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导语：离开家乡的代价是什么？“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the number……”，互联网北漂人，和父母的见面次数只剩下100次，希望阅读到文章最后，大家不妨给家中的父母打一打电话。
离开家乡的代价是什么？“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the number……”
王安然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无视电话中的机械女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白天的经历，“我今天和我们同事大吵了一架……这份工作我可能做不了太久，每天跟人扯皮真的好累啊······”
终于走到小区门口，王安然挂断电话，去电显示名称是「妈妈」。妈妈已经去世十个月，尽管电话那头永远不会再有人接听，王安然依旧坚持月初充100块话费，每天下班路上跟她“通话”。而在妈妈去世之前，王安然有时忙到一个月都不记得给妈妈打个电话。
还未从思念妈妈的状态中抽离，王安然收到领导的飞书加急消息，她立刻回复，一秒都不敢多耽误。北京的夜晚很冷，王安然的手机却因为长时间的“通话”而微微发热。妈妈去世后，这余温陪伴她度过无数个难熬的夜晚。
在互联网，有无数个王安然。在后厂村的格子间里，他们是光鲜亮丽的互联网白领，白天的他们属于ugc、转化率这些指标，晚上的他们或者忙于日报、双月复盘文档，或者因为过于繁重的工作，瘫在出租屋里不想说话。而在老家父母的生活里，他们是“消失了的孩子”。
残酷的是，直到父母突然去世，有人才意识到，其实从离家的那刻起，自己和父母的相处时间已屈指可数。
一、不得不离家的人
从西北偏远山村走出来的何浅，是当年村里唯一一名大学生。他考上了北京的211，村里认识不认识的，都为他高兴了个把月。父母送何浅上火车的时候，叮嘱他一定要有出息——走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进宿舍的第一天，何浅得知室友都是北京本地人，其中一个室友走路回家只用十五分钟。
大学四年，宿舍基本成了何浅的“单间”。看着空荡荡的床铺，他很想给一千多公里之外的父母打电话，但并不是想打就能打，“我爸妈出去干活没有带手机的习惯，白天打肯定是接不到的，只能晚上等他们收工回家聊两句，然后匆匆挂了。”
学生时代的何浅，还能回家跟父母共度寒暑假，走出校园后，他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变成公司和出租屋两点一线。何浅完成了父母的“心愿”——留在北京，与他相伴的是夜以继日的孤独感。
何浅正在等待回家的公车
图源/受访者供图
毕业找工作时，何浅不是没想过离家近一些，但是除了周围省会城市的公务员，家乡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基本都在北京上海。
“其实父母不特意叮嘱，我也知道我回不去了。”何浅毕业时拿到了互联网大厂、国企和外企的offer，他没有过多纠结，选择了互联网，原因很简单：给的最多。
入职一年半，何浅基本顾不上跟父母通电话，“白天打电话他们接不到，晚上等我下班了，他们早就睡了。”何浅最久两周没有跟父母通话，父母也从不主动打电话给他，怕打扰他的工作，偶尔发几条微信语音问候一下。
因为没办法留在父母身边，何浅用自己第一年的工资给爸妈上了商业保险，“我想用这种方式尽尽孝心”。
何浅下班后也从不闲着，在不到10平米的出租屋，专心经营自己的副业 —— 给想进大厂的人提供简历修改、面试辅导等服务，除了到手的工资，这是他唯一感恩“大厂光环”的地方。
何浅是万千职场人的缩影。祈祷父母在前面走得慢一点，鞭策自己在后面跑得快一点，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快的相聚方式。
二、有家有回的幸运儿
李璐的老家在天津，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
刚入职时，李璐花了一个月才弄明白诸如对齐、拉通、解耦等黑话。白天要达成运营指标，下班后又要沉淀方法论、做复盘文档，晚上十一二点到家是家常便饭。
压力感无处不在，但空虚感又似乎常常笼罩着她，这不是李璐一个人的工作状态。一份由职场社交平台脉脉发布的《中国职场压力报告2021》显示，互联网作为高压行业之一，近七成职场人会因事业无成而感觉到压力山大。当压力值爆表的时候，接近30%的互联网打工人会选择找家人/朋友倾诉。
数据来源/脉脉
回家高铁车程不到半小时的李璐，将这一解压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夸张的一个月，李璐攒下了十多张「天津-北京」往返的高铁票。
李璐母亲有一次开玩笑说，“你最近怎么回来得这么勤，比大学生还恋家，下周别回了。”
“我当时刚放下电脑包，鞋都没换，眼泪就一把冲了出来，给我妈吓坏了。”李璐母亲赶紧抱着女儿说，能回家她很高兴，以后再也不说这话了。
“说起来挺丢人的，都这么大了，还因为工作不顺哭哭啼啼。不过我一进家门，回到父母身边，就没那么委屈了。”
上班空档买张高铁票，随时随地回家充电，李璐是有家可归的幸运儿。而有些人，连充电桩都无处可觅。
李璐攒的部分车票图源/受访者供图
Kevin今年35岁，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开发负责人，在他十九岁那年，父母因工厂爆炸事故双双离世。
很长一段时间，Kevin都靠药物入睡，副作用是经常情绪暴躁、幻听和无征兆地流泪，有时半夜醒来，眼泪早已淌满了双颊，“这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我其实没有那么难过了，只是单纯地很想他们。”
Kevin部门的很多年轻员工都支持实行大小周，健康、陪伴家人的时间和加班费相比，他们更愿意选择后者。
对于那些自诩来「赚加班费」的下属，Kevin通常不予置评，但看到有家室的下属连续加班大半个月，Kevin还是会忍不住劝他们早点回家。
“其实我们可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爸妈如果还能再活三十年，我们一年回老家三次，这辈子也只能再见不到100次。”
有人认为Kevin不知底层打工人赚钱的艰辛与无奈，而事实是，Kevin更羡慕他们随时都有拥抱父母的机会。
三、回老家的代价
胡适鑫毕业后和妻子一起在北京闯荡，他们2019年先后从传统行业跳进互联网头部公司，薪资翻了两倍，年初贷款买了一套不到60平的老破小。
刚交完首付的胡适鑫本以为能就此扎根在这个城市，不久之后母亲突发中风住院，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以前觉得，家是拼命想逃离的地方，现在一段时间不回去就会不安心。”因为不放心父母，他隔三差五地就给亲戚们买东西，拜托他们轮流照应母亲。
胡适鑫不是没想过横下心来，带着妻子女儿回到父母身边。
“不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孩子”，胡适鑫的女儿快到上小学的年纪了，“我们小县城一共只有4所小学，北京光西城区就不止50所小学，差距实在太悬殊。”
离开北京，意味着要放弃优渥的工资、积攒的人脉，放弃一切这座城市赋予的有形无形的资源。胡适鑫有时打心底羡慕北京本地的朋友，“冲他们不用考虑户口、房子这些事，就已经赢了太多人了。”
胡适鑫开始捡回抽烟的习惯，在加倍努力工作的间隙，在烟雾缭绕的尼古丁中，放空大脑，短暂地呼吸一口气。“千言万语一句话，还是先多赚点钱吧。”
北京夜晚的街道图源/ICphoto
刚毕业三年的阿冰说，回老家最难的，就是接受巨大的薪资落差。阿冰在老家找不到任何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分部，其他行业普通职员的月薪最多也就是7000-8000块，相差数倍的月薪让她始终下不了逃离北京的决心。
“都说老家的生活成本低，但消费选择也变少了。公司楼下33块/杯的星巴克拿铁，摆满了奢侈品大牌的SKP都是我在北京上班的动力”，阿冰觉得，在北京生活最“过瘾”的一点就是，能咬牙挣钱，也能尽情花钱享受。
离开的真正契机，是母亲的身体状况。
“我爸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妈今年年初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就立马辞职了“。阿冰想着，母亲可能很快就不认识她了，如果不抓紧每分每秒陪在她身边，自己一辈子都过意不去。
阿冰在北京是一个公号的新媒体运营，老家的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岗位。她在招聘网站上找到的最相似的职位叫企划专员。横向对比了多家企业之后，她准备入职老家的一个乳企，算上在大厂的房补、饭补、交通补贴、公积金额度，工资打了将近四折。
四、时间不等任何人
“有母亲的时候，我可以任性，可以给她分享我工作的喜怒哀乐，她不在了，我的孤独没办法用言语形容。”前段时间，一名程序员在脉脉上发帖讲述对于去世母亲的思念，让打工人破防。
图源/脉脉
赵雷和这名程序员有相似的遭遇。
今年24岁的赵雷刚从美国名校硕士毕业，回国入职后的第二天接到医院电话——父亲在晨跑途中遭遇车祸死亡。
此前，赵雷的眼里只有实习与工作。大二后的赵雷，寒暑假从不回家，奔波于北上广深的各家互联网公司，打卡各家大厂事业部。
在美国攻读硕士的两年，赵雷也从未回过国。一方面，疫情让回国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赵磊想尽可能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他每学期都修最满的学分，计划提前完成学业，早日回国工作。
赵雷的父亲向来尊重并支持儿子的一切决定，但偶尔也会忍不住表达思念之情，赵雷的回答总是那一句，“再等我两年，两年就好。”
入职前夕，赵雷父亲还打来微信视频，表达了对于儿子稳定下来的欣慰，临挂电话时说，“我的旧车就等你给我换了”。
距离父亲去世已经有七个月，赵雷没有从父亲突然离世的错愕、悲痛中走出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开会，置身人群当中、有人不断说话分散我的注意力，会让我没那么难过。”
偶尔思念冲散理智的时候，赵雷会去公司的健身房跑步，一直跑到意识近乎模糊再停。
赵雷公司健身房的一角图源/受访者供图
阿冰从大厂离职后并没有急着离开北京，而是带着母亲来北京神经科最好的医院看病，同时带着母亲一起重新认识这座城市。
她们路过晚上九点的中关村，阿冰指着那些闪烁着明光的大厦告诉母亲，这栋大楼是手机里的哪家APP；阿冰带母亲来自己之前常去的餐厅，给母亲拍好看的照片；阿冰还带着母亲去后海划船，然后穿过好几个胡同，吃最地道的宫廷点心······
阿冰带母亲吃北京的宫廷点心
图源/受访者供图在回老家的高铁上，阿冰看着把头倚在自己肩膀上的母亲，轻轻地攥住了母亲的手。虽然即将和尚未实现的雄心告别，但是她觉得无比安心。
阿冰和母亲在地铁上图源/受访者供图
在无数个加班的夜晚，王安然都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30岁之前挣够北京一套房子首付的钱。然而她最近改主意了：过完年就离开北京，和独居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我已经没有了陪伴妈妈的机会，我不想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发生在我身上两次”。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