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语：媒介即人的延伸，这是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那在某些情境下，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畸形延伸？

谈及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我们更倾向于持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或是惊叹于数字媒介的日新月异，或是赞许它带来的诸种便利，期待媒介技术的发展能够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不过这几年，在主流声音外，“技术对身体造成的痛苦”逐渐引发关注。如今，随着手机与电脑等数字媒介的大范围普及，人类在使用媒介过程中体验到的身体的痛苦感成为现代人不可忽视的议题。

久坐的程序员得了颈椎病、长时间刷短视频让人感觉头晕目眩、为了抢网红直播间的优惠券得了腱鞘炎、甚至离开了手机都无法生活……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人的延伸”，那在某些情境下，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畸形延伸？

本期全媒派将试图回应媒介使用与身体体验的关系：当我们在使用媒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痛苦体验？媒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形塑作用？此外，这种切身的体验又能启发人类对于身体与技术关系问题的何种反思？

一、媒介之痛：生理与精神的双重“折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听到过太多以舒适性为卖点的技术创新：

例如：当下几乎所有的电子屏幕都内置了“护眼模式”，以缓解使用者的眼部疲劳；为了减轻颈椎病、腱鞘炎的痛苦，所有的办公用品都要冠以“人体工程学”的名号来标榜其设计之精妙……

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广告宣传，关于技术发展的主流叙事便开始了——技术的发展似乎真的如保罗·莱文森所想象的那样，不断朝着“人性化”的趋势无限迈进。

然而，这种叙事往往只强调了技术发展之“果”，淡化了其进化之“因”。换言之，如若没有技术使用过程中人类身体切实的痛苦体验，又何来技术发展的人性化感知。

回顾历史，技术对人身体造成的痛苦体验，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件新鲜话题。

早在1936年，卓别林在自导自演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中就深刻地讽刺了“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对工人身心的摧残。我们常说的各种“职业病”更是这一现象的有力注脚，例如教师群体的“尘肺”、矿井工人的“硅肺”、介入科医师易患的“辐射病”，甚至一些职业乐手因为长时间使用乐器而成为“腱鞘炎乐手”……

媒介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副作用，也符合类似情况。回顾历史，这个问题在“电脑时代”就已出现。

1981年，杂志Human Factors曾推出专刊，集中讨论关于“工作环境中的电脑”这一话题。[1]当时，“台式电脑”已经逐渐应用于美国社会的各个工作场景中。因此在各个工作部门内部，专门进行电脑操作的职业工人也迅速变多。

在这期杂志中，刊登了一篇题为“电脑使用中的健康抱怨与工作压力”的研究。此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同一工作环境下，专门的电脑操作员相较于从事其他工作的员工，会产生更多有关身体健康问题的抱怨。例如，他们会更多地感受到眼睛的不适、肌肉的酸痛，有着更大的工作压力。[2]

如今，手机的出现让上述痛苦有增无减，以至于当我们提及“低头族”这一词汇时，常常能联想到手机造成的身体病痛。颈椎病、肌肉劳损、干眼综合征、脱发等病痛似乎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折磨。不少年轻人的“家族群”中也经常收到长辈们转来的关于戒除“手机病”的推文。

除了这些直接可感的痛苦，手机使用还在我们的精神层面带来了更为深远而隐蔽的影响。例如，我们会发现自己在长时间使用手机后，难以集中注意力。

美国传播学者罗伯特·哈桑在《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与政治》一书中指出，数字媒介迫使人们保持着一种“随时在线”的状态。这种状态将使用户持续对媒介信息保持关注，从而在现实空间与媒介空间中来回穿梭，呈现出一种“慢性注意力分散”的状态。[3]

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日常生活会平添更多焦虑感。它或许来自于手机提示音对日常生活节律的打扰，也可能拜社交媒体高速运转的信息流所赐。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我们离开手机后会陷入极度的不安——因为习惯了“随时在线”，“掉线”则成为一件无法接受的事。

二、媒介之手：深度干预人类日常生活

媒介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个体的知觉层面，我们身体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与生命节律，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媒介形塑的。

不妨自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空间？我们对它的认识到底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介？

如果将媒介这一变量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或许会震惊地发现，人们平日里的日常消费行为离不开支付平台，对城市交通路况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手机地图，对于城市著名旅游景点的认知则离不开点评类App；甚至当我们想要购买每天的食品与生活用品，都很难离开手机上的外卖和购物平台。

更重要的是，媒介非但像上述例子中那样影响着我们对生存空间的认识，这种认识还反过来形塑着生活空间本身。

比如我们初次造访某一城市时，常常会有意地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各类“网红餐馆”，并依照其口碑的好坏进行筛选。当我们以“网红餐馆”来称呼它们的时候，实际上更多地关注了它的“红”，而忽略了它“依网而红”的特质。

以至于我们会常常忽略：城市空间中的餐馆首先要在网络上收获良好的口碑，才能为线下的收益提供十足的保证。

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已经离不开各种媒介以上诸多事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但所有的“理所当然”都是建立在拥有媒介这一基础上的。如果搁置媒介于一旁，那么我们现代人的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同样，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自己，媒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时间与生活节律？

对于无数的“打工人”而言，上班与下班时间界限的消失，或许是对于这一问题最真实且不堪重负的回答。因为手机与社交媒体的存在，即便是回到家中，“打工人”们仍然会活在手机支配下的恐惧中。

尤其对于记者、金融界人士这类需要随时关注社会与行业动态的从业者而言，由于他们的工作越来越依托于媒介而进行，这种“全天候工作”的状态甚至演变为一种工作需要。

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身体的生物钟也常常被媒介搅得一团糟。面对手机中眼花缭乱的信息、短视频、直播，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无意识且无止境的手机使用当中。正如我们常常自嘲：不管有多困，睡前总要玩一阵子手机才能安心入睡。

至于其带来的后果，胡翼青教授曾判断，“这种状态的持续甚至与浏览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多大关系，而只是一种意识恍惚的机械行为，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个体就寝时刻日复一日地往后推迟，以至于走向社会整体性的睡眠终结。”[4]

三、媒介之思：处理好人与媒介的关系

不论是媒介给人类身体带来的痛苦，还是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形塑，似乎都在提醒着我们：人类栖居之所均有媒介建构而成，生存于其中，注定难以逃脱媒介的规训。但实际上，人类绝非只能默默承受着媒介及其变迁对身体的折磨与改造，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绝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决定与驯化。

在《个人电脑如何伤害了人类的身体》一文中，作者Laine Nooney以“电脑给人类身体带来的痛苦体验”为核心线索，详尽描述了人类使用电脑的痛苦体验是如何一步步地推动了电脑的发展与创新。

例如：作者在文中解释了电脑的显示器、键盘与鼠标等多个操作部件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缓解使用者的痛苦。可见，电脑的“进化”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身体“抗议”的结果。

同时，作者明确指出其采用以上视角的意图：即“从电脑使用带来的痛苦体验来考量电脑的历史，就是要把身体、使用者与使用行为的重要性置于硬件、软件以及发明者之上。”[5]

换言之，媒介技术发展史的书写者，往往会将其写成一部技术创新的辉格史，忽略了技术与人丰富而鲜活的互动史。而后者无论对于理解技术的发展，还是反思身体与技术关系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技术与人的身体相互融合互动的问题，学者哈拉维在1985年就予以关注，并提出著名的“赛博格宣言”，她将赛博格定义为无机物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物。

同样，许多科幻小说、电影基于类似的想象，描绘出生动的“赛博人”形象。例如《终结者》中飞天遁地、无所不能的“终结者机器人”、《黑镜》中大脑被植入芯片的芸芸众生。

这些科幻作品中的赛博人形象，常常蕴含着创作者们悲喜交织的矛盾情绪。乐观派幻想着技术赋能后的人类能够成为超人般的存在，悲观派则对技术支配人类身体抱有深深的恐惧心理。

但如果将文学影视作品中创作者刻意营造的戏剧性因素抛开，回观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当今时代似乎有些人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赛博人。如前所述，城市空间、衣食住行，无不依托着数字媒介而展开，以至于当我们离开媒介时，生活本身都将寸步难行。

发展至今的数字媒介早已不是一种挥之即来、招之既去的工具，而成为了人类身体中不可或缺的器官，与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正如孙玮教授所言：“传播的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

因此，媒介融合不可能仅仅从媒介本身理解，而是进入了重造主体的阶段。[6] 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或许不再应该问“媒介对我们的身体做了什么”，而是应该问媒介是如何与我们的身体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融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当我们怀揣着这样的问题理解媒介时，就不必因为“囚禁”在媒介的牢笼中而恐惧。

我们身体感受到来自媒介的痛苦与折磨、日常生活受到的来自媒介的规训，实际上是一种来自人类身体的反馈信号。正是这些体验，不断提示着我们栖居于媒介之中的真实状况，也正是这些体验，在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成为改善我们生存环境的经验材料。

因此，对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而言，推动科技向善很重要，学会如何与媒介技术共处、学会妥善处理媒介体验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