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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的一天中午,我骑着刚买的电动车到街上的浴池洗澡,进去时把它停在了门口,洗完出来时却发现车子不见了。在浴室门口来回找了几趟没有结果后,我便火急火燎向周边的街道寻去,最后在一个开锁店门口发现了车子。

我气愤地以为是开锁师傅顺手牵了“羊”,正准备兴师问罪时,隔壁复印店门口的一个中年女人突然大声嚷道:“是来找车子的吧,要不是老达,你车子就被人偷走了!”

在她的一嘴一舌中,我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20分钟前,两个毛头小伙子推着我的电动车过来让师傅开锁,开锁师傅看他们神情紧张,又拿不出身份证,便坚持“没身份证就不开锁”。两个小伙声称回去拿身份证,一溜烟跑了就没再回来,我的车子便被停在了店门口。

在女人的指引下,我推开了锁店的玻璃门,老达正戴着老花镜专注地配着钥匙,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和手臂上的一道疤痕格外引人注意。

我说明了来意并表达了谢意,同时递上了一支芙蓉王。老达接过烟,看起来很高兴,笑冲冲地说:“就是俩小毛贼,打眼我就看出来了,后面还要给我加50块,我不会理他们的,我们开锁也是凭良心的。”

就这样,在这个秋日温暖的午后,我和老达坐在他不足10平米的店里,一根接一根抽起烟,在吞云吐雾中,老达向我慢慢讲述了他40年来的开锁经历。

80年代的老达,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因为对学习“没心思”,高中没上完便认了一个远房亲戚做师父,学习修补锅桶和配钥匙。

严格来讲,那时的老达和他的师父都不叫锁匠,而叫铜匠,主要经营的业务是修补和贩卖铜锅、铁锅、铁桶等物件,配钥匙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他们在街上固定的位置摆个地摊,谁家有需求了就去街上找摊子。

那时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家里用的还是木门,在家时从里面用木栓栓上,出门时在外面套上一把永固牌小锁。遇到锁打不开了,先想到的是直接砸开,实在砸不开了才会去配把钥匙。

配钥匙的机器那时也还没有发明出来,看似简单的配钥匙,实际上最考验匠人的基本功,一把锉、一个钥匙胚,完全靠手来打磨,既要看得准,又要锉得准,锉轻了打不开门,锉重了钥匙容易坏在锁里,有一处没锉好的话,可能就浪费了一把钥匙胚。

老达当学徒时,遇到配钥匙的活儿,师父经常把他赶到门外去配,把门一锁,配成了就进来吃饭,配不成就在外面饿着。经过一年半载的练习后,老达配钥匙开锁技能突飞猛进,才配得上“师傅”的称谓。

尽管配把钥匙只收5分钱,但是无论是来修补铁锅、铁桶,还是来配钥匙,每个人都会客气地跟年轻的老达叫声“师傅”。这个称呼对老达很受用,在他看来,这是对他职业的一种认可,一种尊重。老达说,虽然每天挣的不多,但感觉工作很有价值,生活充满了希望。

他谈起了恋爱、成了家,老婆是河道管理站的正式职工,能看上他,也是因为他有一门手艺。每天早上8点,老达都会和师父准时在街上摆好摊子,不用吆喝,要配钥匙的人就会过来,有的还会客气地递上一支烟,抽着烟、吹着牛,钥匙也就配好了。

但老达的日子始终过得紧巴巴的,到了90年代的“下海潮”,老达决定自己单干,便离开了师父,在街道开起了一家锁店,将业务重心放在了配钥匙上。尽管配钥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2毛一把,但顾客始终不多,不少匠人跟他一样开始独立开店,所以每个月赚到手的钱还是只够养家糊口。

眼看周围做生意、卖小商品的人腰包一个个鼓了起来,老达第一次为自己的职业感到着急。

他在东北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去朝鲜卖彩电很赚钱,让他过去合伙,保证比开锁强一百倍。老达听了很振奋,找老婆商量时,老婆只说了一句“你走了小孩谁来管”,老达便不好再多说,慢慢断了念头。

老达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熬着,没想到却熬来了自己职业的“黄金期”。

2000年以后的10年,是个疯狂的10年。随着商品房、安置房的大力兴建,每个新入住小区的业主都会选择换把新锁,开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老达一开始只是感觉吃不上准点的饭了,后来有时忙到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买了部小灵通,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不管是深更半夜还是刚刚入睡,小灵通都会随时响起。接到电话后,他就得第一时间赶去。

老达的店算街道上的老店,放在以前,方圆几公里范围内有开锁需求的人都会来找他。后来街上先后出现了三四家锁店,最近的一家店离他不过500米。顾客大都不看开锁师傅资质、不问口碑,打几个电话一问,谁收费低就找谁。而收费最低的,往往是藏在“地下”的开锁师傅——他们没有店面,没有营业执照,没有任何成本,价钱自然可以降到最低。

压力之下,老达开始印制名片,每开完一户的锁,便趁机将自己的“小广告”贴到小区的门上或墙上。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小广告不是被撕掉了就是直接被别人的广告覆盖在了下面。有一次,看到一张印着“8元开锁”的小广告压在了自己的广告上,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但他渐渐发现,开锁路上有了“障碍”,让单纯的开锁变得不再单纯。

老达还清晰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次开锁。

晚上8点多,春惠家园一个60多岁的阿姨用邻居家的电话打给老达,言语急促,说自己下楼丢垃圾时没注意,门被风刮上了,家里3岁的小孙子被锁在了屋里,要命的是煤气灶上还煮着汤。

老达没敢耽搁,一阵风赶到小区门口。当他提着工具箱准备冲进去时,传达室里突然冒出个50多岁、胖乎乎的大爷,穿着暗灰色保安制服,大声喊着:“诶?诶?干什么的?”

老达如实讲明了情况,希望能快点放他进去,谁知胖大爷回了句:“谁的情况不紧急?”然后问他有没有“通行证”,没有就不能进小区。

老达是个明白人,赶紧掏出一支“红杉树”给大爷点上。胖大爷吸了一口烟,指着传达室里坐着的另外两个保安兄弟,让老达拿一包烟出来,说其他兄弟也要照顾到。屋里两个保安见状,一前一后走过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显就是想来“分赃”的。

开了20年锁,老达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气愤,又实在找不出好的解决办法——本来就是来帮业主开锁,跟保安有什么关系?他想直接闯进去,3个保安默契地围住了他,把路堵死了。他想甩一包烟钱走人,可是来时太急,身上一分钱都没带,兜里的烟也就只有几根。

老阿姨隔两分钟就打一次电话问他到哪了,老达担心说出实情下次进小区会更难,一直说“快到了快到了”。僵持的过程中,一个穿蓝色衣服、个头不高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挎着工具包,跟胖大爷和另外两个保安打着招呼,就大摇大摆开进了小区。

老达正要质问胖大爷为何不拦小伙子,没想到话还没说出口,胖大爷就一把抢下他手里剩下的半包烟,摆摆手对他说:“进去吧。”

老达拎着30斤重的工具箱,急匆匆向老阿姨家跑去。等到气喘吁吁爬到5楼,浑身都湿透了。到老阿姨家门口时,门已被打开,那个蓝衣服小伙子正蹲在地上收拾着工具。

没等老达开口,老阿姨就劈头盖脸骂过来:“都是开锁的,给你打那么多电话过不来,人家小伙子比你快多了!再晚点锅烧炸了!”

老达想解释什么,张了张口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后来老达私下打听,才知道开锁匠已经成了别人眼中赚快钱、大钱、巧钱的一种行业,生意越好,赚得越多,就越容易被嫉妒。小区保安最先嗅到了“商机”,卡在业主与锁匠之间,硬生生增加了一条“利益链”。蓝衣服小伙最先看到了这种变化,主动与附近的小区物业达成协议,以每年1000块的价格获得了小区“指定开锁师傅”的身份,自然获得了胜于老达的竞争优势。

走出小区的路上,开锁这份职业突然让老达感到陌生,甚至还有点不堪——他想不明白,好好的一份职业怎么就变得像偷鸡摸狗一样了。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很多人不再称呼他们为“师傅”,“开锁的”“哎”“喂”,似乎更直接有效。

同样是开锁,大部分人是为开门而开锁,但也有一部分人只是想知道门后发生了什么。

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下起了大雪。因为外地开锁师傅陆续回家过年,老达那几天特别忙碌。头一天晚上凌晨3点还在给下夜班忘带钥匙的人开锁的老达,本想在早上赖会儿床,可是7点不到,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自己接父母回家过春节,发现钥匙丢了,老公又刚好出差不在,想让老达过去开锁。老达告诉她,开锁费用40元,因为临近春节,要加10块钱上门费,总共50元,可以的话他就过去。

电话那头同意了,老达裹上军大衣,骑着摩托车在大雪里慢慢往女人说的地址走,厚厚的积雪被压出一道扁扁的车辙,不到3公里的距离,开了20分钟。

那是个老旧小区,多层结构,打电话的女人家住3楼。老达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上楼时,刻意把步子缩了一半,楼梯湿漉漉的,稍不留神就要摔跤。

到了3楼楼梯口时,一个穿着红色昵子大衣、黑色筒靴的女人迎了上来,看上去30来岁,微胖,说话轻声轻气的。她告诉老达,电话是她打的,父母早上从乡下过来,没带钥匙进不了门。两位老人看上去60出头,穿着很朴素,迎合似地点点头。

这样的开锁需求很常见,老达没有多想,只是感觉现场的气氛过于安静。他按照程序进行了例行性询问,确认红衣女人是户主,房产证放在家里后,便开起锁来。

天气寒冷,老达戴了副手套,开锁的动作也就慢了一些,他想干完这个活儿就直接关店回家过年,辛苦了一年,也该休息一下了。锁是王力锁,开起来比较费劲,空气中弥漫着老达不断哈出的雾气。女人的父亲紧贴着老达站在身后,双手抱在胸前,表情看上去有些凝重。

十来分钟后,老达打开了锁,正准备把门拉开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很多杂乱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四五个小伙子从4楼的楼梯道上冲了下来,染着黄发、打着耳钉,几步就冲到了老达跟前。

老达意识到不对,房间里一定有情况,十有八九是“抓小三”,这四五个小年轻肯定是被叫来搞事情的。老达觉得自己不应该掺和进这种纠纷里来,便把开锁的猫眼工具攥在手里,挡住门,大声喊:“都不要过来,别怪我不客气!”他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一来给自己壮胆,二来让房间里的人知道外面来人了。

老达本想借势把门关上,手刚伸出,就被身后的大爷一把搡到了一边,大爷冲着身后小伙子喊了句“不要听他的”,几个青年便一哄而上,把老达推倒在了走廊的地板上,别在门上的猫眼工具也被撞折了。

老达看形势不对,拽起工具包就跑到了楼下,楼上房间里不断传来的噼里啪啦打闹声和女人喊叫声,更加证实了他内心的猜测。

小区出来的路上,老达脸上火辣辣的,越想心里越发虚,总觉得不该一走了之,但是回去又能有啥用?他悄悄地溜到一个电话亭,给110打了电话,自称是小区业主,听到小区哪个哪个房间正在打架。

一个多月后,110让老达过去开锁,一个民警跟他闲聊,问一个月前那个老小区某某室女业主和父母要求开锁,是不是他开的。老达心里一下紧张起来,脸上却装出一副浑然不知的样子。民警没有等他回答,就气呼呼地说:“打得也太狠了,差点出人命了,男的和小三都进医院了!”

民警没有去翻旧账,毕竟老达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的锁。不过老达还是深感自责,这件事像一块伤疤一样落在了身上,时不时会让他陷入深思:这样的锁到底该不该开,开得值不值得?

没有人会给他答案,似乎也没有人会在意他的答案。

在这段职业生涯的“黄金期”,老达赚到了比自己前20年赚的还多的钱,但也遇到了前20年里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有夫妻俩吵架了不给对方开门,开了门还要反过来怪开锁的人;有的醉汉深夜开完锁不给钱要打架;有的开完锁赖自己把门搞坏了;还有的家里吸毒被抓的,扬言要做掉老达。

老达说,他脖子上的粗金链子就是那个时候买的。他说,不管干什么行业,首先要有一种气势,这样才能立住脚。特别是开锁这个行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不管怎样都不能慌里慌张,要沉着应对。

因为技术过硬、品性正直,市里成立110联动中心后,老达是第一批被批准参加110联动的开锁师傅,每年都会有一些协助警方开锁的业务。

对于这样的业务,老达既期待又有顾虑——协助110联动执行任务让他有种政治荣誉感,这是他区别于其他开锁师傅的“标志”;但这样的开锁任务常常带有风险,让他无处躲闪。

2015年的一天,52岁的老达接到110联动中心开锁部领导老吴的电话,让他尽快到某居民楼开锁,有警察在那等着。老达还没来得及问清具体情况,老吴就挂了电话。

按照导航开车进了小区后,老达看见一栋外墙有些脱落的旧居民楼前停了两辆警车,外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四五个群众站在线外指指点点。

把车停好,提起工具箱,他走向警戒区,告诉警察自己是来开锁的。警戒线内,一个门牌号为“101”的门前站了四五个警察,戴防暴头盔、穿着黑色防弹衣,有两人还拿着警棍。其中一人示意他过去,老达走近一看,是龙山派出所的赵所长。

“老达,这次是抓毒贩,房间里有两三个人,可能有武器,你把防弹衣穿上,门一开就躲在门后!”赵所长语速非常快,说出的话像发射的子弹,容不得半点躲闪。

老达之前和赵所长有过几次合作,但都是开锁抓吸毒人员,都乖得很,顶多嚷嚷两句要死要活的,真让他去跳楼又都不敢。可这次一听开锁是抓贩毒分子,老达脑子一阵犹豫——贩毒分子一般有武器,还有同伙,穷凶极恶,要不然警察也不会全副武装了。这样一想,老达心里对老吴的意见就很大:打电话时只说有任务,并不说明什么任务,还急匆匆把电话挂了,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嘛!

看到老达有些犹豫,赵所长半笑半严肃地说:“开锁你自愿啊,我可不强求人。”他还告诉老达,警察已经守在门口两个多小时了,听到房间里面有动静,让开门,就是没人应,这才找师傅过来开锁。可是老吴打了几个电话叫人,不是说有事来不了,就是不愿来,最后只能找老达这个“老战友”了。

赵所长这么一说,老达也就不再推脱,把心一横,穿上了防弹衣,提着工具箱走到了门前。

那扇门是最简单的防盗门锁,通过猫眼打开最快,但是也最危险——谁知道打开猫眼的同时会不会有一杆枪正对着自己,或许下一秒就会被击中躺在地上。

老达告诉赵所长,不能通过猫眼开,要开就从锁芯开,赵所长同意了。

开锁的时候老达神经紧绷,竖起耳朵捕捉着房间里传来的任何一点声音,哪怕是轻微的脚步声,他也要辨辨是不是朝着门来的,可是听了半天,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大概过了5分钟,锁芯已打开,只要再拨动一下,门就开了。老达冲赵所长使了个眼色,得到同意的回应后,猛地拉开门,迅速将身体后仰,用门挡住了自己。警察冲了进去,却没有听到任何冲突的声音。

趁着抓捕间隙,老达溜到了警戒线外,抽上一支烟,吐了口气,心想,总算完成了任务,只要等会警察抓人出来拿到开锁钱就可以走了。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见有人出来,足足20分钟后,一个警察才急匆匆出来喊:“老达,开锁!”

不是刚打开门吗,难道内门还有锁?老达极不情愿地往前走,赵所长一把抓住他衣领,指着旁边“102”的铁门小声说:“开这里!”

那扇棕色的铁门与刚才的防盗门隔了不到3米的距离——警察们在101房间一无所获,没有人,没有毒品,要不是最后在一扇窗户的窗台上发现了脚印,可能就扑了空。那扇窗户连接了两个房间,大小刚够挤下一个成年人,毒贩很可能顺着这扇窗户从101爬到了102。

警察找来物业核对,证实101、102两个房间都在一个业主名下。

“毒贩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他们顺着窗户爬到了102,去悄悄把门打开!”

刚以为摆脱了危险,没想到是还没真正遇上危险。老达心又一下提到了嗓眼,只好再给自己打气,用同样方法,对着102房间的锁芯拨弄起来。

锁芯快拨开时,老达突然听到门内有脚步逼近的声音,正准备对赵所长做出“有人”的暗示,门“咣”地一声被推开了,伴着“啊啊啊”的声音,一把砍刀劈了出来,被门掀翻在地的老达本能地将一只胳膊挡在前面,被劈了个正着。

他爬起来就往外跑,跑到警戒线外才感到疼痛难忍。血流个不停,吓得围观的人都跑开了,情急之下,一个小区保安拿来充电器的线绑在了老达胳膊上止血,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卫生所。老达胳膊的皮肉都翻开了,伤口有7公分长、2公分深,差点造成神经血管断裂。

房间里的2名毒贩最终被几个警察用盾牌和警棍合力制服,警方收缴了1公斤冰毒和5把管制刀具——砍伤老达的那把砍刀,有1米多长。赵所长将这些战功通报给老达时,老达心情极度复杂,感到前所未有的后怕。躺在医院养伤的那个月里,他常常想,如果当时毒贩砍得再狠一点,手可能就残了,以后还开什么锁?如果那天毒犯有枪,自己会不会就再也开不了锁了?

家人亲人们都劝他不要再干了,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老达也动过这个念头,可是一想到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婚房还没买,就感到很自责——对于儿子,老达感到很愧疚,儿子高中最关键的时候,他天天忙着开锁不着家,儿子沾上了网瘾,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大学也没考上。现在儿子要结婚了,自己得把欠的账补上。

两三个月后,老达又回到了自己开了几十年的锁店。店里有他的工作台,有他摆弄了一辈子的开锁工具,还有被全国锁匠俱乐部授予的“锁王”奖牌。

在他看来,这里有他未尽完的职责和使命。

2015年以后,指纹锁、智能锁越来越普及,常规开锁的需求越来越少,开锁行业不可逆地走向衰败。一些年轻的锁匠纷纷掉转方向,将主要业务放在了汽车开锁身上。老达不为所动,除了在店里加了些指纹锁外,一切照旧。店里的角落还摆放着当年他手工配钥匙的打磨机器,锈迹斑斑。

2018年9月的一个下午,酷热难耐。110联动中心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自己父亲80多了,一个人住,好几天没有音讯,电话一直没人接,房间的门也从里面锁死了。110联动中心打电话让老达赶快过去开锁,说警察随后就到。

老达按照地址来到市中心的一个高档小区,坐电梯到了9楼,出电梯时见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中年男人等在那儿,比自己小几岁的样子,戴着眼镜。男人急匆匆将老达领向旁边的904房间——房门内的防护锁被锁上了,男人虽然有钥匙,但也打不开门。

走廊里没有亮灯,看起来黑乎乎的,老达看了一眼门锁,告诉那个男人,只能强行破坏再换把锁了。男人说门打开就行。

老达拿出钳子、螺丝刀准备作业时,门缝中隐隐传来腐败味,有种不太好的感觉。他一边撬锁,一边问男人几天没见着他父亲了。男人支支吾吾,一会说两三天,一会又说可能有一星期。老达白他一眼,说:“你要有心理准备。”男人看着老达,喉结跳动了一下,“嗯”了一声。

五六分钟后,房门被打开了,男人站在门外连续喊着“爸”,没有人应声。屋子里漆黑一片,臭味比刚才更加强烈,男人发慌了,带着哭腔乞求老达:“师傅,能不能跟我一块进去啊?”

因为“开锁不进门”的行规,老达拒绝了他。男人竟然大声哭了起来,老达感到有点恶心,骂了句:“自己亲爹你怕什么呀?”

没办法,老达“破了例”,答应陪男人走到客厅。房子是一室一厅,紧挨着客厅的就是卧室。站在客厅里,老达看到男人去了卧室10秒钟不到就跑了出来,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哭着说他父亲已经走了——目光穿过打开的卧室门,老达瞥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装的老人坐在椅子上,双目紧闭,嘴巴微张,看上去像个蜡像。老人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部手机,电量不足的红色呼吸灯在一闪一闪。

那个男人究竟几天没有见到他的父亲,老人为何要从屋里把防护锁锁上,桌上顺手可拿的手机为何不给儿子拨个电话,这些都不得而知。老达只知道老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安详得让人害怕。

这种开锁让老达很闹心,倒不是见了死人感到晦气,而是这个“儿子”的窝囊姿态让他很不屑——现在的人都在忙着什么,忙到亲爹离开了还一无所知?

老达说,他还开过这样的锁——一个40多岁的男的,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妹妹电话一直关机,去家里敲门也没人答应。他妹妹35岁了,未婚,自己一个人住,他担心可能出了事情。老达领了任务,打开了他妹妹家的门,里面没有人,房间里也没任何异样。

后来男人就报了失踪,公安核对完情况后,发现他妹妹早在几天前出了车祸,因为手机损坏,联系不到亲人,警察就把遗体送去了火化。哥哥再见到妹妹时,妹妹已经化作了一堆灰烬。

老达说,他害怕开这样的锁,转念之间的生死让人喘不过气。但他又有责任去打开这样的门,去看见门内的一切,弥合断裂的伤痕。

由于职业的原因,老达从来不喝酒,不是喝了酒不能开锁,而是喝了酒不能开车,没法开车就没法第一时间到达。

2013年,他买了第一辆车,自此就没怎么喝过酒,取而代之的,是抽得很凶的烟——他每天都要抽掉一包烟,有时甚至是两包,深夜都要咳嗽很久才能入睡。几十年吃饭不规律,胃早就出了毛病,前几年因为糜烂性胃炎,胃被切掉了一半。再加上肩周炎、腰肌劳损,老达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面对这个干了一辈子的职业,老达总有说不出的情感。几十年来,他正是靠着开的一把把锁,养活了自己。他打磨了无数把钥匙,也似乎在打磨着自己。

2020年大年初四,老达一家人围在一起聚餐,他正开玩笑说自己再过3年就60岁了、到时就退休了时,110联动中心领导老吴的电话打了进来。老达笑着对家人说:“你看,领导来慰问了。”然后接起手机,笑着问候老吴“新年好”。可电话中老吴声音很急促,没说几句,就让老达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

“老达,来任务了,区里隔离点4个门锁坏了,现在你要最快速度把它们换好,等下还有密切接触者要送来。注意保密,我现在去店里带你!”没等老达回答,老吴又匆匆挂断了电话。

老达放下碗筷,跟老婆孩子说了句“来活了”,裹上军大衣就离开了。这么多年,家人对老达的突然离席早就见怪不怪。他赶到锁店时,老吴已经等在了门外。

大街上人明显少了不少,每个人都用口罩包住了脸,整个街道看上去有点压抑。

“这是保密协议,看完签上字。”老吴把一份文件摆在老达面前。文件描述了这次任务的性质、紧急性和保密要求,老达要做的就是把隔离点损坏的门锁换成专用隔离门锁。

“房间里有隔离人员,做好防护。”老吴把一套防护服扔过来,让老达穿上,叮嘱他说,防护服好不容易才协调到的,用完后一定要还给他。

这种在手机和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白色防护服,竟然在现实中套到了自己身上——老达接过防护服时,一下子想到了几年前从赵所长手里接过防弹衣的情景。眼前的防护服似乎比防弹衣还重,像一颗沉重的炸弹。

隔离点设置在一个偏远地方的宾馆,宾馆门口用帐篷搭建了一个检查通道,老达在通道口进行了防护,而后经过消毒等环节,进入了宾馆。老达说,穿上防护服开锁,就像戴上手铐脚铐,视线很受影响,动作比平时慢了不少,换4把锁用了半个多小时,其中1把就用了一刻钟——而在平时,这不过是三两分钟的小活儿——这把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隔离人员,换锁的时候老达极不自然,总感觉周围被病毒包裹,一呼一吸都可能被感染。

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老达精神高度紧张,手下一秒没停。换完锁离开宾馆的时候,载有新隔离人员的面包车正好驶了进来。

时过多日,老达对这次开锁经历仍念念不忘,他还将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门发给他的“车辆出入证”拿出来展示,眼神中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但是当我想问及当时隔离点的更多情况时,他就会笑着打起哈哈,重复着那句“这个不能说不能说”,像是在保守军事秘密一样。

与我交谈的一个下午,老达的手机没有接到一个电话,对此他似乎也早已习惯。他用买来不久的泡茶工具不断给我添着茶水,水气与香烟的雾气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夕阳西下时,老达站起身,长长地舒了个懒腰,笑着说:“抽完这根烟,就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