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很多家长“鸡娃”的主要驱动力。倘若孩子天生就立志前排，为人父母者三呼幸运；如果“不幸”自己的孩子落在了后排，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推其前行。教育的军备竞赛就这样愈演愈烈。教育变成了一场随时随地的排位赛，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每时每刻都需要比身边的人跑得更快。
望子成龙，父母常情。但父母主要在意的是前排和后排的区别，从没有仔细想过只要有排序、有考核，总会有人落在后面，也很难深入思考现有排序与考核的得失。更有甚者，力争前排变成了不遗余力，焦虑和内卷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博得众人喝彩的原因。
其实早有先贤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以学业分数来衡量每个孩子，无疑是让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削足适履”，如果以成绩来区分人的聪明和笨，在如此多元的社会更会扼杀无数创新的种子。
管理大师汉迪在写给年轻人的新书《成长第二曲线》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把人生看成是一场又一场的锦标赛，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比赛，不应用竞赛的视角去看人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赢家太少而输家众多。
围绕“双减”的讨论，归根结底要解决的是如何走出全民“囚徒困境”的问题：每个人站在“自以为为孩子好”的立场出发的“鸡娃”努力，以及与教育体制的博弈，却可能演化成全民浪费、教育失衡、人才畸形的三输结局。
本文希望从以下五层问题去破题：因材施教与应试教育的矛盾；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么分流；为什么教育减负之外还需升维；家长怎么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材施教与标准化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为人父母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孩子的多样性，希望给孩子因材施教的机会，不希望标准化考试两考定终身。但上大学、上名校，依然是大多数父母的奋斗目标，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孩子的未来。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的数据显示，接受高等教育乃至硕士博士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红利越来越高，也促使了全球对密集式教育的追捧。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样证明，受过大学教育，尤其是名校大学教育的毕业生，未来的收入更可能要高出一大截。
对许多家长而言，进入985/211大学是大多数孩子未来保持中产生活水平的必须，挤破头也得争取进入。问题是，尽管屡屡扩招，名校仍然僧多粥少，进入名校也基本上只有考试一途。“双减”值得庆贺，但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进入名校的问题，竞争丝毫不会减少，只会催生各种“暗度陈仓”的行为，加剧焦虑。
所以要走出教育的“囚徒困境”，就需要理解这种两难：除非有多种道路能够让孩子上名校，或者能保障即使不上名校，孩子只要因材施教发展，仍然能过上中产的生活，否则许多家长仍然会在“鸡娃”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当然，这一分析是站在都市阶层的立场。中国发展不均衡，城乡教育依然存在明显鸿沟，对于农村的孩子、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而言，高考虽然是独木桥，却依然是一条相对公平的改变人生际遇的路，在探讨高考改革——相信这也是很多都市家长希望在“双减”之后看到的——绝不能忽略给那些原本教育资源就少，父母能提供给孩子的额外补助也少的一大群人。
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相比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具全局性。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业向知识经济的大转型，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大转型。知识经济和创新型经济都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知识经济并不等同于白领工作，创新型经济也并不能直接与发明和创业划上等号。
知识经济中，每个人可以调用的知识储备和资源都极大丰富，但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复杂未知的新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没有正确的标准答案，靠个人的单兵突进也很难有效果。
应试教育通过大量刷题让孩子对确定性问题、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产生肌肉记忆，却忘记了时代在飞跃。在数字时代，无论是计算，还是知识性/资讯性的问题，答案都唾手可得，几乎零成本。难的是学会怎么去使用工具、怎么去查找资源、怎么去重新组合知识、怎么去组成团队、请教专家、怎么去剖析问题，甚至是怎么去问出好问题。
知识经济给各个层级的教育都提出了新课题。记忆背诵型的学习方法需要转变成为分析思辨型的学习方法，需要培养孩子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不唯权、不唯上、愿意尝试、愿意实验、学会科学思考——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理，任何议题都需要经历假设、实验、证明/证伪的过程，训练团队合作。
创新也不只是发明。我们需要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同样需要各行各业的创新者。
创新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我们熟知的硅谷式的创新，以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智能手机为例，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改变全人类工作和生活的习惯；第二类则是成熟产品的设计与改进，各种以人为本的创新，中国市场中常见的应用创新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则是基于山寨的创新，商业世界中的抄袭很常见，但从做中学，山寨之后可以做得更好，能够在细分领域内成为领头羊，也是创新， 以台积电和富士康为代表；
第四类则是规模化制造中的创新，以深圳为代表，拥有多层次的供应商体系、充足的工程师人才、可以迅速按照创新设计把各种不同零部件组合起来在很短时间和有限条件下规模化生产。
无论是知识经济还是各种不同创新的发展——在中国四类创新都有鲜活的例子——都需要多样性人才。这就给目前的教育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我们需要一改应试教育以筛选会考试的人才，或者筛选“聪明”的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体系，转而去探索如何培养和考核多样化人才的教育体系，这当然也需要学校、市场、家庭各方的努力。
首先需要做的是弱化分数主义和分数排名。理解分数主义，需要了解“信号”的理论。“信号”理论强调，无论是考高分还是进名校，其关键不在于教了什么，学了什么，而在于向市场去表达一种“我聪明能干，我会学习”的信号。显然，随着内卷的加剧，这种信号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
其次，我们必须正视过度竞争的应试体系呈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改变就无助于我们应对未来的挑战。
应试教育给失败以惩罚性的后果，考试失利往往带来巨大的人生转折，没有以退为进的机会，缺乏多元的发展道路。应对未来的挑战，需要鼓励的是尝试和拥抱失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不是给失败贴上无能甚至愚蠢的标签。
应试教育的景象是所有学生为了登山在全力冲刺，而且，所有学生的目标都是同一个山头。对标准化测试的重视导致教育的同质化，这就堵上了思维重组的可能性。而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合并式”创新，把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联结起来。
多样性带来更大的重组机会，只有当不同学校之间仅有核心科目课程一样，其他科目百花齐放的时候，也只有当同一学校的学生可以将不同的学科进行组合，求知若渴，上下求索的时候，整个社会潜在的创造力才能够被释放出来。
第三，鼓励创新学习需要强调好奇心的作用，鼓励自由探索。到达顶峰的路远不止一条，需要给学生以自由探索的空间和实践。
简言之，面向未来的教育，需要发挥孩子的自主性，鼓励多样性，推动知识的重组，加大对失败的宽容。
如何分流？
同样，即使是知识和创新经济，仍然需要大量不同的劳动者。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要上大学，何时分流，分流到哪里，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索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解答如何分流的问题，仍然可以从未来经济的需求入手。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不只需要创新人才，领军人才，也需要大量的动手能力强、学习能力强的一线人才。
以技术工人为例，我们未来还需要生产线上、装备线上的工人么？问问富士康就知道了。不断增加机器人的使用和不断推动工厂的自动化一定是未来，生产线上的技术岗位一定会越来越少。
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工人呢？如果从四类创新的分析维度出发，不难发现，有更多新的技术岗位正在被创建。未来需要的是能够与知识经济很好衔接，同时动手能力又特别强的技术工人。很多成熟市场已经发现，实验室里，创新工坊里，最缺的是那些能够为科学家、工程师、研究者提供重要辅助工作的技术工人。他们需要能读得懂研究报告、有能力与研究者沟通、能使用更加复杂的机器。
同样，在“人+机器”的时代，大量重复劳动会被机器所取代，但是与人沟通的服务型岗位会创建得更多。例如，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和医疗服务的护理岗位需求将激增，远不是机器人可以满足的。同样，以医疗成本占GDP的比例，中国相较于OECD国家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可以想象，未来整体医疗行业的增长和远程医疗、虚拟问诊等方面的发展，将创造出大量能够利用远程医疗工具，贴近病人提供服务的护理岗位。
沿着这一思路分析下去，需要在大学为基础的人才供应链之外，大力发展新一代技术岗位的职业培训，职业教育的学生并不需要专业研究的学科素养，但需要有坚实的知识储备——至少相当于两年专科或者美国社区大学的水平——能够读懂专业相关的研究报告，有不断学习的能力，同时有着很强的技能培训、动手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如果从就业人口的视角去审视，研究教育转型的《爱、金钱、孩子》一书中就提出，职业教育的另一重点应帮助大量的技术工人转型。书中引用大量数据证明，之所以欧美产业工人失业之后虽然在服务业找到了工作却无法再继续中产生活，起重要作用的是供求关系：如果大量低教育人口涌入市场，低端服务业的工资只可能是每况愈下，接近最低工资——想象一下在麦当劳里打短工的人。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转岗培训，那么进入低端服务业的人数减少，供求关系转变也会推高整体工资水平。
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前瞻判断、在培养技术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同时奠定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提升转岗培训，这些都是在高等教育前的分流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到两点：一方面推进“共同富裕”，缩小新时代的“脑体差别”——其实未来的分流不再简单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别，更多是研究管理岗位与一线执行岗位的区别；另一方面则需要消解为人父母对技术和服务岗位的歧视，确立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以帮助孩子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为目标，这样的转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教育改革除了减负之外，还需要升维
大城市里小学放学蔚为大观，交警会为家长车辆临时停放划出几个特定的街区，等待孩子的家长一层又一层，过马路的家长孩子队伍常常需要交警维持秩序……很难想象，仅仅一代人之前，挂着钥匙上学，孩子独自回家还是常态。接送孩子成了每个工作日的大事，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也是“双减”之外，需要全面审视教育的一个鲜明例子。
除了学业的减负之外，父母需要克服过度呵护的安全观。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伴随着虎爸虎妈出现的是对孩子安全的过度呵护，家长试图安排好孩子的一切，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家长的掌控之中，一些学校甚至尽可能减少孩子课外在教室以外的活动，怕任何的摔倒跌伤惹来麻烦。
家长对孩子过于呵护，过于注重安全，其实会产生许多副作用：自主能力弱、心理脆弱、抗打击能力低、缺乏风险意识……这些都会妨碍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
有心理专家就提出，家长应该让孩子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学会管理风险，甚至应该在可控的情况下，让孩子亲身经历小的风险，这才能帮助孩子形成风险意识，更好应对生活中的危险。
孩子心理问题频发，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成了“温室里的花朵”。不要担心孩子走弯路，路还是得孩子自己走。家长走过弯路，所以希望孩子能够走得直，初衷很好，却违反发展规律。年轻的好处就是试错成本低。一切都安排好的轨迹，孩子并不一定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失败也是一种经历，只要最终能回到正道上，完全可以有所放手。
同样需要家长和教育机构共同努力的是在减负之外的升维。孩子目前普遍缺乏青春期教育，缺乏生命教育，缺乏安全教育。当孩子上大学之后，从父母的呵护和监督下突然获得自由，一下子会凸显这三种教育不足的问题。家长和教育机构需要在青少年阶段加强这三种教育，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的身体，正确对待性/处理性关系，懂得生命之值得珍惜。
升维的另一个层次是扩大新技术在教育的运用，推动因材施教，为未来“人+机器”的时代做好准备。
最近元宇宙的概念很火，未来的教育会不会给每个孩子配上一个NPC？元宇宙——即高度逼真提供沉浸式体验的虚拟世界——会给未来的教育带来本质的改变。
现有教育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不能很好地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抓住孩子的注意力，鼓励孩子之间、孩子与老师、孩子与家长的互动。
元宇宙带来了颠覆的机会。元宇宙世界中的教育，首先会让孩子对学习感兴趣，一改枯燥单一的说教，变成灵动三维立体的展示，并鼓励去探索未知。
其次，它也会更大程度的推进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点，知道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查找资料，询问专家，解决问题。第三，它也会帮助孩子在未来“人与机器”的世界中更清楚人的意义：人的优点是建立连接、思路的碰撞，感情的交互、共情等等。
而在这样元宇宙教育的世界中，NPC/虚拟助教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推动孩子从正确答案的肌肉记忆向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协作转型。
家长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爱、金钱、孩子》提出，过去几十年全球教育的发展，最起码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父母专断式的教育方式已经落伍了。鼓励孩子挑战权威，比较早地形成自己的独立性格，是适应未来发展的基础能力。
学会放手很重要，家长不可能包办孩子的一切，更不应该替孩子决策。社会面临巨大颠覆，尤其是技术带来的快速迭代，即使有前瞻性的父母也没有办法保证按照自己计划中教育出来的孩子能够适应未来的环境。归根结底，孩子还是需要学会在复杂环境中自己去做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肩负起责任。当然，我们也需要营造环境，尽可能减少孩子的试错成本。
过度呵护孩子，未来的问题会更多。欧美日本出现的NEET一族就很有代表性，美国和南欧都有30多岁还没有从家里搬出去的现象，日本更有人数超过一百万的“宅在家”什么都不做的年轻人，足不出户，靠啃老过活。
关键是，父母老了病了该怎么办？
归根结底，家长需要认清楚自己的角色，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体现为父母需要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和多样性，为了孩子能够适应未来而培养孩子形成好的品格、好的习惯、学会待人接物的礼节、鼓励好奇心，同时帮助他学会应对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有所不为，则体现在明确家长的角色上。许多家长总是恨不得替孩子在“赛场”上比拼，但实际上在很多阶段，学会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拼，培养孩子自主性很重要。
为人父母，需要清楚自己最多只是一个教练的角色，学会倾听，学会和孩子一起总结，理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很关键。
当然，教育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每一方的参与。一方面需要有足够的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教师人才的投入，确保新的教育模式可以被开发、被推广；另一方面要改变教学的文化，从垂直的变成水平的，从灌输式样的变成参与式样的，从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零和竞争，到鼓励团队协作，让这样的文化能够更适应未来的发展，帮助孩子培养适应未来未知世界的能力。
最终，无论是前排的孩子，还是后排的孩子，都希望他们成为可爱的孩子，保持好奇心，有努力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期待整个社会并不会忽略弱者，而是花更多精力和资源帮助失败者找到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