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NA鉴定所，一条默认的规则是，不要相信任何人。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同睡一张床的夫妻，可能也并不了解对方曾经干过什么。在这里，诸如爷爷睡了儿媳妇，富商成为“回头客”的情节，因为发生过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会骗人，贤惠体贴的家庭妇女会说谎，唯一可能指向诚实的，只有存放在鉴定所两个大冰柜里的样本。

真相究竟如何？鉴定师们能让它们开口说话。

一、戏剧性

总的来说，没人能预料这里会发生什么。

小部分故事伴随着失控展开。在三楼朝阳的会议室，一对夫妻曾在这里大打出手。男人的钱包、手机、银行卡相继被女人丢到窗外。据说他十多年来对外宣称自己单身，事业有成之后，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与此同时，他十来岁的孩子神情淡定地坐在旁边，观看父母打架。同样在这间会议室，刚给小三付完鉴定费的原配妻子，转头冲向没有防护栏的窗口，幸好亲生儿子眼疾手快，最后把她拦了下来。

也有些人因为过于坦然，反倒看来有些惊悚。一位怀孕16周以上的女人，曾同时带着四个男人来做DNA鉴定，比对谁才是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四个男人站在一旁，热络聊天，互递名片。要是忽略一旁暗自惊叹的鉴定师，场面简直和谐得诡异。结果出来，四人和女人腹中胎儿都没有血缘关系，女人松了口气，愉快离开。

存放在冰柜里的样本

在北京顺义区空港科技创业园，中正司法鉴定所位于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小楼里。每天都有怀着沉重困惑的人们来这里一探究竟，他们的外表看起来与你在地铁上、大街上、沙县小吃里会遇到的普通人并无区别，人生经历的狗血程度却能和电视时代的八点档比较一番。

鉴定所的客流量，通常在学生寒暑假和大年初七达到巅峰，高出淡季百分之二十几，据说酒精、吹牛和聚会往往是一切怀疑的开端。

除了顾客，抱着猎奇心态前来探访的媒体也络绎不绝。在新闻报道中，写作者们最爱用的一个标签叫做“婚姻粉碎机”。

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要镇住这样一家DNA鉴定所，必然得有个撑得起场面的老板。如果你在这里见到一个遇见谁都能侃侃而谈、好茶相待的中年女人，那就是邓姐。如果你见到的是一个能和撒泼顾客不留情面、拍案对骂的凶悍女人，那也是邓姐。

邓姐本名邓亚军，个子不高，留着一头干练短发，脸上常年带着淡妆，看不太出年龄。上世纪90年代，她在西安当过法医，切过尸体，破过大案。后来回到学校深造，拿到了法医学博士，毕业后进了DNA鉴定所。

入行十八年，邓姐见过形形色色的案子。能跟她做朋友都是件值得吹嘘的事情，她曾有朋友跟自己爱看《知音》的母亲说，“你每天去我姐的实验室待着，这块的故事可比《知音》精彩多了。”

最具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当时邓姐帮无锡的一场“寻亲会”做公益，她遇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她和父亲的血样过来做鉴定。据说她母亲怀孕时，父亲已经做过结扎，怎么都不肯相信孩子是自己的，还把母亲撵出了家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DNA鉴定技术还没有出现，没有任何方式能够证明女人的身份。母亲独自把她生下，最终在她十几岁时郁郁而终。

四十多年，女人在邻里“野孩子”的指点声中长大，度过了不被任何人承认的前半生。

然后她拥有了一个证明自己是谁的机会。几天后，鉴定师打电话告诉女人结果时，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她活了四十多年，被父亲赶出家门四十多年，而后终于抵达了一个确定的结果：支持。

邓姐说，“这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雷雨》故事。”

二、真相的意义

在邓姐的鉴定所，每年接到的案子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在1700-10000左右的数量区间波动。

许多故事发生的契机非常简单，孩子需要落户、需要补开医学证明、需要确定谁来支付抚养费，但最终的真相往往会引出一系列惊人秘密。

邓姐常接到法院委托的案子，帮忙确定亲子关系。曾有一家四口来找她做鉴定：父亲、女儿、儿子，和女儿生的孩子。在法院工作人员的讲述中，他们需要确定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来判定谁给女儿的孩子支付抚养费。

邓姐乍一听懵了，“父亲是谁，你带来了吗？”

一个更让她震惊的回答接在后面，“要么是她弟弟，要么是她爸爸”。

最终，鉴定结果出来，小孩的亲生父亲是他姥爷。讲述时，怕这些人关系太绕，邓姐又解释了一句，“他该管他姥爷叫爸爸，管他舅舅叫哥哥。”

也有些故事，无关法律流程，无关金钱利益。人们来做DNA鉴定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吃力不讨好的情况总在发生，在动物亲缘鉴定中尤为常见。邓姐去山西的小山沟里做过牛的案子，通过DNA比对，判断村民家的牛到底是不是从别人家偷的，出诊费和鉴定费加起来将近一万，甚至超过了这头牛的价格。但他们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真相永远高于性价比。

鉴定所用于实验的血样

真相是鉴定师的职业坚守，它为迷离的故事写下确定的答案，但有时也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

前些年，产前无创鉴定技术还没有普及，孕妇给胎儿做亲子鉴定通常需要抽羊水，而这大约会有1%的流产风险。寻常夫妇中，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但邓姐遇到过一个坚持要抽羊水做鉴定的女人。

羊水取样的时候，出了些小插曲。医生进了手术室三次，又出来三次，说女人完全无法配合，一准备抽羊水，她就崩溃大哭，羊水根本抽不出来。

直到医生在手术室里和女人聊过，最后一次成功抽出羊水后，邓姐才从医生口中明白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少精症患者。她怀孕后，全家人都不相信胎儿是自家的，认为女人出轨了，对她百般苛责。她心里气不过，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让家人看到真相。

最终的鉴定结果证明了她的清白，孩子是老公亲生的。丈夫一家转过头开始弥补，但是女人坚持向法院申请了离婚诉讼。邓姐能够理解女人的选择，“孩子是他们家的，他们才突然对她好了，她不接受”。

三、信与不信

有时候，邓姐也说不清楚有些人为什么要来做鉴定。故事的展开像是一团迷雾，有时甚至能够蒙骗过所有人。真假难以通过争论辨认，只有证据能给出确定的回答。

邓姐遇到过一家五口人来找她做鉴定。爷爷带着奶奶、儿子、儿媳妇和孙子，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坐火车、倒汽车，再倒地铁，来到鉴定所。

最年长的老头子主动和邓姐提起他们家的故事，老人家看起来挺有文化，条理清晰地给鉴定师们讲，他们一家人，除了他和孙子，其他人看起来都“不太聪明”，村里人就造谣他孙子是他跟儿媳妇生的。他说自己气不过，要拿着鉴定报告回去，告诉村民们别再乱传了。

老爷子说得义愤填膺，接案的工作人员都在感慨，这个老爷子特别不容易，不远万里，带着这样的一家老小，只为了给自己一个清白。

但结果出来以后，所有人都傻眼了，“他孙子就是他儿子”。

电话通知老爷子结果的时候，他依旧很平静，不慌不恼，他清楚自己撒了谎。“本来想证明自己的清白，结果证明自己根本不清白”。

后来这个故事成了鉴定所的经典案例，总被拿来给新来的鉴定师们讲，“谁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相信，我们只相信最终的证据。”

DNA提取室

现阶段的DNA鉴定，通过基因多态性将亲子间的数据匹配到极致，伴有双人复核及样本比对等多重纠错机制，准确率通常无限接近100%。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最终的结果。

有些人反反复复求一个不可能的真相。曾有一家三口专门来找邓姐做鉴定，孩子已经20多岁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分别在上海、北京、南京的鉴定机构做过亲子鉴定，结果都显示，这孩子就是父母亲生的。但母亲始终不信，据说她当年被人性侵过，脑子慢慢地变得有些糊涂，她坚定地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

亲子鉴定成为执念的依托，成为心底的疙瘩，无法解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继续。

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教师，整整六年时间，每年都给邓姐写信，问她怎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这位教师已经找过很多机构做鉴定，结果都显示“不支持”。

他也拿着结果问过老婆很多次，他老婆说，这孩子就是他的，做亲子鉴定最看的是经验——结果不对，只能说明他找过的鉴定师们都不可靠。

用于DNA提取的恒温金属浴

如果靠经验，谁才是最有经验的人？怎么样才能证明儿子是自己的？

这个问题邓姐根本没法回复，“你能告诉他你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怎么都证明不了吗？告诉他很多次了，他根本不听。”

这样的人不止一两个，“只要做出来的结果不满意，他们就不肯相信”。

确定的结果无非给他们打上又一个问号，愤怒或迷茫紧随其后，但最终，他们还会继续寻找答案——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答案。

相比于人心的执念，有时牵扯上更多利益的结果纠纷，反倒更好解决。

曾有一个律师委托邓姐帮忙做鉴定，鉴定之前，双方客客气气。结果出来，对律师不利，他直接打电话过来骂人，“他把我骂火了，他说我**妈，我说我**妈，然后把电话挂了”。对方再也没有打过来。

四、观念变化

2006年，陕西的电视台专门录制了一档晚间节目，请专家来辩论应不应该做亲子鉴定。

和邓姐一起的还有个律师，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维护父亲的知情权。对面持方的一位心理老师，直到节目结束，回到休息室里，还在指责他们，觉得亲子鉴定伤害了母亲的尊严。

但在邓姐的讲述中，近些年的鉴定故事愈发“随意”。有父亲觉得孩子跟自己长得不像，说要不咱去做个鉴定。母亲就说走，去北京做个鉴定，顺便去玩一圈，来到他们这里。

同事给孩子办满月酒时，邓姐还跟她开玩笑说，免费送她一次做亲子鉴定的机会。对方反问道，你以为我没给孩子做吗？邓姐心里估摸着，“他们基本上都做过。”

至于一个不如人意的结果，或者亲子鉴定这个行为本身，到底伤害了谁，又亏欠了谁，人们依旧争论不休。又或者说，人们对于家庭、亲情的理解本就是复杂的，可能很严格，也可能很宽容。

曾有人拿到结果后和孩子反目。结果出来前，父亲还在心疼孩子要抽血，给他准备了一大兜零食拎在手边。拿到结果，发现孩子不是亲生的，立马变了脸色。孩子跑到脚边，要捡掉落在地上的发票单，父亲上手把孩子狠狠推到一旁。而孩子还因为太小，即便有所察觉，也不能完全理解，生活从此刻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用于做实验的头发样本

但也有些结果，被知晓，被刻意隐藏。曾有一位父亲带着16岁的儿子来鉴定，鉴定结果出来，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他选择把数据结果保留在鉴定所，藏起这个秘密，一如既往把孩子当作亲生。

这样的男人邓姐见过不止一两个，“首先选择的是保护孩子，其次尽量不让自己的老婆知晓，尽量不破坏自己的家庭。”

同样面对非婚生的孩子，女性通常扮演着一种宽容的角色。

邓姐曾接过一个女人带着丈夫和小孩来做鉴定的案子。孩子是丈夫突然抱回家的，说让帮忙照看。照看了一两年，发现瞒不下去了，丈夫才说了实话，这是他和外面女人生的孩子，但孩子的亲生母亲没几天就失踪了。

接受并不是个容易的过程。一个非婚生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段婚姻里关于欺骗的种种。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能跑会跳的，板上钉钉的背叛的“证据”。

邓姐无从知晓女人的心路历程，但最终的结果是，“无论这个孩子是不是他的，我们都会养着。”

不会委屈，不会怨恨吗？

设身处地代入女人的境遇，相信所有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真诚付出的结局，除了面对背叛，还要接受背叛，原谅背叛。

邓姐说，“可能这就是人生百态，婚姻它能包容的东西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