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不会有人否认规模对理解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理论分析中，中国超级巨大的规模，都可以被观察者和谈论者直观地感受到，并在相关的观察和思考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尽管如此，在围绕中国问题的研究中，规模又是一个经常被过于忽略的概念。当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时，规模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规模因素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规模的要素是否可以被充分地概念化与理论化，从而变成分析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演化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分析工具？在通常关于中国巨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诸种流行说法的背后，隐含着何种观察的视角？是否有可能再做二阶层次的观察，从而揭示出这些观察的洞察力与盲点之所在？
上述问题引导了我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的观察与沉思。
一
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柏拉图关于城邦规模的讨论一直是很知名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城邦规模的扩大看作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与党争的根源。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适宜建立在一个离港口不太近，同时又不太远的地方，人口规模维持在两万人左右为宜。亚里士多德也同意柏拉图的看法，认为城邦规模不宜过大。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正是通过城邦才得以“成人”，是城邦赋予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因此，当城邦规模过大时，就要通过某种程序，排解出一部分人另立城邦，从而使得城邦的规模始终保持适当。
隐含在此种理论和实践背后的观念是：城邦必须保持适当的规模，“以确保不多不少地能好好地过有德性的生活”。
雅典狄俄尼索斯剧院（The Theatre of Dionysus Eleuthereus）建造时间可追溯至约公元前6世纪，可容纳一万七千名观众。通过此类遗迹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城邦的规模以及城邦公民丰富的精神生活（来源：wikipedia.org）
当然，正如卢曼所揭示的，在此种关于城邦规模问题的理解背后，还隐含着一种更为深层和普遍的观念，即将世界“看作是一个聚集性的躯体，一个将所有其他生物体都包含于其中的巨大的、可见的生物体”。在这个生命体之中，“存在着有朽和不朽的生命体，人类和动物，城市和农村……”
正是此种隐含的将城邦或国家看作某种“生物体”的观念，定义了欧洲人关于城邦或国家的“正常规模”的理解。这一点在伽利略于一六三八年出版的《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的著作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示。
伽利略根据几何学的原理指出一个常识，即当物体的体积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因为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崩解。即，任何物体的规模都有其天然的限度。由于社会或者国家也被理解成某种物体甚至是生物体，因此它也有其自身的限度。
带着此种社会生物体及其限度的观念，欧洲人在遭遇并观察中国时，就显得有些不太适应。对他们来说，一个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面积的社会文明体，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统一，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有所伸缩，但基本上保持了如此规模的统一状态，这已经构成了对上述常识的挑战。“超大规模”的感受与用法也就由此产生了。
黄仁宇与周雪光在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与治理问题时，也有类似的观察与描述。
例如，黄仁宇一再地指出，由于十五英寸等雨线和黄河泛滥两个基本因素的存在，中国过早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这当然有助于国防与治水等基本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但同样由于规模因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官僚体系在信息的传递、税赋的征收、政令的统一等诸方面都遭遇了艰巨的挑战，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儒家道德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辅助，来形成较为抽象的文化与道德层面的自我认同。
周雪光也进一步在黄仁宇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中国的治理体系，受制于超级巨大的规模及其带来的规模负荷，因此不得不依赖于政治制度与非政治制度之间、中央政令的名与实之间的微妙把控来实现帝国的治理。
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性乃是一个具有直观属性的事实，因此具有充分的经验感受性。就“规模”这个概念而言，人们通常的经验感受就是“体积或者数量的巨大”。因此，当多数人在观察和讨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时，它多数也是指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然而，空间意义的“体”和人数意义的“量”，二者并非总是一致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空间意义上，从国土面积来看，俄罗斯差不多是日本的四十五倍，但二者的人口数量却基本上在一个等级。此外，即便同时在体量方面占据优势，也未必就意味着“规模优势”。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艰难而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如果纯粹从体量规模的角度观察，在制度和实力的较量中，日本应毫无资格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但事实上，以战争这种最极端方式所展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中国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绝对的劣势。这促使当时的军官黄仁宇围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展开了痛苦的反思和再观察。
黄仁宇因此更强调规模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与复杂性。许多人在观察和思考中国的超大规模时，往往也特别受此种观察视角的影响。例如，他们往往指出，由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因此导致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种族、宗教、文化、经济、生活方式、道德等方面差异极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在此种视角中，空间规模被类比于动物的体积，而各种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则类似于动物的骨骼结构。因此关于规模对治理的挑战所形成的“规模负荷”，就类似于动物之骨架所承受的“身体负荷”。所以，通过此种视角的观察所形成的结论，首先是“规模的不可能性”，但是如果当“超大规模”已经变成不容否认的事实时，则不得不将其理解成某种“不正常”的“病态”。此时，规模的发生并非基于内部发展的正常需要，而是迫于外部环境压力与情势下不得不然的被迫接受。
因此，此种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是用“正常组织社会学”的各种既定标准，来勘测“超大规模”在正常组织的正常承受能力和功能发挥方面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大量的中国特殊论，基本上也都是在此种思考范式的基础上的各种发挥和延伸。
二
此种关于中国超大规模性的理解，尤其适合组织社会学层次的分析。它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时面临的诸多内外部约束和挑战，特别具有启发性。但它也有自己的缺陷。因为在此种分析框架中，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基本上是被作为约束性的“规模负荷 ”而发挥作用，因此它就解释不了中国超大规模性的另一面，即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带来的并非仅仅是“规模负荷 ”，同时它也是造就中国之 “世界工厂 ”地位的重要因素，并且恰恰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为中国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市场规模的优势提供了基础。
2011年纪录片《轮回》（Samsara）中关于中国加工制造业的画面（来源：youku.com）
通过中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所带来的规模优势，来解释中国晚近四十多年经济增长的奥秘，这当然没有错，但失之于宽泛。因为，即便是十九世纪的中国，其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也已经远远超过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但这并没有在中西竞争中带来比较优势。
因此，光靠统计数量仍然解释不了中国发展的奥秘。数据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信息，隐含在数据之中，甚至逃逸于数字之外的结构问题，才是解释的关键之所在。
在这方面，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的于向东对中国八十年代经济增长的一个观察和解释就特别有意思。当我们观察和解释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合法化等重大政治决策的做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此之外，于向东还观察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县乡级公路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他指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这一条条乡村土路的开辟与互联，像毛细血管一样，使得当时乡镇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农产品能够以初级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的方式连接到更大的经济网络之中。
这个解释富有启发性。如果人口与人口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不能够较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进一步连接到更大的经济网络之中，则由这些人口和地区所并列组合而成的数字的庞大就没有经济的意义和重要性。恰恰是此种人口与人口之间的连接可能性与连接的形式，对我们观察和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成长更为关键。
因此，可以进一步说，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口、地区性资源等生产力要素被更快和更好地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多层次的互相作用的经济网络，中国的体量规模的潜力才真正被释放出来。
于向东的观察特别着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经济面向，但中国社会四十多年的演变，并不局限于经济面向，而是全面的社会变革与演化。因此，该观察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释经济发展，更可以启发我们观察中国近四十多年来社会整体的演化。
由于传统中国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局限，以及编户齐民等户籍制度的作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性并不强。这就意味着，在传统中国，大量的沟通都是本地化的沟通，那种跨地域的、远距离的沟通，往往局限于官僚系统、宗教系统、文人系统等狭隘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演化的诸种特征与局限性。
晚近四十多年，此种状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如果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初级乡村公路系统的建设，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经济的振兴中发挥了非常关键而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航空运输系统、高速公路系统、电子通信系统的快速发展，已经进一步地将中国社会不同地区和个人关联起来了。
2019年2月22日，北京西站。©东方IC
这不禁让人想起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史家和媒介理论家哈罗德·伊尼斯早期的一项研究。哈罗德·伊尼斯在研究加拿大铁路网的历史时，并不仅仅将铁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放到经济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将其看作是某种运送人口和货物的方式，同时也将铁路网看作是传播信息的沟通媒介。
因此，在哈罗德·伊尼斯的视野中，铁路网的建立和完善，也有着远超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哈罗德·伊尼斯启发了后续学者对媒介的理解和研究，让许多学者都看到了诸如铁路等交通运输系统对社会演化的结构的潜在巨大影响。
三
那么，铁路、公路、航运、通信、互联网等演化成就的涌现，除了在经济层面释放中国的规模潜力，形成中国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之外，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化究竟有何重要作用呢？
答案当然是复杂的，因为社会演化的复杂性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观察，也远远超出本文的容量。我尝试给出的一个大为简化的答案也许是：它们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提升。
超大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复杂性的提升。英国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一九五六年写作的名著《控制论引论》中就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规模与复杂性并非一回事。
艾什比的例子是太阳系行星。如果纯粹从规模的意义上讲，谁也不会否认太阳系的规模。但艾什比却指出，由太阳和九大行星组成的太阳系其实是一个低度复杂的系统，虽然每个要素的规模巨大，但要素数量稀少，相互的关系也比较简单和稳定。因此，规模与复杂性并非一回事，规模大也并不意味着复杂性就高。
那么，规模和复杂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卢曼在《社会的社会》中关于复杂性的阐述，很富有启发性。卢曼在最抽象的层面将复杂性理解成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连接）可能性。最复杂的状态当然是毫无秩序的混沌状态：存在着无数的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要素，其中任一要素都与其他要素之间存在着连接的可能性。
人类一定忍受不了此种混沌状态。因为人类的生存以秩序为前提。稳定秩序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本体论安全感”。所谓的秩序，就是结构化了的复杂性，也就是在某些要素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联系。
对于任何秩序来说，复杂性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条件：
首先就是要素的数量。在同等条件下，要素数量越大，秩序范围内的复杂性程度就越高。许多人将规模理解成复杂性，基本上就是以此为基础。但复杂性程度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这一个条件，它同时也取决于另外两个条件。
其中之一就是要素的异质性。如果要素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要素之间高度同质，那么由要素组成的秩序系统内部的复杂性也不会很大。与此相反，尽管要素的数量不是太多，但是要素之间是异质性很强的，那么也可以提升秩序的复杂性。
第三个条件就是要素之间的连接。假设要素数量很多，同时大量要素之间也是异质的，但如果诸要素之间是相互隔离的，或者说相互并不发生关联性，那么系统内部秩序的复杂性也不会提升。
借助于卢曼的这个理论框架来观察中国的规模与复杂性问题，便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但低度复杂的社会。而当下中国则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如果将铁路系统、公路系统、移动通信、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都看作传播媒介的话，则各种新型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是中国社会迈向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重要条件和诱因。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个转变过程，不妨将其称作“从超大规模社会向超大规模复杂社会”的转变过程。
要素与要素之间发生联系之后，要素就有可能被“赋能”，因为通过整个沟通网络或交易网络的衡量，它的价值和效用就得以被重估，从而拥有了全新的价值与能量。这就进一步激励了更多仍未被连接的要素寻求接入网络。变化不仅在于要素与要素之间从“无连接可能性”到“有连接可能性”，并因此增加要素连接的各种全新可能性和机会，更大的变化还在于，沟通的类型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
尤其是，这使得在场者之间的互动型沟通之外，各种非在场者之间的更为抽象的沟通类型大量涌现出来。而在此前的中国，除了发生在政治中心之上层结构的贵族和官僚阶层中的沟通之外，广大边缘和基层地区所出现的沟通，基本上都是在场者之间的“互动型沟通”。
古今中西，概莫能外的一件事情是，各种不在场者之间的沟通往往是随着文字、印刷、交通、互联网等各种新型传播媒介的涌现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场者互动与不在场者互动之间存在着许多本质性的差别。
例如，在场者互动中更多地依赖于情境化的互相感知与预期，因此拒绝沟通的机会往往被严重地限制，很多时候拒绝沟通就意味着强烈的冲突。而当不在场者借助于文字等远距离沟通媒介的帮助进行沟通时，因为时空的分隔与距离的存在，非在场沟通者就有了冷静反省的机会，各种怀疑和拒绝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拒绝的能力和手段都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在主流社会之外，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和非主流就有了更多的容身之所。这就给社会的演化储存了更多的可能性。
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社会的演化中，印刷术并未发挥出其在西方社会演化中发挥的作用。但最近四十年间迅速普及的各种新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媒介，也许将发挥当年印刷术在西方社会演化中发挥过的作用。全国性沟通网络的涌现，不但带来诸多经济和发展红利，以及各种“规模优势”，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风险和挑战。
例如，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系统对个体的赋能同时伴随着对个体施加各种规范性束缚的神圣传统的消解，这就意味着，个体正不断地走向“自我化”，从而越来越成为进行理性计算、自我决策的“个体”。更抽象地说，当要素之间联系起来之后，由于各要素都是自我决定的，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超大规模复杂的社会，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风险社会。
这样一个分布式计算的超大规模的风险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非一目了然”的社会。无论任何人，无论他身处社会的何种位置，他都很难真正做到居高临下地俯瞰整个社会，并将整个社会一眼看透。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导致了社会的各种不透明性的出现。这对于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来说，当然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
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个人日益从各种各样的传统共同体中“脱嵌”出来，从而越来越面临着孤独地面对整个抽象的现代世界的生存处境，孤独和竞争性焦虑变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如何可能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人的个体伦理学，从而实现当代中国人的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成了一个非常艰巨而又重要的问题。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沟通媒介，尤其是各种传播性的沟通媒介对于这个正在出现的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性媒介乃是这个社会出现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原因。
社会演化的复杂性往往远远超过我们的观察和估计，多数时候，社会的演化和变迁往往是多种原因、多个因素、不同面向的事实非共谋地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例如，居民身份证制度对于中国内部人口流动的意义显然并不弱于交通媒介的作用。而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义务教育系统的建立和成功，由此导致我国人口基本素质大幅度提升这一因素也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