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炊具、电缆、芯片，到飞机、火箭、人造卫星，如今铝的加工边界在不断被拓宽。因用途广泛，铝在有色金属的生产占比已经成为继钢铁之后产量最大的金属，而铝土矿又近乎是所有工业用铝的主要来源，这就让铝土矿储量世界第一的几内亚，成为全球矿企争相逐鹿的热土。

2017年，中国向几内亚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道路、医疗建设，以换取几内亚境内的部分铝土矿矿权。目前，已有超过十家的中资矿企陆续登陆几内亚开采铝土矿，数量几乎是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同时几内亚出口中国的铝土矿数量，也已是五年前的200倍。

积极向上的市场环境，给了积极探索的出海人以机遇。

本期嘉宾张健2012年跟随所在国企出海非洲援外，恰逢中非外交政策的快速推进与几内亚铝土矿产量的爆发增长，原本在科摩罗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他历经数次职业选择，最终踏上了几内亚的漫山红土，进入了从未涉猎过的铝土矿开采行业。

伴随中资矿企在几内亚的开疆拓土，张健的法语优势与非洲经验助其职业发展走向了新的高度。而在非洲生活近十年，张健也已从产业、商业、文化与民生等各个维度与几内亚深度交融。

这里的财富近乎肉眼可见，因为遍地“红土”；而这里的环境也风险四伏，政局动荡、行政效率低下、基建薄弱、文化差异显著……张健是如何在片厚土之上扎根与应变的，以下为他的自述。

一、肉眼可见的“红土之国”

我叫张健，2012年的时候，我跟随当时所在的国企去了非洲，由于过去的工作经验一直都在房地产开发上面，所以早期在非洲我也一直在做房地产。后来我经历了几次跳槽，其中一家公司在经营策略上的调整让我意外接触到了铝土矿这个几内亚新兴行业，我便开始跟随这家公司做起了铝土矿项目。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矿的，以前不过是耳闻别人挖矿的故事，但真正跟着同事们走到铝土矿山和金矿山的时候，才切身体会到几内亚的自然财富真是肉眼可见得丰富，放眼望去满地都是红土，而且只要是那种有铁帽石的红土，基本都带铝。

从那时开始，我完全转变了赛道，从零开始积累对矿产行业的认知，逐步摸索。

几内亚的红土虽广，但并不是所有的红土都具有开采价值。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矿的品质优劣进行勘探，这涉及到加工的耗能高低，另一方面还要判断它的地理位置是否优越，运距是否适宜等等，只有在各方面专业人士合力调研完成后，确认其经济可行性，眼前的红土才能成为可开发的“活矿”。

但相较大部分其他国家的铝土矿，几内亚的铝土矿品质已经很上乘、分布更集中、开采也更容易，我们勘探到“活矿”的几率也就相对更大，这也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中资矿企来到几内亚的原因之一。

如今，我在一家铝土矿开发中企成为了一名商务和行政经理，主要工作涉及对外沟通交流、商务调研谈判以及企业行政管理三方面。由于当下很多在几内亚的中资矿企都在实行联合开采，比如几内亚最大的铝土矿开发商赢联盟里就有四家企业，所以无论是内部对齐还是外部合作，采矿所要联合的力量非常多，在开采与运输的分工、利润的分配、基础设施的共建等问题上，都需要我们来沟通交涉。

二、农民茅草屋与钻石矿主的私人地产

在很多人看来，几内亚9月份发生的军事政变可能会对我们这样的出海矿企带来很大的变数，但其实截至到目前，几内亚存续的矿企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更没有停摆的情况。临时政府对矿企的期待也是按部就班地去做，并且很早就承诺了会遵守过去矿产相关的合同。

因为矿业是几内亚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无论哪个政府都需要这部分税收去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在矿山里，政府一般有10%或者15%的干股，这部分财政收入也被承诺用来给落后地区改善民生，而对于几内亚来说，改善民生的需求始终迫切。

至今几内亚仍有六成的人口在以务农为生，靠天吃饭。他们住的是茅草屋，走的是泥巴路，农村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

但在贫无栖身之所的另一面，是富者田连阡陌。拿我的房东来说，他在几内亚的首都拥有两栋十一层楼的私人地产，一共将近一百套房同时放租，每套房的月租在1200到1500美金，每月收租近百万人民币，而这还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是一名开采钻石矿的商人。

在几内亚除了西部和西北部的铝土矿，东部还有世界闻名的钻石矿和金矿。相比铝土矿开采这样的工业化采掘，钻石矿并不太需要庞大的资金与设备，更多时候靠的是人工手动筛选，而且有较大的危险性。所以由于开采门槛相对较低，目前几内亚的钻石矿一般并不会对外资企业开放。

据我观察，能在几内亚拿到钻石矿开采权的当地人都非富即贵，而当地的富人也基本都跟矿业有关系，因此“有钱”和“采矿”，对当地人来说是一个充分且必要关系。这就是我接触到的这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他们要不是有关系有门路，要不就来自旺盛的家族，就像我们所说的“拼爹”，所以几内亚的贫富差距非常悬殊。

三、开的矿多了，也便有了路

几内亚破烂不堪的公路在我初来乍到之时，对我产生过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它给了我对几内亚基建落后最直观、最感性的认识。

几内亚整个国家都没有几条像样的公路，而且一到雨季，出行就变得非常艰难。公路年久失修，路面坑坑洼洼，道路部门的管理能力也欠缺，一条新路可能在承重的大车来回压几次后就成了土路，和咱们国内的公路完全没有可比性。

而对于我们这样的矿企而言，运输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在开矿的前期，我们还需要在矿区设计方案里纳入公路设计方案和铁路设计方案。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需要我们来给它拔地而起，可见在几内亚开矿的实际工作非常繁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型央企在几内亚深耕了十年，近期才出矿的原因。铝土矿开采的投资周期和回报是非常长的。

除了基建方面，这些年对几内亚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它的产业链结构不是那么完整。目前几内亚的许多产业还是以贩卖原材料为主，很少能看见加工型的产品，包括铝土矿也是工业原材料。

最形象的例子就是当地人打鱼就卖鱼，但其实几内亚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他们如果能在原材料基础上把它门做成罐头或者方便食品，也许整个产业的生产价值就比直接卖鱼要高得多。但是资金、知识、以及劳动力水平等等的欠缺，让几内亚忽视了产品附加值的作用。

产业链的升级无法一蹴而就，但这些年几内亚政府也在积极寻找出路，比如新的矿业法就加强了有关外资企业雇用当地员工的规定，致力于提高当地劳动力的水平。如今，我所在企业里的非技术工人基本都是当地人，而技术性工种受政府要求也需要以当地人优先。

但在实际的人员安排中，中资矿企一般不会把所有的重要岗位都让给当地人，因为我们实在舍不得全盘抛弃中国员工的高效率，以我这么多年的海外经历来看，像中国人这么勤奋的民族，真得太少了。

四、认错可以，改错不行

因为公司雇佣了许多当地员工，朝夕相处下来我发现几内亚人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乐享当下，有点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思。大多数几内亚人，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自己当老板的商人，都不会有特别长远的规划和蓝图，眼前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从员工方面来讲，他们很多举动在我们国内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几内亚的工人会在入职一个月的时候就向老板提加薪，一个月在国内试用期都没有过，但几内亚人不会考虑那么多，也不会想如何通过提升个人能力去让公司感到我的价值从而留住我，思维与我们不一样。

另一方面，我作为商务经理打过交道的当地富商也很多，后来我发现他们的行事思维也如出一辙。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年前我去勘探金矿，当时工地上需要一台挖掘机，但那时候整个几内亚可用的挖掘机非常少，为了找到它我来回跑了很多冤枉路，终于找到了一台，我还需要负责找板车给它拉到目的地。

当时那个矿山特别远，从科纳克里出发，走了一天一夜的环山土路我才把挖机送到。可是到了现场，这挖掘机一下地就坏了，我立刻去找出租挖机给我们的几内亚商人，结果发现我们签的合同完全没有用，他承认是他的挖机有故障，但是一谈到退钱就闪烁其词，一直在推拒、搪塞。

后来经历得多了，我才发现这是当地商人的普遍做法，拖款、赖账都时常发生，他们基本都是财富自由的商人，但也都没有履行承诺的勇气。而其实践行契约精神本身，是对自身信誉度的一种保障，放弃它就代表放弃了长远合作的可能。

所以这是几内亚人共通的一种特质——对于自身既得利益的保障非常敏感，没有安全感。有时候我也能够理解这种心理，因为当地的整体收入确实是非常低。

就拿我身边那些给中资企业做司机的几内亚人来说，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一千到两千元人民币，但当地的物价比中国还要高，一个路边的三明治就要10块钱人民币。同时几内亚的妇女因客观上就业岗位有限等等因素往往无法为家庭创收，所以这些司机家里要是有三四个孩子，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在我看来，几内亚人比很多非洲国家的人都要勤劳，但收入却是非洲国家里比较低的，可能这就间接造成了他们更着眼当下的所得，认为只有拿在手里的才是真的。

五、中国人互成产业生态圈

这几年，在几内亚的中国人还真的是不少，目前中国人在几内亚做的投资一般就是两种，一是这些有海外战略的央企，靠大量的资金投产各类矿和基建，另一种就是私人小企业。

这些私人小企业里又主要是三类，一类是围绕大型中企开设的配套服务，比如五金店；另一类是围绕中国人的民生问题开设的超市或消费品工厂，去满足在几中国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比如我看到有在几内亚开洗洁精厂的中国人，生产洗衣粉、化肥等等，除了中国人，当地人也会去购买。

这些小企业会受益于有限的市场竞争，因为我们国内的东西到了国外以后价格都会高很多，有时候甚至高上50%。比如一袋瓜子在国内可能就10块钱，但到了几内亚就可以卖到15块钱，也许整座城市就三家卖瓜子的，大家价格还统一，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小规模垄断。

但无论是中国超市还是五金配件城，落地了几内亚就都是比较非洲化的，在国内看来就是老破小，而且很多时候这些小企业也不是完全放置市场自由买卖，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稳定需求方，以固定的折扣长期供货。这也是第三类私人小企业能生存的关键因素。

这类人是一些曾经跟随央企出海，在积攒了当地的人脉和资源后选择独立门户的中国人，我所能看见的很多私人建筑公司老板都是这样的履历，他们能揽到不少当地的工程项目。所以其实几内亚或者说非洲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只要你是愿意和外界接触、有胆量探索的人，在非洲一定有可以做的事业。

六、中法商人的“差别礼遇”

在来几内亚之前，我曾经做过中国援助科摩罗的国际技术合作项目组组长，科摩罗是少有的难觅小费踪影的非洲国家，我很难忘那里的淳朴和友善。但即使是在科摩罗，我仍然看见了有中国人在入境这个免签国家时主动给了工作人员50欧的小费。

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有些气愤，觉得不应助长这种不正之风，但后来想了想自己的经历，也就理解了，在非洲大家都苦小费久矣，几内亚就是小费习惯特别盛行的国家。

举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在几内亚机场过海关，我是真的在过五关斩六将，一共近十道关卡，每一道卡的工作人员都想向我拿小费，如果你不给他还挺不高兴的，非常恼人，即便我会法语也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有一次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工作人员就没管要任何东西，她很正常就过去了。一到我，工作人员就朝我喊“阿蜜”，就是朋友的意思，然后就是“Money, money”。我质问他为何不向法国人要小费，他没有吱声。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应该硬气，我直接告诉他我出来的时候没带什么钱，仅有的钱也给了他前面的同事，他最后也没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用钱私了”的愿望发展到今天已经反过来钳制了我们自己的正常生活，非常无奈。相对而言，几内亚人看见法国人确实更毕恭毕敬一些。如果说中国人在几内亚是务实的经济投资，那么法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影响已经达到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入侵的程度，虽说现在已经不是殖民时代了，但几内亚对法国还保有着很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依赖性。

举个例子，只要你在几内亚生活，你就每天都要向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法国电信通讯公司ORANGE缴费，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汇款，包括很小额的汇款都需要通过它才能进行，ORANGE看上去像躺着就能挣钱。

更关键的是金融上控制，几内亚法郎跟人民币是不能直接兑换的，我们所有的向外汇款或者跟外界的经济联络，都得通过兑换成美元或者欧元进行转结，在几内亚，公司甚至国家本身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几乎什么都干不了。

七、新冠下的企业内耗与政策失灵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对我们这些出海的中资企业是有一定影响的。矿企的人员非常多，而且工作聚集，万一有一例确诊，那必然导致大规模感染。而中国企业相对来说对健康管理都是很负责任的。

发口罩、测温、核酸检测都是最基本的，最难的就是保持社交距离。比如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大家在食堂里都是一个桌子上吃饭，现在有了疫情，整个食堂的桌椅都需要重新采购和布置，甚至食堂的规模都不够大，需要再扩建，那么很多额外的花销就产生了。防疫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又耗费心力的工作。

其实几内亚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很快便完善了医疗卫生、社会发展、企业帮扶等各方面的防疫举措，但这些看起来优秀的防疫政策真正执行下来时，并不尽如人意，很多政令都是停在纸面，止于总统府，无法到达基层。

一是几内亚没有足够的公务员和社区管理人员，二是这些管理者很多时候还都以自身利益为主，损公肥私。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几内亚人80%都是戴口罩的，那时候不戴口罩还要被罚款，但如今政令没改，却只剩下10%的人在戴口罩了，工作越做情况越糟糕。

疫情对我们的企业、家庭、个人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到现在，我在非洲已经快十年了，几内亚、科摩罗、马达加斯加、科特迪瓦都有过我的身影，我能体会到海外游子在各方面的难处。

尤其在非洲投资，出海人需要面临的是林林总总无法预想的困难，政权更迭、暴力抢劫、公务人员敲诈勒索、各类刑事犯罪、健康卫生问题频发、医疗能力低下……这都是我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非洲机遇密布，因为相比大多数人给出海人打的“淘金”标签，我认为“勤劳”才是最贴切的形容，勤则不匮。

八、尾声

编者按：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我急切地想要知道，9月份的政变到底对几内亚的出海中企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作为旁观者，政局动荡已经是我能想象到的最高级别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张健并没有给我期待中的冲突性回答，他认为政变的影响甚微，现有的外资矿企已经构建起了几内亚的经济命脉，牵一发即动全身。

后来随着采访逐步深入，行政怠惰、基建落后、文化迥异等客观现实跃然眼前，这时候我才了解原来这些更日常、也更频发的微观问题，其棘手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政变，它们更考验出海人在陌生环境的应变能力，惟有动心忍性，才能曾益其所不能。

和其他很多非洲国家一样，在几内亚这片土地上，中国已经拥有与欧美传统强国分庭抗礼的能力，这也是如张健这样的出海人和出海企业享有的时代机遇。

今年8月份，中国企业在几内亚拿下了历史上曾几易其主的世界级赤铁矿-西芒杜铁矿的部分矿权，正如过去几年中国在铝土矿上逐渐摆脱对澳大利亚的高度依赖一样，中国铁矿石产业不再受制于人的愿景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