朝时，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决了多少案件？钱粮收支是多少？周勃都说不知道，惭愧得汗流浃背。文帝又问陈平，陈平回答说：可以询问有关负责官员，并清楚地阐述了丞相的职责。文帝称赞陈平回答得好，更使周勃惭愧得无地自容。

事实上，以文帝的聪明贤达，不会不了解三公九卿各自的职能。他之所以用这些琐碎事务来责问两位丞相，很明显是要给周、陈二人一点颜色看看。尤其是一直对皇帝有骄矜神色的周勃，文帝知道他肯定答不上来，故意要让他难堪。退朝后，周勃与陈平互相埋怨，诛吕政变中精诚合作的两人从此友尽，军功阶层内部的分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等到陈平等军功阶层首脑老死后，文帝再下令让没有官职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去，然后对其中一些人实行严厉打击，连周勃也一度获罪被关进监狱。

汉文帝采用这套步步为营，温和渐进的策略，彻底瓦解军功阶层对朝政的控制，整个过程只用了三、四年时间。如果文帝采取激烈手段刺激军功阶层，他的下场甚至会比只做了27天皇帝的海昏侯刘贺还要惨。

汉文帝对付诸侯王也很有一套。诛吕政变中，齐王刘襄和他的两个弟弟刘章、刘兴居表现很亮眼。刘章、刘兴居在京城协助军功阶层诛杀吕氏，刘襄在齐国夺取兵权，兼并别国，并率军西进。文帝即位后，通过分封宗室的方式，把强势的齐国拆成几个零碎的小国，并迅速平定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

后来，文帝又铲除了不法的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的儿子被太子刘启失手打死，文帝尽力安抚刘濞，使他没有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反叛。

三、瑜不掩瑕

尽管汉文帝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模范皇帝，但是瑜不掩瑕，他的一些决策和行为也颇受诟病。

汉文帝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失败的。西汉初期，经济十分凋敝，老百姓缺钱，买不起东西。可汉文帝误认为这是通货紧缩造成的，于是采取开放性货币政策，允许民间资本铸钱。

这样做酿成了两大恶果：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虽然铜钱的面额是“半两”，但是实际重量越来越轻，市场上甚至流行一种“荚钱”，就是薄得跟榆荚一样的铜钱，对物价扰乱得十分厉害。当时物价夸张到什么程度呢？一石米价格是一万钱，一匹马价格是一百斤黄金。

后来，汉文帝新铸四铢半两钱，打算用来纠正币值紊乱的情况，但是由于允许民间私自铸钱，新币并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市场上仍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风气。贾谊上《谏铸钱疏》，反对民间铸钱，主张把冶铜业收归国有，一律由国家铸钱，统一铜钱重量，但是没有得到文帝采纳。

与失败的货币政策紧密相连的，是汉文帝的另一大污点——宠信谄佞邓通。尽管西汉皇帝一直有喜欢男宠的遗传基因，但是汉文帝对邓通的宠爱，却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很坏影响的——他赐给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他自行铸钱。

邓通依靠发行货币，积累了巨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却是西汉中央财政所失去的。好在西汉时期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货币的紊乱并没有严重影响民生，否则邓通给国家经济造成恶劣影响足以动摇国本。

汉文帝晚年时，大概是健康状况不乐观，为了延长寿命，他开始迷信起鬼神、天命来。这就给了一个叫新垣平的江湖术士以可乘之机。这位新垣平号称善于望气，他告诉汉文帝，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应当在那里建立五帝庙，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这件事，新垣平大受器重，官至上大夫，文帝赏赐给他的黄金超过千斤。

文帝十七年，新垣平揣摩准了汉文帝希望长寿的心理，事先告诉文帝：“有宝玉之气来到天子的宫阙之下”，然后派人进献了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因为这件事，汉文帝更改了纪元，这一年后来被称为文帝后元元年。

但没过多久，新垣平就被人揭了老底，以欺君之罪被夷灭三族。经过了新垣平事件的教训，汉文帝才逐渐对鬼神之事失去兴趣。

虽然汉文帝在一些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是他的勤俭节约、轻徭薄赋、宽刑慎杀、虚心纳谏，都十分值得后世学习。汉文帝通过缓和各方势力矛盾的方式，使国家进入长治久安的时期，为西汉帝国的经济恢复、发展，营造了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