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20年生育率仅为1.3，全年仅出生1200万人，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有证据表明，2021年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到1.1左右，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万左右。

在低生育率危机下，本周二，。作为该报告的专家团队，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经济学家任泽平、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线回答了媒体提问，他们呼吁更大力度的政策鼓励来提高生育率。

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够不够大，关键衡量标准在于国家能够提供多少财政用于补贴生育。该报告估计，如果将我国GDP的5%用于政策鼓励，才能把生育率从2021年的低点逐步提升到1.6，即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

5%GDP投入鼓励生育

梁建章指出：“政策不是说越多越好，而是要看力度。力度最后还是要用钱来衡量的。生育成本高，最后是钱的问题，就是到底生育成本降了多少，一个是钱，一个是时间问题，时间其实也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但由于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如果仅仅出台三孩政策而不大力鼓励生育，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并不显著。

任泽平认为：“我们现有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的很多陷阱和困境。中国的生育率可能是未来全球世界各国生育率最低的。如果政策力度不及预期，那么未来的生育率也是不及预期的。”

因此，梁建章、任泽平都呼吁更大力度的政策鼓励生育。，专家团队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三项主要措施以及具体的改革建议。

1）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

2）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同时加大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

3）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

以上三个鼓励生育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总额，估计要达到GDP的4-5%。

2020年中国GDP为1015986亿元。那么拿出数万亿的金额来鼓励生育，这个建议是否实际呢？

，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就是说我们还有钱鼓励生育。此外，这些政策虽然需要增加不少的财政支出，但是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

另外，任泽平建议由央行或者说由财政部来建立三孩生育基金，合理分摊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生育成本。

黄文政赞同生育基金的想法，他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相当于发国债或者是通过类似于降准这样的印钱，但是如果这个钱是发给真正需要的家庭，尤其是养育的家庭，短期是刺激经济发展的，长期来说是对未来的投资。”

生育率和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高度相关。如果按照5%的GDP投入鼓励生育，将来中国的生育率有可能提升到1.6。但这也不是最终目标，一个国家要避免人口萎缩，迟早必须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2.1。

低出生率下的人口危机

对于人口经济学家而言，今天的低生育率意味着几十年后的人口骤减局面，还意味着老龄化、少子化速度将很快，甚至中国在未来世界的人口占比将大幅下降，无法保持中国人口规模的优势。因此专家认为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将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未来最大的挑战。

有人问梁建章少生有什么好处，他说：“多生一个有一百个好处，少生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没有任何好处。你少生一个，老龄产业还是这么多老人，但是少了一个年轻人，各方面的需求产业，都会下降。唯一有好处的可能是宠物产业，没有想到任何其他的好处。”

任泽平谈到了对于人口的认识问题：“（有人）认为中国还是七亿人口合适，中国十四亿人还是多了，中国人多地少，未来人口减少是好事。说发达国家都会进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也是正常现象。这些都是近些年误导我们人口政策生育政策非常重要的误区。中国未来人口的根本问题不仅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我们老龄化、少子化的速度、规模前所未有。”

然而，一味鼓励生育或许并不能打动年轻人多生孩子，因为他们大多数面临着生育困境。因此了解低生育率背后的成因，也是极为关键的。

，首先，中国大城市的住房支出占据了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很大部分。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这样的高房价，会极大地压抑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教育成本高得惊人。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得家长不得不消耗大量的精力和费用来为小孩备战高考，导致中国的育儿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相对于收入几乎也是世界最高。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奇缺托儿所。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到3岁的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此外，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和初婚人数自从2013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也是中国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欧美国家，非婚生育的情况很普遍。但在中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非婚生子占新生儿比例很低，所以结婚登记人数下降必然对生育率有负面影响。

所以，梁建章指出，低生育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结婚率年年走低。他认为，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社会上应该持有更开放的婚恋态度，比如抛弃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观念。

梁建章说：“女性未来的收入比男性高或者一样，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但如果每个女性都需要找一个比自己收入高的，他承担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我来做家务的话，这样必然会造成很多女性不能结婚。

未来观念如果转过来，找一个收入比自己低或者在家里做家务、不工作的丈夫，都能够被广泛地接受，这样的话才能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女性的独立性跟职业发展越来越提高。同时又能够使得生育率不会一再降下去。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我们在男女分工方面做一个非常大的观念转变。观念转变不光是女性的，男性也认同说，女性就是比我强，她赚的钱就比我多，我就适合在家里带孩子。整个社会都要能够接受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