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座拥有2154万人口、16410平方千米土地的超级都市里,我们究竟多大程度上了解自己的生活?今年秋天,许多人因为从城区树上肆无忌惮掉落的毛毛虫,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这种通体黑色,身长3-6cm,披着白色硬质毛发的“毛毛虫”突然密集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惊慌的尖叫声不时从角落传出,用来避雨遮阳的雨伞似乎有了新用途。人类建立的秩序在虫子这里通通失效——衣香鬓影的市中心和人迹罕至的远郊在它们这里毫无区别,最重要的是树叶要合口味。梧桐、杨树、榆树之类的最佳,菜叶子倒是平平无奇。城市街道旁、广场舞音乐充斥的公园里,社区停放的私家车玻璃上,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在社交网络,有人控诉毛毛虫已经登堂入室,爬到了自家的天花板上。
很多市民第一次知道,这种动物并非普通的毛虫,而是美国白蛾的老熟幼虫,属于660多种外来入侵生物之一,目前正在下树化蛹的阶段。等挨过漫长的冬季,到了春天,它们羽化而出时,会变成人们更熟悉的蛾子。翅膀雪白,少数腹部有灰色斑点。
事实上,它已经在人们视而不见的地方存活了许多年。没人能讲清楚美国白蛾究竟是如何进入中国的,研究者们得出的最靠谱推断是,它们通过飞行能力主动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1979年,在辽宁省丹东县,美国白蛾第一次被发现。
那时,美国白蛾已经以老家北美洲为原点,越过大西洋,征服了缺少天敌的欧洲。人类世界爆发二战期间,是它们扩张的黄金时代,跟随军用物资,它们轻松抵达数个国家。
在中国,城镇化建设给美国白蛾提供了拓展疆域的契机。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中国第一批外国入侵物种名单上所说,是因为有渔民捎带木材才将白蛾从辽宁带到山东荣城,后来由于飞机空运木质包装箱,它又出现在陕西杨凌。如今,美国白蛾已经在国内13个省份、607个县级行政区安营扎寨。
大多数时候,除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林业部门和部分地区的农民,它们与普通人相安无事。中科院动物所的昆虫学博士李国成在北京呆了4年,自己本身就是做蛾子研究的,但在今年北京白蛾疫情爆发前,他对这种生物一无所知。“前两年我根本就不太知道这个东西。我是做嗅觉味觉的,关于做美国白蛾的研究几乎没有。”他说,就算在科研领域,这也是绝对的冷门。
今年是个例外。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北京这座城市经历过62次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27.4毫米,跟常年同期比起来,多了近七成,成为近20年降雨量最多的夏天。对于美国白蛾,这种湿度大、温度适宜的天气是扩大种群的绝佳时机——繁殖率高,且雨水冲刷,往年人类的防治药剂作用有限。
就连李国成就读的中科院也没能避免美国白蛾的侵袭。园区内的法国梧桐树叶是白蛾幼虫最爱的食物之一,曾经的梧桐林荫道在这个秋天成为学生们的噩梦。一位园区修剪绿化带的工人说,在过去的这个9月,他在园区来来回回打了好几次农药,每隔几天还要拿扫帚清理路面。但李国成说,现在喷洒农药已经太迟了。幼虫一共7龄,药物对1~2龄之间的虫子最有杀伤力,5龄之后,幼虫下树化蛹,药物的效果变得不明显。这时候它们已经进入暴食期,每天的唯一任务就是吃树叶。
在中科院,美国白蛾偏爱北餐厅那块区域的树,“气味特别重,油烟的味道,饭香味,还有很多垃圾堆,它就很喜欢。”这段时间,白蛾幼虫会吃下远超自己体重的食物,随后在城市的缝隙里暂时隐蔽,等待冬去春来。
前几天,李国成的导师让他们抓几只白蛾尝试做嗅觉味觉的实验。他解释,白蛾幼虫会通过触角产生嗅觉,类似于人的鼻子。而味觉集中在口器上面的众多感器上,类似人的嘴巴,能够感受到叶子上的糖,还有苦的东西。李国成和师弟就地取材,直接在园区的梧桐树上用镊子和试管取了十几只白蛾幼虫,用切片把头剁掉,再用银丝将头里的感器推出来,放在仪器上,另一侧放上蔗糖,用来测试他的味觉。
与脆弱的人类生活相比,美国白蛾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李国成说,把它们的头部剁掉,身体还会动很久,幼虫在断食状态下可以存活10天以上。一头雌蛾最多可以产卵2000粒,有专家称,如果放任一对雌雄白蛾成虫不管,随其自然繁殖,等到第三代时,最多可以产生2亿只幼虫,能够吃掉100亩杨树林,这被林业工作者称为“无烟的火灾”。“这个虫子破坏力这么强?因为它们生命力实在太强了。”
在中国首都,美国白蛾上次如此受到关注是在2008年前后。那时,整座城市都在为奥运会做准备,“绿色奥运”是必须要达成的工作要求。当年4月,国家林业局在北京专门召开过美国白蛾的防治工作会议,部署防治工作,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陕西6省市政府签订了防治责任书。
互联网留存了当时这座城市如临大敌的痕迹: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市区就增设至1500多个监测测报点,由近2万名生态林管护员进行全天候严密监测。当年,国家林业部门在北京布置了“人盯树”的战术,“每棵树都要盯”“不能让绿色奥运毁在小小白蛾手里”。
美国白蛾幼虫 供图:陈欣欣
在2008年,山东也同时爆发了白蛾疫情,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山东大学后勤保卫处在当年发布过一则公告:历下区园林局为消灭美国白蛾发起有偿收集活动,按照每个0.1元的标准进行奖励。学生收集好之后,可以拿上身份证,在园林局一手交虫,一手给钱。
胡宪亮至今记得当时的场面,“城区、农村,高速公路两边全给你吃光,幼虫多到要用扫帚去扫”,他说,如果你回到当年山东的杨树林,在林间穿行,能清楚听到白蛾幼虫在蚕食树叶的唰唰声,很整齐。
当时他43岁,已经在济南一家央企工作多年,2004年央企改革,时兴买断工龄,他身边的同事纷纷另谋出路。他等待了4年,终于等到命运的垂青。那年,在一次饭局上,他听一位林业局领导提到美国白蛾的疫情,意识到这或许是巨大的商机,果断辞职,召集了几位做科研的朋友,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出一款美国白蛾杀虫灯,之后建立公司,开始做起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服务商。主要的商业路径是,研制杀虫灯、预警监测设备,再将其卖给政府、物业、公园。
胡宪亮如今是济南祥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林业高级工程师,在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做兼职教授。从2008年至今,他所在的公司一路跟随美国白蛾的足迹扩大商业版图,从山东一直推广到江苏。我问他,今年美国白蛾大爆发,公司的销售量是不是令人惊喜?他在电话那头苦笑一下,说,按道理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对美国白蛾的防治早已不是技术问题,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现实状况远比攻克技术、研制仪器复杂得多。
目前的防治手段里,释放天敌是最为环保的一种。今年,为了防治美国白蛾,北京大兴区释放了2亿只周氏啮小蜂,这是林科院首席科学家杨忠岐在1984年发现的美国白蛾“本土天敌”。可以在美国白蛾的老熟幼虫或者蛹期寄生,食取组织液。
周氏啮小蜂,7月14日,鼓楼东大街
胡宪亮说,在基层政府那里,农药防治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成本低,见效快。
他算了一笔账。在所有防治手段中,人工剪除网幕,清理毛虫太麻烦,要浪费大量人力。用性信息素诱捕,一套下来要400块左右。杀虫灯一个3000块,作用范围在十几亩地左右。而农药喷洒,一亩地只需要6块钱。“能用农药就解决的问题,谁还用别的措施来解决?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还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胡宪亮说,这种粗暴的防治方式将会以更隐秘的方式让我们承担代价。第一,在杀死美国白蛾的同时,把天敌也杀死了,甚至影响其余生物,破坏了稳定的生态链。第二,在基层,很多时候是飞机范围打药,而不是精准打药,靶标率大概在2%,也就是说,喷洒的化学药剂只有2%对虫子起作用,剩下的98%会造成大量二次污染。
就像《寂静的春天》里所提到的,这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生态学问题:“我们毒杀了一条河流上的讨厌的飞虫,于是鲑鱼就逐渐衰弱和死亡;我们毒死了湖中的蚊蚋,于是这些毒物就在食物链中由一环进入另一环,湖滨的鸟儿很快就变成了毒物的牺牲品;我们向榆树喷了药,于是在随后来临的那个春天里就再也听不到知更鸟的歌声了。”
很少有人去想接下来的问题——那些残存下来的化学药剂,去了哪里呢?胡宪亮说,它们大多会随着雨水进入土壤,或者地下潜流。我们目前尚且无法确定,这对人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肝脏、胃部以及频频兴起的怪病症到底和它们有没有联系。
如今的所有防治手段,都只是尽力将它维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并不能完全消灭。胡宪亮有时候会和基层的园林站长们探讨,发现很多人在和美国白蛾打交道的过程里,意识到人的渺小。“它既然来了,存在即合理”“万物都有规律”,他们目前的态度是,保证有虫不成灾就好,“尊重人家虫子的生活,它也应该生存”。这“无烟的火灾”会像所有花鸟虫鱼一样,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交配,繁衍,死亡,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
10月初,一场秋雨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北京城区内的无数条蠕动的毛毛虫,一夜之间神奇消失了——就像它们的出现一样突然。走在人行道上的大家神情里多了坦然。就像一场短暂的感冒,人们似乎又重新回归秩序的日常生活。
但不要小瞧它们,美国白蛾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在-16~40摄氏度的温度之间都能存活。此刻,在人们视而不见的城市缝隙里,无数老熟幼虫正准备化蛹越冬,等待羽化。来年春天,它们将以更加不容忽视的姿态与人类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