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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的发展,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家视野和区域布局中。

从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到本月初公布的《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国家层面已数次发文支持皖北地区振兴发展。其对于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施方案》公布不到10天,淮南市与闵行区这对结对“兄弟”就有了大动作。

12月17日,闵行区党政代表团到访淮南,双方围绕深化结对合作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将在淮南市高新区共建科创园,围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汽车零配件、智能显示等领域,共同推进一批产业转移项目。

第二天,首届淮南转型发展大会举行,双方正式签订《淮南·闵行科创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合作共识。

有人说,“原地踏步”已久的淮南,这次终于“快”人一步走在了前面。还有人说,放眼结对帮扶的皖北8市,淮南正是最急需“输血”和“换血”的那个。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结对安排 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对淮南而言,这种急切背后,是这座有着“中国能源之都、华东工业粮仓”之称的资源型城市,深陷转型困境的窘迫与挣扎。而对整个长三角而言,显然有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深意。

“标兵渐远、追兵渐无”

近年来,皖北作为长三角欠发达区域的发展“落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

数据显示,皖北地区2020年人均GDP为安徽全省水平的三分之二左右,三次产业结构中一产占比高于全省4.6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低于全省约10个百分点。与区域面积、常住人口大致相当的苏北相比,皖北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仅为前者一半左右。

在皖北内部,淮南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曾经辉煌一时的能源重镇,到如今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倒数,其没落过往难免令人唏嘘。

“华东的煤,一半在安徽;安徽的煤,七成在淮南。”淮南位于安徽省中北部,是典型的矿产资源型城市。

淮南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片来源: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

数据显示,淮南境内煤炭远景储量444亿吨、探明储量153亿吨,是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全国13个亿吨煤基地之一,也是“皖电东送”的主战场——“皖电东送”70%都从淮南发出,点亮上海、浙江等地城市夜空。

因煤而兴,也因煤而衰。

煤炭大量开采导致大面积土地沉陷、陆地成湖,淹没了村庄与耕地;煤电产业增加值占工业经济总量一度高达70%,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煤电一咳嗽,淮南就感冒”……与全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一样,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产业单一等系列问题,让淮南不得不面临转型的阵痛。

今年6月,淮南当地媒体曾连续发文“叩问淮南速度”,文中直指发展差距——

看全国版图,淮南是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较大市”之一。如今,与首批13个“较大市”相比: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大连、青岛也升格为副省级城市;无锡2020年GDP达12370.48亿元,是淮南的近10倍,唐山市2020年GDP为7210.9亿元,是淮南的5倍多。

再看安徽省内。在安徽16个地市中,淮南的GDP排名已从2010年的第7位,下降至2020年第12位。尤其是与曾经不相伯仲的兄弟城市相比,淮南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并逐渐掉队。

以滁州为例。2010年淮南GDP总量603亿元,比滁州少92.2亿元;而到了2020年,滁州GDP总量达到3032.10亿元,淮南GDP1337.20亿元,滁州已是淮南的2倍多。换句话说,2010-2020年的10年间,滁州GDP总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淮南。

用淮南市委书记任泽锋的话说,淮南已经滑落到“标兵渐远、追兵渐无的被动局面”。

为什么慢了?

究其原因,不仅有煤电资源依赖型经济衰落的外在影响,还有如当地媒体所言,“抢抓机遇、主动合作意识的弱化”的内在因素。

马鞍山、滁州等曾经与淮南实力相差无几的省内兄弟城市,就是摆在眼前的例证。

同为安徽省四大矿产资源型城市之一,“以钢建市”的马鞍山之所以没有在转型升级中败下阵来,正是得益于其一边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持续引进造纸、汽车等新产业,以降低对钢铁产业的依赖度;另一边,发挥区位优势深度融入区域合作,打造东部产业“腾笼换鸟”的“集散地”。

“滁州速度”则更加凸显出抢抓开放合作机遇的重要性,当地争取沿江高铁在滁州并线设站,就是一个有力印证。

尤其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一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升级,往往就能成为一些城市改写命运的历史机遇。不同于地处省域交界的滁州、马鞍山等同时被划入南京、合肥两大都市圈中,居于安徽省域腹地的淮南被明确纳入合肥都市圈,并提出打造“合肥都市圈副中心城市”的目标。

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规划范围示意图 图片来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然而,合淮相向而行已经走过10余个年头,实际成果却不尽如人意。

有观点分析原因认为,对比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长三角其他都市圈来看,合肥都市圈首位度较高但发展仍不够充分,且合肥尚处于提升省内首位度的过程中,对于周边的带动作用和外溢效应还有待提升。

与此同时,淮南也在自我反思。

“滁州不惧南京虹吸效应。”淮南当地媒体此前在对比分析滁州经验时指出:

2007年11月2日,淮南就首次提出“合淮同城化”,并于12月26日与合肥正式签订《合肥市与淮南市加强区域合作的框架协议》。之后,在融入合肥都市圈的进程中,淮南一边心之所向,一边担忧着虹吸效应、竞合压力。

“滁州离南京很近,应该说南京对他的虹吸不比合肥对我们的小,为什么滁州反而很好地享受到了南京的溢出效应呢?”在任泽锋看来,就是因为滁州始终秉承“发展腹地、产业配角、生态屏障、合作伙伴”的发展定位,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把区位优势变成了发展优势。

向外借力,激活自我的机会

眼下的淮南,显然迎来了新的机遇。

12月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公布,推进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工作。

根据《实施方案》,综合考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发展水平、合作基础等因素,上海市3个区、江苏省3个市、浙江省2个市,分别与安徽省淮南、六安、亳州、滁州、阜阳、淮北、宿州、蚌埠8个皖北城市开展结对合作帮扶,期限为2021年至2030年。

这也意味着,淮南与“新兄弟”上海闵行的合作将按下加速键。

淮南与闵行,一个是能源之都、工业粮仓,一个是工业摇篮、科创高地,结对合作可谓有基础、也有潜力。

早在2020年12月,淮南市党政代表团赴闵行区考察学习,双方就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结为友好市区,明确将在产业发展、园区共建、科技创新、教育卫生、绿色农产品、人才、党建等方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全面战略合作。

一年来,淮南在上海设立了驻长三角人才工作站、淮南名特优农产品展销中心等机构,举办上海安徽商会走进淮南投资考察等活动,并选派了2批22名干部赴闵行区跟班学习。

于淮南而言,来自闵行、上海的产业转移能为当地产业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同时,在与闵行的深入交流中,或许也能学习到关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工业园区的“过来人”经验。

随着双方交流日益密切,合作重点方向和领域也进一步明确。

在12月17-18日闵行区党政代表团到访淮南期间,双方明确将围绕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汽车零配件、智能显示等领域,共同推进一批产业转移项目。

作为此次交流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双方正式签订《淮南·闵行科创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将在淮南市高新区共建科创园。

这一次,淮南能否抓住向外借力,激活自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