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长沙天心区警方出了通报，解放西那三个利用精神残疾女子小辉做低俗直播的网络主播，已经被刑事拘留。

来源：@天心警事

此前曝光的直播内容中，小辉被这些驻扎在解放西的主播以“接安排”的名义带去直播。她接的“安排”是这样的：与男主播们接吻、拥抱，被触摸身体的隐私部位；或是大冬天被剃了头、掀了帽子，用尖叫换来笑声和打赏；在已知患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被要求直播喝下五瓶酸奶，进了ICU。

揪心几天后，这事终于被重视和调查，值得庆幸。但在这之后小辉的人生会是怎样，仍然没有答案。

说实话，我不觉得拿残疾人取乐、甚至凌辱他们的现象，会因为这几个主播被处罚就绝迹。永远有人会在这些不会告状的弱势群体身上，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恶意。而为此义愤填膺的人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始终只有一个：把他带回家好好地“照顾”。

或者说，好好地“关起来”。

这或许才是这件事里最可悲的地方，即使是同情小辉遭遇的也少有人相信——很多精神残疾人士，最需要的或许不是“回家去”，而是“走出来”。

“欺负”小辉的人，不只在直播间里

被拉进直播间的小辉，是“没有人照顾”的。父亲年迈病弱，家里还有一个同样生病的姐妹，靠着母亲一个人做保洁支撑。无人照管的处境，看似成了她一个人漂泊到长沙、被主播盯上牟利的起因。

可群情激奋之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小辉想要工作，她是可以工作的。

澎湃新闻的报道中提到，小辉参与直播之前，那些主播有告诉她要做什么样的“任务”。她不全是因为傻被骗去，而是“只能去”，因为实在没有钱生活了。那场剃头的直播，有人给她打赏了800块。

直白一点说，她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疯子”。她去长沙，是因为“受不了父亲唠叨”，想来这里找一份工作，可惜始终找不到。

判定精神残疾的标准是精神障碍持续一年以上未痊愈，包括精神分裂、自闭症、应激性心理障碍等。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全国有827万精神残疾人士，除了重度属于完全不能自理，需要长期、全面的监护之外，其他精神残疾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学习、劳动能力。

小辉是二级，在残联标准里属于中度，有一定学习能力，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监护下能从事简单的劳动。

但在外人看来，一个精神残疾人士，程度是二级还是一级没有什么区别。“精神病”三个字足以涵盖一切，沾上它，就意味着什么也干不了，什么都不明白，最关键的一点是，充满了不可控的危险性。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些病人充满了不确定的危险，无法完全自控，被刺激、发脾气的原因都很难掌握。如果街坊邻居里有一个被称为“傻子”“疯子”的人，小孩一定会被家长叮嘱，不要去他们家，离那个人远一点。排斥他们的理由看起来很合理：万一他突然“发疯”伤到我、伤到我的孩子怎么办？

精神残疾人士身上不可控的那一部分，在口口相传中被无限放大，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精神残疾人士都是完全不可控，只能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下。

深圳2018年发生过一件事，当地为17户精神残疾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结果选房名单一出来，小区里原本的住户集体抗议，不接受让这些“精神病人”成为自己的邻居。

居民们在抗议横幅上写道：

“保障他们的住房权，谁来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

“罔顾潜在危险，危及家园校园。”

17位精神残疾家庭的家长努力解释，他们的孩子没有“外显攻击行为”，也没有“暴力犯罪倾向”，却没有居民肯相信。深圳残联的工作人员当时对媒体说，参与选房的精神残疾人士没有伤害性，可是业主就是觉得精神残疾等于他们以为的那个危险的“精神病”，这种认知误差普遍存在。

当全网都在为小辉在直播间遭遇的一切表达同情、愤怒的时候，同样的忽视、歧视，恐惧与抗拒，在直播间之外的现实世界里，一直在发生。

健全人的权益和精神残疾人士的权益仿佛一直是天然对立的，要保全其中一个，就必须牺牲另外一个。而被牺牲的往往是后者。旁人都恨不得离他们越远越好，“管好他们”的责任，只落在家人头上。

这也是小辉事件里那么多人会把矛头指向家长的原因，让她在家好好待着是一直以来外人想象中最好的做法。一方面保护了她不被坏人欺负，另一方面，她不出来，就不会让外面那些健全人感到“害怕”。

是“保护”，还是“隔离”？

更残酷的地方在于，即使是在家庭中，精神残疾人士并不等同于有危险、不可控、没能力这件事，也未必被认可。

电影《雨人》里的哥哥就是这样，因为父母害怕他在什么时候发病会伤害到年纪还小的弟弟，而被送走，从此在弟弟的人生中消失。直到很多年后父亲去世，弟弟追踪遗产的流向，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一个“傻子”哥哥。

外人对他们身上不可控的那一部分的恐惧，也会同样发生在家人身上。无论是因为自己无暇看顾，还是为了保护更弱小的、健康的孩子，那个生病的孩子往往只能远离人群。既是“保护”，也是“隔离”。把他们隔绝在人群之外，隔绝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

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里有一位自闭症伴随智力障碍的患者斯博，他表达情绪的方式，是拎着板砖去砸窗户上的玻璃。曾经在两个星期之内砸了十几块玻璃，原因看起来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不喜欢别人喊他的名字、不想换宿舍、想去学校或者想回家。

最严重的一次，他连续砸了很多车，家里人很生气，可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该怎么办。直到后来康复中心的人一点点跟他沟通、一点点推导，才发现事情的真相。

那段时间奶奶去世了，可家里人顾虑他的情况，不让他去参加奶奶的葬礼。砸东西，成了被隔绝在葬礼之外、世界之外的他，唯一可以表达难过的方式。

片中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形容，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负面的情绪压下去了，会有另一个替代性的冒出来，循环往复。照顾他们的人必须要用同样不绝的耐心，不断去理解他们，鼓励他们说话，把情绪都表达出来。

只有表达之后，身边的人才会有一个了解他的机会，才有可能明白，他在那一刻最想要的不是被“保护”起来；而是走出去，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怀念他的奶奶。

他其实很努力去学习普通人的生活，坐车、买票，扫地、洗碗。还会捡瓶子卖，把钱都攒起来，准备去旅行。而每次砸玻璃赔钱了，也会被康复中心的朋友告知：这样一赔偿，你就没有钱去买车票、住旅店，就没有办法旅游了。

出于保护的目的把精神残疾人士与社会生活隔绝开，这种办法，并不适用于每一位患者。他们中还有很多像斯博这样的人，具有一定的学习和行为能力。治疗、照顾当然重要，可完全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不让他们参与外界的生活，同样也会造成伤害。就像斯博砸车这件事，引发他情绪的恰恰是这种下意识的保护与隔绝。

“一切都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里有位家长说，他们对孩子是没有盼头的。如果孩子走在自己前面，那是一种福气，走在家长后面就麻烦了。“这个社会是不会来管他的。”

片子里这些孩子，有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母亲已经九十岁。老人总是说我不能倒下，我倒下了他就完了。即便孩子这些年学会了很多东西，会做饭，会吹口琴，已经可以独自坐公交车往返家里和机构，但仍然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没人会给他提供工作，不对他心存警惕和排斥。

纪录片里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强调，对他们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回到社会中去，跟每个普通人一样，工作、休息，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康复中心从来不是外界想象中那种封闭的疗养所，而是会教他们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去商店买东西，自己做饭、洗碗、拖地、铺床单；会让他们去工作，从简单的擦地洗衣服，到收集塑料瓶做生意。

康复中心的主人冯璐说，改变他们的处境，焦点不在于人，在于环境。时常呼吁的对弱势群体“赋权”，其实应该是“还权”。因为生存、工作的权利，本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只是外界长期的偏见和隔离，剥夺了他们融入正常生活的权利。

事实上，这些年对残疾人就业的保障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以浙江为例，当地政府通过发放就业补贴、建设和补贴残疾人庇护性就业机构、明确政府优先采购残疾人庇护产品等方式，给残疾人创造就业环境。

杭州有一家通信设备公司，雇佣了12名精神残疾人、20名智力残疾人，负责最简单的组装工作，把小软管穿进大软管中。他们做得很好，其中还有10位员工，在工作后测试认知能力有提高。

青岛也设置过类似的就业中心，工作的内容有很多种，组装饰品、包装，制作手工艺品，粘贴商标、制作手提袋等等。很多简单的工作岗位他们都可以胜任，差的只是一个机会。

遗憾的是，这样的机会还不够多，不把他们当成“病人”“废物”的培训意识，也还不够普及。这并不是普通人能轻易做到的事情，但至少，每个心疼小辉遭遇的人，都可以先从摈弃偏见、摈弃“隔离”的想法开始。

接受一个有一定学习能力、能表达自己的基本需求、监护下能从事简单劳动的精神残疾人士，不该只有回家待着、去特殊机构里住着这一种出路。她其实也有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找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一切都会有的》短评区里有观众提到，有一位73岁的母亲，带着42岁的唐宝孩子，看完展映后问导演：“一切真的都会有的吗？”

这个名字来源于纪录片里一位爱喝饮料的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患者，他已经48岁了，很会做蛋炒饭。还会搭公交车、会打扫，会买东西，最快乐的事就是一张张数好自己挣来的钱，然后去买一瓶饮料。他说，可乐会有的。冰红茶会有的，农夫山泉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