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民政局数据统计，2020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为813.1万对，同比下降12.2%，创2003年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其中，中国青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1990年的21.4岁上升至2017年的25.7岁，女性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结婚率降低、初婚年龄的上升往往间接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因而社会各界开始广泛关注女性晚婚、不婚等现象。
在网民规模日益增长以及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大众媒体以更为广泛的力量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涵化理论”认为，大众媒介会发挥出涵化作用，利用创设的“象征性现实”，潜移默化地对受众的思想观念进行长期影响。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亦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涵化理论在新媒体时代仍然适用，甚至新媒体的某些特质会增强涵化效果。这意味着，当前媒体内容仍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并建构受众的世界观，并深刻地解构与重构着当代青年的婚姻观。
此外，近些年女性主义逐步渗透进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当中，并凭借巨大的媒介消费潜力左右着媒介市场的发展方向。所谓女性主义，在广义上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即以男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为基础的妇女权利主张。在女性主义的取向下，“她题材”影视剧、女性向综艺节目不断涌现，女星们纷纷打造“独立女性”人设，网络舆论风向也开始向女性倾斜。
在上述基础上，本文将大众媒介、女性主义与当代青年女性晚婚现象进行关联，并提出两个问题:大众媒介是如何影响青年女性的晚婚态度的?女性主义又是如何介入这个过程，并与父权制进行抗争?
本文将基于大众媒介“涵化理论”视角，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作为研究方法，探究女性主义的媒介实践及其对当代都市青年女性晚婚态度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将与当代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家庭关系进行勾连，以了解当代女性的婚姻观念及社会地位。
二、研究方法
媒体的涵化功能对受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所以大众媒介对女性晚婚态度的影响并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效果。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定性研究的方式，采用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招募了20位符合条件的城市青年女性和4位父母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经过前期条件筛选，结合《婚姻法》对晚婚女性的限定，这20位访谈对象均为23~35周岁、城市户口、没有婚姻经历的青年女性，年龄、职业、学历、地域分布基本合理;对于媒介使用情况，其中只有1位女性表示自己不太接触大众媒介。此外，为了解父母婚恋观念对被访者的影响，笔者还访谈了4位父母，其中包括1位父亲和3位母亲。
为保证访谈提纲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笔者前期先通过非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新浪微博婚姻话题下女性网友的言论进行观察，以初步了解当代女性的晚婚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拟定访谈提纲。访谈以面对面交流、语音电话和文字聊天的方式开展，访谈结束后会对所有研究对象查漏补问，并将访谈资料进行文本输出。
三、从“剩女”到“独立女性”:媒介建构下的晚婚女性
1. 父权制话语霸权下的晚婚女性:污名化的“剩女”
对于性别角色的界定，存在着“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观点。在本质主义的观点下，男性凭借生理优势被认为是更加优越的性别群体，这为父权制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利的说辞。在父权制长期的霸权统治下，这种话语体系逐渐内嵌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媒介文本。作为建构与再现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父权制擅长利用媒介文本构造霸权对女性进行定义，因而在父权制话语体系下，媒介产品中的女性往往被塑造成“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晚婚女性则因背离父权制对传统女性的界定而受到媒介的污名化对待。
自2004年开始，“剩女”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晚婚女性，特别是大龄未婚女性的标签。许多学者指出，“剩女”一词实质是对晚婚女性的污名化和刻板偏见，甚至是一种“赤裸的侮辱性言论”。
晚婚被认定为“越界”的事情，晚婚女性因此受到更多的舆论压力，无形中增加了婚姻焦虑。在这个过程中，交友网站、相亲节目、新闻报道等大众媒介扮演了舆论助推的角色，“剩女”一时间被推上风口浪尖。然而，大众媒介所营造的虚拟剩女形象并不能如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大龄未婚女性，“剩女”标签只是媒介聚焦、转换、制造与营销的产物，并对特定的女性群体进行性别规训。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部分媒体所呈现的“剩女”形象虽然存在积极的一面，但实质上仍渗透着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话语，女性依旧承受着严苛的身体规训。直至今日，一些媒介公共议题的性别话语背后仍内嵌着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大龄女性依旧存在着年龄焦虑。可见，在父权制话语霸权下，晚婚女性遭受着大众媒介所制造的舆论裁决，易产生年龄焦虑等心理，结婚也就成为她们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2.女性话语转向下的晚婚女性:时代感召的“独立女性”
随着社会现实处境的转变以及“性别建构主义”思潮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自觉发展过程的象征，女性主义凭借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思想教育的获取以及民权斗争的发展逐渐走向社会舞台中心，女性话语地位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在大众媒介话语转向中足以体现。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赋予了女性自由发声的权利。
根据2020年微博用户发展报告，90后、00后年轻女性用户占比54.6%，女性逐渐成为部分社交媒体平台的主力军。伴随着女性话语地位的提升，社交媒体中的女性议题更加开放多元，“反剩女”话语随之应运而生。董扣艳指出，2020年是社交媒体“众多性别议题讨论爆发的一年”，在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性别事件下，性别议题进入公共领域，女性话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另一方面，女性凭借大众传媒消费能力优势，成为大众媒体内容生产的主要服务对象，部分大众媒体产品中的性别主导话语开始由男性转向女性。在媒介机构的赋权下，女性主义在媒介产品中构建了由女性主导的性别制度，并塑造出趋于立体和多元化的女性形象，晚婚女性也因此逐渐撕掉“剩女”标签。例如，部分学者指出当代女性主义影视剧、网络小说跳出了男性意识形态下的创作固化思维，弱化了女性年龄问题，塑造了更为鲜明且个性化的多维女性形象。
2020年，女性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更是促使“她题材”在近两年大放异彩，成为当下热门的媒介产品创作题材，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开始充斥大小荧屏，备受女性观众追捧。此外，亦有学者立足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的性别制度，发现此类节目中的性别话语范式基本倾向于女性，并会对男性实施隐蔽的规训机制。
可见，女性主义话语逐渐渗透进当代大众传媒的媒介产品中，独立女性开始取代“剩女”成为媒介产品女性议题的中心。结合格伯纳“涵化理论”视角，媒体对女性独立形象的建构能促进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性别权力的获取，同时大众对于晚婚女性的认知和态度也将被重塑，社会对晚婚女性越发包容。
综上，在大众媒介话语权力的性别转向下，媒介产品所呈现的两性形象和两性关系出现了颠覆与重构，独立女性逐渐成为媒介呈现的主流女性形象;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中的性别议题不断增加，议题内容出现多元化特征。
四、女性主义的媒介实践:婚姻的再现、祛魅与重塑
乌尔里希·贝克以电视媒体为例，指出电视具备孤立化和标准化作用，会使人脱离传统的约束，从而塑造和束缚个体，所有人身处在相似的情境之中。这意味着，媒介所创设的“象征性现实”会促使个体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且趋向一致。加之，女性较之于男性更易接受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新家庭观念，更乐于追求独立自主和新型的家庭生活，在大众媒介女性主义话语转向下，女性的婚姻观念必将出现显著的改变。在当下都市青年女性的晚婚浪潮中，大众媒介就像一只“无形之手”，通过涵化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的生活态度和婚姻观念，从而间接地影响女性的婚姻决策。
1. 祛魅的婚姻:女性婚姻期待值的降低
(1)预警:负面新闻报道下的婚姻“阴霾”
如今，社交媒体为女性提供了维权、发声的平台，女性主义者借助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平台，通过议程设置揭发社会中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象，社会黑暗“无处遁形”。在女性主义的关切下，两性关系成为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各路媒体争相报道与两性相关的新闻内容，围绕性侵、家庭暴力、婚外情、离婚及离婚后财产纠纷等话题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通过前期的非参与式观察，笔者发现许多女性网友会因此类新闻报道出现“恐婚”“恐男”的心理。访谈过程中，确实也有部分女性表示这些报道会加剧自己对婚姻、男人的恐惧，降低对另一半的信任感。
对于这件事来讲，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都觉得，一是男人越来越不可靠;二是恐慌;三是她们觉得其实有时候不结婚也挺好的，一个人很香。你像之前的杭州杀妻案，以及各种家暴的新闻，这些事其实对我来说都不只是恐婚了，都有点恐男了。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说在步入婚姻之前，我可能会对男方有很多的猜忌，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我所看到的这样，或者说他有没有戴着面具跟我谈恋爱。
笔者发现，即便是恋爱经历丰富或生活阅历丰富的女性，也或多或少会对这些新闻表现出恐惧心理。但也有部分女性把这些负面新闻视为对婚姻的警醒，她们表示对另一半的选择会更为慎重，考虑因素也会更多。
我觉得这些新闻还是多少会对大家有一些影响，起码会觉得婚姻是没有保障的，哪怕结婚了，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人一定对你好，一定爱你。比如说财产分割问题，还有包括《民法典》出来后，还有之前《婚姻法》的一些改动，都会让我觉得现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还是会考虑在婚前的时候对财产做一个明确。
大众媒体呈现的负面新闻报道会产生“警钟效果”，以唤起女性对于婚姻的危机意识和紧张情绪。同时女性在爱情方面本就比男性谨慎，这些新闻的出现无疑加重了女性的警惕心理。她们对配偶的选择更为慎重，甚者会对男性产生“性别化电子憎恨”，进而抗拒婚姻。女性在这一状态下不知不觉步入晚婚年龄，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寻找合意配偶的时间逐渐被延长，这种情况无疑贴合了女性主义的正向期待。因此，大众媒体负面新闻报道下的婚姻成为女性的“心理障碍”，女性的婚姻期待值随之下降。
(2)科普:媒体产品渲染下的婚后生活焦虑
近几年，在女性主义的期许下，再现现实生活的现实类题材影视剧和反映女性婚后生活的真人秀节目活跃荧屏，如电视剧《小舍得》反映了当下女性婚后育娃焦虑和教育内卷问题;综艺节目《婆婆和妈妈》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紧张的婆媳关系。此外，在女性意见领袖的话题设置下，社交媒体上对婆媳关系、学区房等话题的探讨也是愈发激烈。这些家庭话题虽不会像婚姻报道那样对女性的婚姻态度产生直观影响，但也会通过展现婚后场景，间接地影响女性的结婚意向。
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中说道:“当伴侣双方开始生活在一起、变得越来越现实时，浪漫就会消退”。以前的女性缺少对婚后生活的了解，因而直到婚后才发现婚姻并没有那么理想化。而这类媒介产品对女性婚后生活的再现让青年女性提前认识到婚后的各种家庭隐忧，使女性开始对婚后生活产生顾虑。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注重自我、追求幸福感和自由感，一旦发现婚后生活并不是理想中那么美好，甚至不如结婚之前，她们就会觉得这个婚姻是毫无意义的，最终在婚姻纠结中步入晚婚。
我会担心以后出现这种矛盾。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所以影视剧里面的呈现，感觉也是你未来生活可能会遇到的。担忧肯定是有的，毕竟要到另外一个家庭生活，跟自己父母都有一些矛盾，何况是别人的父母，都没有生活在一起过。
当代青年本就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而当下部分影视剧对子女问题的渲染无疑会加剧青年的焦虑心理，许多人表示自己在未做好准备之前是不会结婚生子的，甚至有人直接表现出对生娃育娃的抗拒心理;还有人会将生娃的压力归结于婚姻，连带着抗拒婚姻。可见，对生育问题的焦虑或多或少会降低女性对于美满婚姻的期待值。
对养孩子问题，我觉得会有压力，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我想到要赚好多钱才能养得起一个娃，就非常焦虑，也替我未来的小孩焦虑。媒体还是在渲染一种焦虑的情绪，特别体现在这种方面。肯定会有压力。不管从房价还是教育各方面来说，一个家庭想把一个孩子好好地养大成人的话，确实要付出蛮多，而且压力很大。
女性主义借助大众媒介，以“科普”的名义再现婚后各类家庭矛盾，从而消弭了婚后生活的未知属性，女性得以充分了解婚后生活的种种可能。当生儿育女成为负担，当婚后家庭关系成为“隐患”，女性不再将婚姻视为“神圣”的必需品，而是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才会考虑步入婚姻。因此，当婚姻家庭成为自我发展的枷锁，美满婚姻生活的图景破灭，女性随之降低了对婚姻乃至恋爱的期待值，婚姻决策因此受到影响。
2.觉醒的意识:事业与家庭的再权衡
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颠覆父权制霸权下的社会性别制度，大众媒介作为女性主义批判的中心[35]，自然成为女性主义进行性别制度再建构的窗口。女性主义通过隐喻的技巧，在媒介产品中对事业与家庭、两性关系、两性形象等内容进行再议与重构，以此实现对女性思想观念的涵化与引导。女性的婚姻观念也因此被打上新时代的烙印。然而，新的意识出现于旧的处境中，新旧之间无法相容，矛盾日益尖锐。女性开始无意识地对父权制社会下“女大当嫁”的传统思维进行抵制。
(1)激励:独立女性形象的媒介建构
为了迎合女性主义对于独立女性的取向，“她题材”影视剧开始涌现，例如《三十而已》《青春斗》《二十不惑》等影视剧都不约而同地呈现了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并大受女性观众追捧。与此同时，女性向综艺节目也开始狙击女性观众的需求，如在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中，30位30+女性摆脱年龄束缚、打破标签定义，彰显了成熟女性的坚韧与魅力。这类影视剧和综艺节目所展现的独立女性形象符合当下女性的价值追求，并进一步激发了女性对独立女性身份的认同，从而鼓励着青年女性走向独立。
这些内容对我是有影响的。比如《乘风破浪的姐姐》，以前可能觉得女孩子过了30岁会有年龄焦虑，但看了她们之后，我觉得没必要年龄焦虑，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美的。现在短视频平台风靡那种一人独居，然后各种姐弟恋，还有《三十而已》《我的前半生》，都塑造了一个女性从不可以到可以，或者是有革新的形象，让女性觉得自己可以更加强大，并不是必须要依附于家庭。
这些“她题材”媒介产品对人物年龄构成表现出了一定的包容度，塑造了不同年龄段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改变了媒介叙事中传统的价值定位以及话语的刻板性和能指的空洞性。这种突破能够淡化青年女性的年龄焦虑，强化她们的内在自尊，并引导她们敢于“做自己”。在这种观念下，晚婚女性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和决策空间，她们不必过多在意别人的观点，学会“为自己而活”，婚姻也因此成为“非必需品”。
访谈发现，女性所追求的独立更多是经济独立。大众媒介可以发挥涵化作用，通过独立女性形象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鼓舞并刺激青年女性去追求经济独立，以规避婚姻风险。而谋求经济独立也意味着女性不再需要跟随丈夫的职业前景而流动，她们可以先选择事业再选择婚姻，以保证自己具备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
(2)参照:女性意见领袖的独立范式
意见领袖作为能够左右多数人态度倾向的少数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大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今，女性意见领袖开始在各个领域渗透影响力，并借助大众媒介传播自己的力量。例如，杨笠在《脱口秀大会》的言论得到女性观众的支持和青睐，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女性的自信心;也有一些女明星开始打造独立女性人设以迎合大众口味和市场需求。
这些女性意见领袖借助性别议题，发表积极言论，传授相关经验，旨在振奋女性同胞，在她们的鼓舞下，女性逐渐成为拥有“进取的自我”的独立体。在受访者中，有部分女性表示会把一些知名的独立女性作为自己的榜样，并努力向她们靠拢。
李宇春是我的偶像，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她算独立女性的一个典范，支持女性要有自己的想法;也写了很多歌，为女性发声。对我来说，她的状态是我希望自己能拥有的。前段时间赵丽颖跟冯绍峰离婚，我就觉得女人有钱真的太帅了，女人有钱真的太重要了。赵丽颖离婚，我觉得对她来说是好事。如果她没钱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越真实的社会新闻(类似家暴的新闻)出来越多，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想要自己独立的期望。
独立女性频频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发声和引导，让女性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并通过女性意见领袖的积极示范作用，对女性群体产生深刻影响。更多的青年女性开始拾起事业心，在实现经济独立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婚姻市场价值”。根据搜寻理论，越“优秀”的人不仅择偶标准越高，他们承担搜寻成本的能力也更强，他们“经得住”在婚姻市场搜寻更长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具有更高“婚姻市场价值”的独立女性为了寻找合意的配偶，将会在婚姻市场上待得时间更久，“晚婚”也因此变得理所当然。
3.自我认同的强化:社交媒体中的女性力量
女性婚姻观念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所处群体的价值规范也或多或少影响着女性。女性主义话语渗透下的大众媒介，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工成具备某种普遍性和共享性的“符号”，对青年女性的晚婚态度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同时对她们所处的群体和身边人进行涵化。当发现他人认同自己，或是与自己同一立场时，女性便会倾向于接受他人的想法，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决策。
(1)抱团:“打破沉默”的女性声音
有学者指出，只要受害者和幸存者还继续承受社会羞辱、指责和不信任，女性沉默就会是一个系统性的存在。而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凭借经济优势掌握了部分媒介话语权，她们擅长借助市场化媒介制造新闻，吸引眼球，通过各种创伤事件的分享与举报，推动着女性权益问题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女性意见领袖也不断推波助澜，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扩大女性群体声量，号召更多的女性加入集体实践当中。近期的吴亦凡、霍尊、钱枫风波等事件的出现无疑让大众见证了女性的力量，女性群体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并敢于打破沉默，为自己或女性同胞发声维权。女性力量的团结与凸显无疑增强了女性个体的自信，她们开始敢于打破父权制社会所强加的条条框框。对她们而言，婚姻不再是一种束缚，晚婚也不再是难堪的事。
我觉得现在网上舆论很多。从网上看，女性已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偏向不结婚的;尤其一些社会事件发生之后，讨论是很激烈、很常见的。凡是有这种男女之间的新闻，下面都会有这种讨论，我觉得比起新闻本身，这些讨论会更影响我。我不仅会参与网络的讨论，可能还会把这些讨论跟身边的朋友同事讲。打破沉默是女性主义具有公共性意义的集体行动实践。集体力量的产生和集体意识的汇集触发了女性自由发声、渴望挣脱束缚的内在需求。在庞大的女性声音下，女性获取了“独立的自我”，开始摆脱父权制的话语规训。婚姻也就成为选择项而非必需项，晚婚也不再被视为“另类”。
(2)认同:社交媒体中的群体价值规范引导
数字社会运动始终贯穿于集体意识、责任感和情感归属的生成过程，为女性群体带来了交流情境的扩展与意见空间的延伸，并促使大众参与结构的转化与文化的交互。社交媒体的涌现提供了不同空间的女性彼此了解的契机，女性主义者开始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在网络平台踊跃发声，并大量释放出“婚姻不是必需品”“我不需要依赖另一半”“日常恐婚”的信号，群体价值规范在这一语境下不断被重构，并影响着女性的婚姻选择。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女性个体了解到群体中其他女性对晚婚的看法，并在大量“己方”的支持和认同下，不知不觉地重塑且明确着自己对晚婚的态度。
现在很多女性已经趋向晚婚了，能接受这个事情的人多了......我觉得媒体内容本身的影响是有限的，关键是下面的那些评论，还有形成的舆论会对我影响比较大。我身边的女性其实也都看得比较开，而且已婚的人也不觉得未婚的人怎么样，就是她们不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些还没有结婚的人。
女性主义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制造有关婚恋、家庭、育儿的话题空间，以故事叙事和互动实践的方式引导女性进行性别议题的讨论，并借助舆论力量制造“绝大多数”的表象，从而强化晚婚女性的自我认同。晚婚女性能够在社交平台上随意讨论婚姻议题，并进行群体成员之间的意见分享。这种个体和群体叙事的涌现与符码化的传播接力，无疑形成了晚婚女性之间的集体意识。
在观点共鸣与情绪共振之中，晚婚女性既实现了自我认同，又联合其他相似的个体，增强了抵御外界压力的自信心。女性自我认同的强化也意味着，当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产生冲突时，渐趋自信的晚婚女性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不被外界的舆论所扰。
4.包容的长辈:婚姻观念的媒介同化与决策权下放
在传统父权制家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大当嫁”的婚姻观念长期影响着女性的结婚态度与婚姻决策。而当代中国家庭规模与结构的转型重新界定了家庭内部的权力体系:父权逐渐衰落，女性则在择偶、婚后居住、生育选择等方面掌握了话语权，追求事业、结婚趋晚也成为当下女性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较之于以往发挥了更为渗透的涵化作用，它们发挥着“催化剂”的功效，在女性主义的安排下促使父母辈的婚姻观念发生转变。
在访谈过程中，有些女性认为大众媒介建构的新型婚姻观也会对父母辈的传统观念产生冲击，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新的启发。通过对4名晚婚女性父母的访谈，笔者发现这4位父母对于自己女儿的婚姻表现出“尊重她的选择，但仍会为她提供意见”“不能不结婚，但允许晚点结婚、自己选对象”的态度。
由此可见，在当今女性的婚姻决策中，父母更多担任了“参谋”的角色，且对于女性的晚婚状态呈现越来越多的包容和理解。父母辈催婚压力的减小和决策的顺从自然减轻了女性的负担，晚婚成为常态。同时，在数字化转型下，父母辈使用大众媒介的频率增加，他们不断接收大众媒介输出的新型婚姻观，了解外界对晚婚女性的态度、看法以及当代婚姻存在的各种矛盾，其婚姻观念在女性主义的向导下不断被同化，并间接影响到女性本身。
我觉得这些角色能呈现独立女性的形象，是件好事。现在的女性就要这样，不依赖男性，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我女儿如果她自己一个人生活能很快乐，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尊重女儿的想法，做父母的肯定是拥护她的......平时我会刷今日头条，会看到这些新闻;但遇到也没办法，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不过我们会了解男方情况怎么样，如果他暴力倾向很严重，我们也不会让她结婚。
可见，大众媒介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父母辈的婚姻观念，这也和媒介接触频率有很大关系。大众媒介释放出日积月累的“涵化”能量，同化着父母辈的婚姻观念，驱使父母成为晚婚女性的支持者。同一立场下，父母支持的声音进一步增强了晚婚女性对自我的认同，女性也就对晚婚不以为然，这恰好符合了女性主义期望构建的社会蓝图。
我觉得现在父母能够接受我们晚婚或者不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思想开放的表现。这个会和媒体有关，搁以前，媒体根本不会说这些内容。
此外，笔者在访谈中还发现部分女性观念中存在第三人效果，即觉得大众媒介对自身影响不大，但会对自身以外的女性产生较大影响。不过，即便是接触媒介较少，或是认为不会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女性，也会悄然被所在群体的价值规范所渗透，久而久之亦会对她们的观念造成影响。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仍旧发挥着“看不见”的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女性主义伴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不断觉醒，并将新型的价值观念和话语逻辑嵌套于媒介的话语体系当中，媒介话语的权力关系发生时空上的转换，媒介文本中的性别制度被悄然重构。与此同时，资本力量在传媒领域逐渐壮大，媒介组织的盈利目标与资本主义、受众市场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女性凭借着强大的大众传媒消费能力成为媒介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并左右着媒介市场的发展方向。
在互利共赢的意识下，女性主义开始联手大众媒介，一方主张利用媒介工具抗击传统的父权制霸权，以勾画男女平等的蓝图，实现平权的目标;另一方试图借用性别议题的热度和流量，达到牟利的目的。在强强联合下，女性的婚姻观念被不断重塑，大众对于晚婚女性的认知也出现转变。女性开始对各种社会规则重新做出选择，并以全新姿态再次嵌入社会。研究发现女性主义联合大众媒介重塑女性婚姻观念的四种主要方式。
第一，警醒。女性主义利用大众媒介提供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新闻报道、影视剧、综艺节目等媒介产品展现女性婚后生活图鉴，提示青年女性婚后生活的种种可能，促使她们用更全面、谨慎的视角审视婚姻，并尝试通过提升择偶标准、丰富婚姻知识等方式抵御未来的种种风险。
第二，宣扬。为迎合女性受众需求，大众媒介在各类媒介产品中塑造自尊自信、独立自主、千人千面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建构打破了传统观念对女性“依附男人”“家庭主妇”的性别偏见，挑战了父权制的权威，宣扬“女性应该为自己而活”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女性意见领袖通过社交媒体不断传播女性力量，以此激励青年女性提升自信心和独立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三，集合。社交媒体为晚婚女性的集体行动实践提供了平台条件。在女性群体的抱团发声和集体维权下，女性不再是势单力薄的个体。通过网络性别议题的参与，她们不断强化着联结的纽带，以集合的力量抵御外界的舆论压力。在这一过程中，晚婚女性不再因晚婚感到焦虑，不再因舆论倍感压力。
第四，同化。女性主义借助大众媒介的涵化作用，营造出一种对晚婚女性更包容的网络环境。在这一环境下，传统父权制社会下的家庭观念被弱化。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女性可以摆脱传统家庭、性别制度的束缚，追求精致的自由人生。
综上，女性主义联合大众媒介，通过警醒、宣扬、集合、同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转变着当代女性的价值观念，并隐蔽地促成了当代女性的晚婚趋势。女性愈发注重自我，并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意识到父权制主导的性别制度对女性长久的规训。女性的觉醒又进一步壮大了女性主义的力量，在长期循环之中修正着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当代青年女性的晚婚潮也就成为修正下的一种“阶段性成果”。
在新型价值观念的熏陶下，女性从“被剩”走向主动晚婚，从依赖男人走向独立自主，从“为他人而活”走向“为自己而活”。不过，由于父权制权力地位过于牢固，修正后的制度并不会对传统性别制度进行颠覆，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对制度进行渗透和优化，让社会话语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趋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