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八年初春二月，半赋闲于江宁的王安石接到朝廷诏令，第二次任命他出任宰相。此时距离他辞去宰相职务不过8个月。
这一次，王安石没有像以往那样一再推辞，而是接到诏书后立刻北上，仅用了6天时间就抵达汴京赴任。在坐船途经瓜洲渡时，他写下了《泊船瓜洲》这首后世广为传唱的著名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里流露出来的归心似箭的情绪，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宰相大任之人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但王安石当时的心情确实相当矛盾，也很无奈。
他一手发动的变法此时已到了关键时刻，而他推荐的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吕惠卿不仅辜负了他的期待，反而在背后搞了很多小动作，意图不利于他，而且还与皇帝和当时的宰相韩绛关系紧张，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重新召他回京。
王安石自己当然也很想要再推动一把，亲眼见证自己的变法大业有所实效。然而，一生淡泊名利的他原本就不热衷于当官，推进新法过程中引起的很多激烈矛盾乃至旧友反目已让他身心俱疲。去年他连辞六次，神宗才勉强同意罢去他的宰相职务。
王安石多么渴望在自己从小长大的金陵归隐山林，再也不问世事。所以，他希望此去汴京，能够速战速决，速去速回。
但王安石的第二次宰相任期短暂而不成功，除了引发更加汹涌的朝野纷争，他没能干成什么。
第二年，熙宁九年，当他年仅33岁的长子王雱病逝，悲伤之极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心思操持政务、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神宗分忧了。前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失去弟弟王安国。熙宁九年十月，56岁的王安石再度罢相，回到江宁府。
此后他又活了10年，寄情钟山之间，终日谈佛论禅，与友人唱和诗文。朝廷给了这位退职宰相以无以复加的崇高礼遇：不仅薪俸分文不减，每遇祭祀之类礼仪大典，皇家都不忘降旨特请他以宰相身份赴京参加；逢到大事，皇帝几乎都会来信告知并征求他的意见；朝廷和皇帝还会时不时地给他送去一些问候和礼物……
不过王安石再也没有回过开封，直到元祐元年去世。
一
年仅20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的时候，北宋差不多已经走过百年，他沮丧地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付难以为继的烂摊子。
与之前汉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相比，北宋自立国之初起国势就弱得多，它面临着北方的大辽和西北方的西夏两个外夷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持续袭扰。真宗“檀渊之盟”后，宋朝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的代价，与虎视眈眈的契丹人之间达成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
但这不仅给宋朝造成了高昂的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屈辱感。
因此，振作国势，收复五代时被石敬瑭割出去的“燕云十六州”汉唐故土，一直是北宋有志之士的共同抱负。
真宗的后任仁宗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绝少有的一位谦逊节制、宽厚仁慈的君主。他十分愿意倾听批评意见，从不堵塞言路，对待臣下也是赏厚而罚轻，绝对当得起谥号中的“仁”字。
这造就了仁宗一朝空前的思想文化繁荣，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范仲淹和文彦博，词人柳永和晏殊父子，以及一代文宗欧阳修等人，都是在仁宗时代脱颖而出的。
不过，我们在称颂这位君主的同时恐怕也不得不说，仁宗的宽厚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北宋政治原有的积弊。
在范仲淹领导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尚未开始便告夭折之后，到宋仁宗长达40多年统治的后期，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萎靡之气。时人一针见血：“嘉佑之末，天下之弊在于舒缓。”
尤为紧迫的是，由于边陲时有战事，将兵越征越多，加上仁宗待臣下优厚，各种赏赐不断，朝廷与地方上不合用的“冗吏”、不能战的“冗兵”和不合理的“冗费”到四处充塞。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几陷于崩溃。
据《宋史》载，到仁宗的后任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财政赤字达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两白银。这是一个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在北宋时期正经历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商业贸易和货币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日益提升；城市生活以及大城市逐渐兴起，东南沿海一带尤其领先，堪称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地带；民众的普遍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思想学术和文化娱乐繁荣而多元……所有这一切都无比生动地浓缩在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中。
这样的经济文化繁荣、多元和开放也催生了许多全新的问题，例如与日俱增的贫富差距和大量不能被束缚于固定土地、甚至游离于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外的流动人口的出现等等，它们都对根基于农耕社会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站在现代人的视野来看，这是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世代的曙光乍现于地平线的时刻。
王安石正是在这样一幅历史图景之下横空出世的。
如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基本背景，你就不容易理解王安石的改革为什么将经济或者说理财方面的内容当作头等大事。
后世无数腐儒动辄批判王安石“重利轻义”，然而王安石最大的政敌司马光以及围绕在司马光周围的所有比较知名的“旧党”人士，像二程兄弟、二苏兄弟等，直至南宋时期王安石最主要的批评者朱熹，都很少简单地没有以“利”“义”之分来攻击王安石。
除了因为这些伟人们的眼界和格局不同凡响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深切的体认。他们都是当事人，深知时局之艰难，也感受到了时代变迁的脉搏。
“得君行道”是中国古代儒家念兹在兹的最高理想，所谓“致君尧舜上”。然而在大一统皇权专制时代，这个理想基本上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皇权与儒家士大夫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相同，甚至经常是尖锐对立的。
但这个梦想奇迹般地在王安石那里得到了实现。当他与比自己年轻20多岁的宋神宗相遇时，他们之间必定是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这是一次千年不遇的“君臣聚合”，由此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治变革。
可以说，王安石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有机会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真实完整地付诸社会实践的政治家。这也是他最让后来的儒生士大夫羡慕之处，王安石面对皇帝时候的很多做派，后代中国读书人连想都不敢想一下。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宋史》本传称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他于宋仁宗庆历二年22岁时进士及第，此后屡屡以家贫、俸禄太薄等理由拒绝朝廷对他的大多数任命，但时人对他的推崇日盛。王安石49岁参知政事，50岁时出任宰相，启动变法。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并与同时代三苏、欧阳修和曾巩一起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
今天，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引起最多争议的大人物的1000周年诞辰纪念日。
二
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神宗继位时尚不满20岁。这位志向高远、意志坚定的年轻天子甫一临朝，就把自己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招来京城，开始了一场急切而又全面的变革。
当代宋史权威刘子健先生恰如其分地将王安石的新政划分为“变法”、“反变法”与“后变法”三个阶段——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启动变法。四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亦即宰相。变法进入高潮。七年六月，罢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再罢。王安石离任后，神宗亲自主持变法。
从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继去世，即1069年至1085年为“变法时期”。
刘子健先生所说的“反变法时期”，即史上所称之“元祐更化”。在这段时期，神宗崩，哲宗即位，宣仁太皇太后听政期间，司马光被启用为宰相，旧党上台，新法尽废，新党人士尽皆罢黜。
“后变法时期”则从宋哲宗亲政，所谓“绍圣绍述”，直到宋徽宗禅位，即从1093年至1125年。期间大部分时间由权臣蔡京把持朝政，以行新法之名封堵反对派之口，镇压迫害政治上的异己。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之兄，他执政期间一手遮天，贪赃枉法，终致靖康事变，北宋覆灭。
王安石的新法一共有十多条，涉及经济、军事、吏治和科举等几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们并非同时推出，而是从熙宁二年七月起陆续施行，历经多年，而且也像今天的大多数改革举措一样，往往先在某地试点，然后再铺开到全国，中间还有暂停和反复。
本文不可能逐一详解这些新法的内容，我从中选择几条意义重大且引发了激烈纷争的法令稍加概述。
首先是青苗法。
在农业时代，每年春耕时农民在财务上往往十分紧张，这就是成语“青黄不接”的来源。他们会向富户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困扰历代的高利贷问题。王安石新法让官府以低于市面的利息向农户放贷，到收成时再连本带利收回。他认为，此举既挤掉了高利贷，又令官府获得了一笔税收之外的额外利息收入，是利国利民的一举两得之举。
其次是市易法。
它在性质上与青苗法异曲同工，只是针对的是城市商品市场。宋朝商业发达，大宗消费品市场交易活跃，自然也出现了所谓“奸商”串通压低进货价格、囤积居奇，再到市场上以数倍高价出售的现象。市易法让政府直接开办批发市场，并以最大买家和卖家身份进场交易。王安石认为，这既能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也为政府赚得了商品交易中的中间利润。
引发最大争议的是免役法，亦称募役法。刘子健先生认为，它居于王安石新政的中心，是整个变法的缩影，也是新法不同以往的特点之最集中体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募役法不仅在变法时期中引起新旧两党尖锐争议，还在“元祐更化”时期直接造成了旧党人士的一次大分裂。
王朝时代的中国，老百姓除了交税，还要根据官府的要求定期服役，即无偿出劳力服务于修路、造桥、水利、军需后勤等政府之需。这些徭役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税，官府强行摊派，没有人可以逃避。但当某地大量壮劳力被抽去服役的时间恰好与农忙季节重叠时，就会出现当地良田缺人耕种、甚至抛荒的不利局面。
王安石新政将徭役改为让老百姓用交钱来代替出劳力，政府再用征收来的钱到市场上去雇劳动力来完成所需之工程服务。这实际上就把徭役改成了税，他认为这既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又让一批无地可耕的人得到了生计，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新法还包括均输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免行法、将兵法等。此外，王安石还大刀阔斧地改革科考制度，废除传统的明经、辞赋、帖经墨义等科，一律以经义策论取士。
综合起来看，这些王安石变法呈现出以下几个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新法非常偏重于经济和财政，也就是传统史家所说的理财。
讨论变法之初，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确定的变法目标是“人才练、财用足、风俗变、政令行”四条，但从新法推出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其中一大半与理财有关。这可以说是对当时迫在眉睫的国家财政窘况的一种回应。
其二，新法非常重视货币在经济中的功能，它大量地用货币和金融手段取代传统的实物和劳务。
实际上，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中均体现了这种原则，这是王安石经济思想的最大特征，也对当时正在萌芽发育的现代商业经济的一种顺应。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王安石的现代拥趸们津津乐道地说，他的变法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如果能够顺利推进，就将早于西方几百年把中国带入现代。
三
但王安石与宋神宗意气奋发地谋划的新法，甚至在尚未正式颁布施行之前，就遭到了一片反对之声，不仅他的同辈，就连那些昔日慕王安石这位后生才子大名而热情向朝廷推荐他的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也一个接一个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他们不方便直接向当朝天子开炮，于是就把一腔怒火倾泻到了为皇帝出谋划策的王安石身上。
变法之初，王安石推荐和启用了同辈中许多品学兼优的一流人才。朝廷专门为变法而设立了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程颢和苏辙二人都曾是其中的官员。
后来的反变法领袖司马光一开始也没有表现出那种僵硬的保守主义，相反他对王安石受大用也抱着殷切期望。早年他与王安石是好友，经常在一起纵论国事，被并称为“嘉祐四友”。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很快都变成了王安石的激烈反对者。
当时备受尊敬的前辈政治家韩琦、富弼、欧阳修和文彦博等也纷纷站出来抨击新政。欧阳修不但上书要求废止青苗法，还在自己当时任职的青州地方拒不放贷青苗钱；身在中央的富弼也公开吩咐自己的门生们在各地抵制青苗法；至于文彦博，他竟然断言华州的山崩是市易法引起的天怒人怨……
他们都曾是20多年前“庆历新政”的直接参与者，可以说也曾是锐意进取的改革派。欧阳修还是长期以来最赏识王安石的文坛领袖，正是他第一个向朝廷热情引荐的王安石。
如果把他们全都看成是因循守旧、碌碌无为的保守势力代表，恐怕是有失偏颇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或许确实体现了王安石对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某种背离。
那么，新法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而变法派与“旧党”之间的主要分歧又集中在何处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分成两个层次来讨论——
首先是新法操作的技术层面问题。
作为新法最早的反对者，司马光很早就指出了这些看似一举多得的“良法”，在执行层面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弊端。
以青苗法为例，它在设计上似乎能降低利息，挤出高利贷。然而但凡是生意就必然会发生违约，乃至纠纷，过去的借贷发生在民与民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官府作为中立方至少在理论上是作出不偏不倚的公正裁决。现在贷款给老百姓的变成了官府自己，万一老百姓认为有不公之处，还能找谁去伸冤？
而在另一方面，当朝廷将推行新法的成效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就会有官员向并没有借贷需求的老百姓强行摊派青苗钱，为的是到庄稼收成时能够收到更多利息钱，以体现出自己的突出政绩。这在当时称为“抑配”。
虽然朝廷曾三令五申禁止官府抑配，但苏轼曾一针见血地说，只要青苗钱是依靠官府发放的，这只能是空文。
市易法等其他一些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性质的扭曲和走样。
如果放到亚当·斯密以后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来审视，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
司马光他们或许不懂亚当·斯密的启蒙理论，但他们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教诲，例如坚决反对官府“与民争利”等等，恰是暗合这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
然而，新法中的有些部分，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的免役法却在旧党中也引起了巨大的纷争。在略小一点的范围内，保甲法也面临类似情况。
“元祐更化”时期，司马光一意废除所有新法。旧党中的一大批人士，如范纯仁、苏辙、范百禄、李常等人，对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表达了反对。苏轼则是他们中最突出的代表，他认为，既然新法已经过长达近20年的实践，就应当认真细致地对它们“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他反对因人废事，凡是王安石提出的就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废止。他认为，相较于差役法，免役法利远大于弊。
为此，他曾与在短短十几天里把自己火箭提拔到礼部尚书位置上的司马光面争于政事堂，半步不肯退让。退朝以后依然余怒未消，大骂“司马牛”，对司马光的固执僵硬气愤不已。
所幸司马光担任宰相不满一年就去世了，那是元祐元年九月，距离王安石去世才几个月。否则，桀骜不驯的一代文豪苏东坡很有可能与自己这位最坚定的政治支持者和一生的挚友彻底闹翻。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君实始怒，有逐公意……”
而在新党方面，据说彼时已退隐金陵许多年的王安石在最初听到司马光出任宰相、新法纷纷被罢时，尚能“夷然不以为意”。以他的自负，显然认为新法那么好，根本废除不了。
但当得知免役法被正式废除时，他愕然失声道：“亦罢至此乎？”随后又喃喃地说：“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行，无不曲尽。”
由此可见，免役法经过极为周全详尽的考量与权衡。
刘子健先生认为它是居于王安石新政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有见地。事实上，它后来确实不得不恢复，即使在清算王安石最烈的南宋，免役法照旧施行，并且还成为了以后中国所有王朝的基本制度之一。
如果说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尚存在见仁见智的妥协机会的话，宏观理念层次的分歧则是横亘于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不可调和的障碍。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双方——特别是旧党——宁肯争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也绝不肯退让半步的根源。
对于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国家财政亏空问题，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目标上其实并无分歧。只是对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正确手段，双方南辕北辙。
王安石采取的是扩张性的思维，他有句著名的话——“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应当通过发展生产、刺激消费、扩大经济规模来促进增长，也就是时下人们常说的“做大蛋糕”。
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仅老百姓能够从中不断的增长和繁荣中获益，政府也能够获得更多财政来源。“财费则利兴，利兴则虽费何害？”
他的另一句更为有名的话是这么说的：“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就极为准确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
司马光和他的同党则近乎无意识地默认了儒家政治哲学基于“仁政爱民”原则的一种传统假设：天下的财富有一个基本恒定的量，政府越节俭，攫取得越少，民众留存的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
针对王安石认为国家财力窘困的根源是缺乏善于理财的人的观点，司马光针锋相对地指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
因此，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苏辙，亦或是王安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巩，无不认为当时的要务是大幅度削减各种不合理的开支。
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曾巩说，“理财之要在于节用”；苏辙还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时就上书神宗指出，“丰财”之道并非“求财而益之”，而是废除那些“害财”的“冗吏、冗兵、冗费”……他们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
简言之，经济增长、政府与人民间的分配关系，王安石取的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动态思维，而司马光取得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静态思维。而前者已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现代人认为王安石远比司马光更懂经济，更加高瞻远瞩。
然而我恐怕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如果人们持有这种观点，恰恰说明他们对经济学是一知半解的，至少没有认真学好经济史。大量的研究表明，人类经济实践中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在之前漫长的几千年农业文明时代，虽不能说经济没有增长，经济规模没有扩大，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极为缓慢的，往往一个世纪里仅有个位数百分点的增长。这就意味着，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
打个比方，以前一个人种20亩地，一年产出1万斤粮食；现在两个人种40亩地，一年产出2万斤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生产扩大了多少，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多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是恒定的：政府多拿走1斤，老百姓就会少留存1斤。
更有甚者，随着易于开垦的肥沃土地的日益稀缺，这种简单的生产要素扩张还必然出现边际效益递减。也就是说，新开垦出来的20亩土地，同样一个人去耕种，一年也许只能产出8千斤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里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的显著增长，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可能反而比一千年前唐宋时期更低，而不是更高！
如果你真的认真研究过人类经济史，你也许就会明白，很大可能恰恰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观点更加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客观现实。
事实也是如此，王安石变法的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财政迅速充实。实施一年后，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各得到了300万贯、150万贯和800万贯收入。三项叠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了20%。
相信这也是宋神宗为什么力排众议，如此信赖王安石的原因。新法一共持续了16年，终神宗一朝始终没有动摇过。
然而，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和后来的研究都证明，老百姓的负担也大加重了。与此同时，新法还进一步扩大了全社会的贫富差距。
不过，以今天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来看，新法的最大弊端还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全面和深入的参与。沿着王安石的路径，很难不导致一个持续扩张的庞大而专断的政府。
王安石自己无疑是一个道德品格无可指摘的清官，但他身后那些牢牢举着新政大旗的权相们，最典型的如蔡京和秦桧，无不是欺上瞒下、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奸臣。
他们都信奉王安石的理论，除了一些个人机遇上的偶然因素外，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必然性呢？只有政府权力不断膨胀，政府更多地直接介入市场，贪腐寻租的空间才会更大。
梁启超著《王安石传》
近人梁启超在他的《王安石传》中，几乎把这位北宋宰相捧上了天，但任公毕竟卓识而不凡，他敏锐地意识到王安石的新法是一种“干涉政治”，并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种“干涉政治”在立宪法治国家易行，而在专制国家难行。
梁启超还很有洞见地将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比附为他自己的时代正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髦的社会主义。“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济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
虽然他对王安石推崇备至，但对他的新法却明显缺乏信心：“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乎？为不良乎？吾卒无以名之也。”
四
在对王安石的变法作出了基本上倾向于负面的评价之后，我特别想要在本文结束时澄清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千年以来，大多数对王安石的言辞凿凿的褒贬都建立在误解或一知半解的基础上。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场变法的实施程度和真实成效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
笼统地说，尽管新法持续了16年之久，但它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像王安石本人理想中的那样得到实施。
这一方面是因为它遭遇了激烈的批评和抵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新法的主要内容大多聚焦于经济，但它却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去落实。只要稍懂一点现代经济学的人，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新法几乎必然失败的命运。
具体来看，如果比较公允地说：
免役法是新法中最利大于弊，也是实施得最好、并对后世造成最大影响的一条，即使最顽固的反对者也欲罢而不得；
争议汹汹的青苗法则远未达到王安石预期的效果。但有人颇有理据地指出，作为王安石最重量级的批评者，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经在自己任职的地方上热心推行的“社仓”制度，不过是拾了青苗法的一些牙慧而已。
虽然朱熹自己竭力辩称，社仓的利息比青苗低，而且采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谷物实物，但前者只是技术细节，王安石也很容易做到，后者恰恰证明，王安石的方法比朱熹的方法包含了更多现代商业经济的先进理念。
保甲法所引起的争议也极大，但终神宗一朝倒是一直在执行。不过，保甲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功能与设计时的初衷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甲法的最初意图是为了依靠民间自治来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一旦组织起来，保甲法也促进了户籍调查和税务征收。
近现代以后，有人将它解释为现代民族国家义务征兵制度的前身，这是不准确的。当然，诚如这些学者所言，保甲作为民兵或预备部队的功能是存在的，但这在当时从未成为其主要功能。
方田均税法在王安石自己执政时就推行得相当有限，后来则基本上是徒有其名了。
其他如学校、科举等制度的改革，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不久就又恢复到了变法前。
从变法的直接经济后果来看，首先是平均税负水平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有明显改善。
此外，由于新法大量采用货币手段代替实物经济，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显著提高了。这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新法在商品市场和货币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运转得相对良好，而在传统农业经济一统天下的北方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总体上说，王安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也大多来自南方，而旧党中人则基本都是北方大族出身。这向我们揭示了审视和研究这场变法的另一个独特视角。
定量的经济史研究还表明，新法推行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王安石本人的诗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当然他是将物价低廉作为一种功劳来自我夸耀的。
理论上看，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会提高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是，新法推行期间总体上适逢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因此商品供应充足。这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趋势。不过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面对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社会经济出现的许多崭新变化，王安石在政策和制度上试图作出积极大胆的回应。公允地说，他看到也想到了很多极具现代意味的东西，但他没有发展出具有切实可操作性的政治经济理论。
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归根结底依然根植于传统儒家的框架内，与他的一些激烈者反对者的批评正好相反。
但不管怎么说，他所作出的努力终究是值得尊敬和认真对待的。与此相反，旧党的批评意见或许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他们没有能够拿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而我们现在都应该很明白，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司马光的方法，是无法应对当时的现实需要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王安石那样重要，那样富有争议。可以说，他所发动的这场变法是自所谓“秦制”确立以后直到辛亥革命2000多年里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有影响的全方位、彻底性的制度改革尝试。
而这一改革方案中所蕴涵的惊人的现代性，也足以让王安石这个名字永垂史册。
王安石相关书籍（图/张明扬）
历史的演进总是一波三折的，王安石新政的许多现代性方案在他的时代或许注定会失败。但如果新法能够持续下去，到了另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例如主要动力和实施者换成了民间的商业主体，也许就会让现代经济破茧而出。欧洲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然而中国的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同将近450年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作一类比的话，我们会发现，王安石的变法与宗教改革一样，其长期历史后果都不是事件发动者所希望的，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可惜中欧历史后来的演进正好呈现相反方向，变法受挫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与现实政治越来越转向内向和静态。这颇令今人为之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