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时，我们能够做到客观理性吗？或者说，我们能够做到多少客观理性呢？我们的偏见和成见来自于什么原因？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客观理性一些呢？
在三位作者联合出版的《事实：用数据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一书中，三位来自瑞典的学者，汉斯·罗斯林、欧拉·罗斯林、安娜·罗斯林，用无数生动的数据和案例，向我们指出了人类的偏见和误判由何而来，又怎样可以被数据分析与研究尽可能的消除。
《事实》 作者: [瑞典]汉斯·罗斯林/欧拉·罗斯林/安娜·罗斯林·罗朗德译者: 张征
出版社: 读客文化/文汇出版社
一、偏见是人的本能
人类的偏见多种多样、由来已久，但是这些偏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一台机器一样运转，像一台计算器一样计算，却一定要不停地产生偏见呢？简单来说，人类的偏见来自于数百万年以来——人类作为地球上众多物种中卑微的一员——那漫长的自然演化历史。
要知道，人类像今天这样统治世界，绝大部分人摆脱了食物的短缺、远离了野兽的捕猎，还只是过去一两千年的事情。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之久。而在这个物种之前的、更加原始的物种，则存在了更长的时间。
很显然，短短一两千年对地球的统治，并不足以改变人类基因里的习惯。在过去，这些习惯帮助人类在食物匮乏、信息缺失、捕食者遍地走的蛮荒地球上生存。在今天，它们却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适应这个时代。
如果以今天的计算口径，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人均GDP低于100美金的状态：今天的一公斤土豆可能只要0.2美金，10美金可以买到50公斤土豆，足够一个人不饿死。那么，历史上那些饿死人的年代，人均GDP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我们觉得那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习惯变得不再重要，那个匮乏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的习惯，早已成为难以更改的本能。
比如说，现代人总是抱怨减肥太难了，为什么减肥这么难呢？因为我们几百万年以来的生活，几乎都是在食物匮乏中度过的。原始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岁上下，许多史前人类的遗骸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三十岁上下的生活必然伴随着食物的匮乏。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人类早已养成了对糖分和脂肪的喜好，而在今天食物大丰盛的年代，这种喜好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让现代人的减肥之路变得如此艰辛。
而在信息处理和分析方面，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偏见，难以做到客观理性，也和人类几百万年来的生存状态密不可分。
比如说，为什么人们对流言蜚语这么感兴趣，对一些八卦故事兴奋异常，但是对数据分析提不起兴致？要知道，在几百万年的历史上，人们就是依靠口口相传进行信息交流的，那可是漫长历史上人类唯一的信息来源。而数字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阿拉伯数字的发明大概只有1700年的历史，数据分析这个事情，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实在是太新颖了。
同时，从众心理也是一个导致偏差的著名心理现象。人类为什么会从众呢？因为在生产力匮乏的蛮荒时代，团结就是最大的力量，自己探索所有的事情，远不如从众来的有效。但是，到了今天的证券市场，任何试图跟随众人做投资的投资者，都难以取得好的收益。这些从众的投资者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他们身上那几百万年来的习性，难以适应只出现了几百年的证券市场而已。
二、贴标签的坏习惯
除了从众和对流言蜚语感兴趣，我们还可以在人们的日常行为特征中，找到不少出自本能、在过去几百万年里行之有效、但是在今天却不灵的事情。在证券市场上，当这些本能碰到数据时，往往会落得惨败。
比如，人类本能中的一种行为模式是“贴标签”。也就是说，我们喜欢做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某某就是对、某某就是错的判断。中国人数学就是好，欧洲人就是有钱，犹太人就是聪明，我们喜爱给每个人贴上标签，以至于当一个中国人、欧洲人或者犹太人站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没有通过任何调研与分析，就对他下了一些结论。
为什么“贴标签”是人类的本能呢？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曾经有多达95%、甚至更多的民众连字都不会写，乡村里帮人写信、读信的人借此便可维持生计。在那时，指望人们普遍具有分析信息和数据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仍然需要对各类事务做出判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贴标签”。
比如，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就特别喜欢给人贴上“君子”和“小人”的标签。其实，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是纯善纯良的君子？又有多少人是十恶不赦的小人？《论语》记录了子贡这样的感慨：“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商纣王其实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弄到失败的下场，那样的话成者王侯败者寇，大家会给你贴上天下第一坏人的标签。
在资本市场上，“贴标签”也成为不少投资者喜爱做的事情。2014年，投资者们把当时估值很低、表现糟糕的蓝筹股，贴了个标签叫做“烂臭股”。到了2021年年初，人们又把当时业绩表现特别耀眼的一些公募基金经理，贴了个标签叫做“永远的神”。很可惜，后来的市场演变证明，这些不基于数据分析、纯凭印象打分的标签，完全都失效了。
三、单一视角的危害
人类的另一种有局限性的行为模式，叫做“单一视角”，也就是说当我们抱有一个观点或者观念时，看什么都像是符合我们主观成见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行为叫做“疑人窃斧，越看越像”，而在美国著名投资家查理·芒格的比喻中，则被称为“当一个人手上有个锤子时，他看什么都像是钉子。”
在证券投资中，这种“单一视角”的危害十分巨大。比如说，我看到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的医疗系统时，都喜欢拿美国的医疗系统为参照，似乎美国的医疗系统如何发展，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方向就会是如此。但是实际上，在《事实》的第241页，三位作者精心画出了一张图，名为“39个国家在预期寿命上击败了美国，但是没有国家比美国花费更多的卫生支出。”
也就是说，从世界范围来说，美国的医疗体系并不算一个成功的案例。那么，为什么许多研究分析会拿美国做参照物呢？因为在2021年，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只要经济体量排名第二的中国想要发展，似乎就得向排名第一的学。这个单一的视角，让我们对医疗体系的研究，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四、归咎他人的习惯
人类糟糕的分析习惯还有很多，这些习惯让客观理性的分析难以企及。这里，让我们再看一个有名的糟糕习惯：归咎于他人的本能。
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本能的维护，人们在碰到坏事的时候，往往喜欢归咎于他人，而在碰到好事的时候则归功于自己。《事实》的作者们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场景：当你在酒店洗澡时，把水一下开的太烫、以至于烫到自己的时候，你脑袋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这是什么破酒店，洗澡龙头设计的这么不合理。”你的第一闪念一定会这样想，而不是“我好粗心，怎么没慢慢拧龙头。”
这种归咎于他人、而不是客观思考的“推卸责任式思考方法”，充斥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梅毒这种让人又头疼、害怕、又不齿谈论的性病来说，它在全世界各地有各种名称，“在俄罗斯它被称作波兰病，在波兰被叫做德国病，在德国被叫做法国病，在法国被称作意大利病，而在意大利又被叫做法国病。”简而言之，没人把梅毒的外号起做本国的名字，似乎只要把这种病毒称作舶来品，就成功把罪恶的皮球踢到了别国一样。
在我所熟悉的投资工作中，事情也是一样。当人们追高买入了估值太贵的股票、然而价格却开始下跌以后，人们总是喜欢为股票价格的下跌找到一个外部原因，比如经济形式不好、公司利润不达预期等等，却不愿意承认，股票价格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估值过高本身。由于“估值过高”这个原因在买入股票的时候已经知晓、因此成为了“投资者自己已经接受的因素”，因此承认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价格下跌诱因，比归咎于一些外部因素，要困难的多得多。
五、消除偏见的利器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远离偏见、尽量做到“客观理性”呢？这其中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进行完备的数据分析。用刻板、不会变动、远离主观成见的数据，而不是我们的主观印象，作为我们探究真相的手段。
只要我们仔细分析数据就会发现，生活中许多许许多多事情，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致。
比如说，受影视剧影响，讲到皇帝时许多人的印象就是锦衣玉食，生活要多好有多好。可你知道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岁呢？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302个皇帝，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1岁，低于现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
那么，是不是皇帝们更容易遭遇政变，死于非命的几率高，所以平均寿命更短呢？显然不是，在战争年代，平民死于战火的概率并不低于皇帝死于政变的概率。事实上，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有30岁左右。
如果不看数据，只凭主观印象，我们很难对这个世界取得的巨大进步有所察觉。这正如许多投资者所犯下的错误一样：很多人居然没法准确知道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
在与许多投资者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人根本没法准确的说出自己往投资账户里投入了多少钱、又赚到或者亏掉了多少钱。由于人们往往没有记录数据的习惯，而投资账户的数据太多，导致他们很难像房地产一样，用脑袋就可以记住，因此绝大多少人对自己究竟往账户里放了多少钱搞不清楚，更遑论知道自己盈利或者亏损多少了。
其实，不要说复杂的投资账户，很多人甚至搞不清自己的工资水平是高是低。我曾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分别生活，许多月薪一两万元的人，总觉得自己的工资实在太低了。
实际上，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20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每月10338元。考虑到平均工资往往比工资中位数要高出20%到30%，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推断，2020年上海市的工资中位数大约在7到8千元附近。也就是说，一个月薪1到2万元的人，他的工资已经在社会里处于上游了。
其实，即使在美国，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总署的估算，在2020年的个人收入中位数也只有34612美金，按照2020年底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不过22.6万元人民币，折合月薪1.9万元。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在上海月薪2万元、年薪24万元的人，他如果搬家去了美国、然后取得当地的收入中位数，也就是他的工资比一半人高、比一半人低，他甚至会比在上海的时候赚的更少一点儿。
怎么样，数字透露的真相，是不是让人感到很意外？
六、不仅仅是数据分析
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做到客观、理性，完备的数据分析只是一个部分，我们还需要留心那些没有足够数据展示的部分。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丙吉问牛”的故事，说的是汉朝名臣丙吉，通过观察一头牛的状态，就了解到了当年的农业耕种形势。而在《事实》一书中，也记载了一则类似的故事：莫桑比克的一位总理，如何通过观察人们的鞋了解经济的发展。
在1994年到2004年，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总理是帕斯库亚尔·曼努埃尔·莫昆比。他有一次向《事实》的作者汉斯·罗斯林描述了莫桑比克的经济正在进步。汉斯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要知道，莫桑比克是一个穷国，在2020年时的人均GDP也不过500美金左右。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如何能让人信服呢？
莫昆比回答说：“我会看经济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不准确，所以我还会看一些细节。”他所描述的细节，包括游行时人们的鞋子变化，建筑工地上开工情况的变化，等等。在这些没有量化的细节中，细致的莫昆比感受到了经济的节奏。
其实，对于天生带有主观成见的我们，做到全然的客观和理性，认知到事实的全部真相，是几乎没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多试着放下自己的主观成见，少让我们的情绪做主，多依靠数据、证据和科学分析，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接近事实。而科学理性的认知事实真相，永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