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发生什么，告诉全世界，告诉我的家人，我一直在努力想办法回家。”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ell the world, tell my family that I never stopped fighting to makeit home.”

这句激励人心的经典台词来自著名科幻电影《火星救援》，该影片讲述了美国宇航员因火星风暴被困火星之后采取自救并成功返回地球的故事。

除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这部影片还有很多向人类航天事业致敬的细节。

比如男主角有一段独白，其大意是：

加州理工学院的5个学生捣鼓火箭燃料，差点把宿舍给烧了，但他们没有被学校开除，只是被赶到学校附近的农场继续试验，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火箭俱乐部”。

这个“火箭俱乐部”就是如今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身之一，而这5名差点烧掉宿舍的学生也真实存在，其中一个，叫钱学森。

钱学森（左三）与同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丹尼尔和佛罗伦萨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办公楼前的合影

一、仰望星空的不世出天才

钱学森1911年在上海出生。

18岁，因为父亲钱均夫深信实业救国，拿定主意要让儿子当工程师，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最好的工科学校——国立交通大学，就读于铁道工程系，期间成绩一直保持在均分90以上。

至今，网上还流传着他1933年的水力学试卷，字迹工整，解答难度偏高的最后一两道题时也一气呵成。

六道题全对，只是最后漏写一个下标“s”，被扣除了4分。

从交通大学毕业后，钱学森考取了全国仅20个名额的第七届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1935年公费赴美留学的机会，是20人中唯一考到航空系的学生。

同年，《浙江青年》上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火箭》，钱学森在其中写道：

“你在一个晴朗的夏夜

望着繁密的闪闪群星

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吧

我们真的如此可怜吗？

不，决不，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到了美国，钱学森首先在麻省理工大学念航空工程，只用一年时间，就拿到了工程学硕士。

但在继续深造的问题上，他与父亲发生了争论。

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

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二人僵持不下，最后还是蒋百里知道了钱家父子的分歧，对老友钱均夫说到，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

钱均夫这才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

而当时，美国航空理论的中心正是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钱学森开始了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开挂”人生：

25岁时加入加州理工大学的“火箭俱乐部”，是5位创始人之一，这个俱乐部就是如今NASA旗下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如今这个实验室主导了NASA包括月球和火星探索在内的诸多项目；

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学森”公式，28岁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39年从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取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人送外号“天之子”；

自1942年起，在接下来的8年中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获准参与研究美国一切最核心的军事机密工作；

年仅35岁就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终身教授，而一般情况下，教授需要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咨询和管理工作才能获得这样一个教职；

1949年，被任命为喷气推进中心主任，钱学森获得赴美以来拥有过最好的工作条件；

……

除此之外，在加州理工学院收获了与冯·卡门这位顶级学者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是钱学森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经历。

冯·卡门从未掩饰对钱学森的赏识：

钱学森能拿到保密许可证，以非美国公民的身份参与火箭和导弹研究，冯·卡门的极力推荐和担保起到很大作用；

在后来出版的自传《风云际会》中，冯·卡门单独辟出一章，讲述自己和钱学森的交往经历，并表示，有这个很有想象力、数学资质极高的学生做自己的助手，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

“人们都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这是冯·卡门亲口所述；

……

两个天才惺惺相惜，已然是探索未知之路上的良师益友，却未曾料想钱学森人生的至暗时刻已经迫近。

二、漫漫归国路，危机四伏

1949年，钱学森带着新婚妻子蒋英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并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拥有了一栋洋房，即将诞生的孩子更使得这个家庭充满幸福温馨的气氛。

此时钱学森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并且作为火箭研究领域的主要发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

同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正式将回国效力提上日程。

然而1950年夏天，一次突如其来的调查打破了钱学森平静的生活。

1950年代的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共产党人被全面追查，全美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

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这对钱学森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他所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90%都属于保密范畴，没有许可证根本无法进行。

气愤之余，钱学森认真考虑了局势，决定提前回国，于是在跟联邦调查局人员第二次见面时递交了一份声明，陈述自己将要离开美国的决定。

随后，钱学森找了一个搬家公司，把钢琴、盘碟、床上用品、书籍，甚至还有一个洗碗机全部打包，准备用船送回中国。

然而，他的行李在海关遭到了检查和扣押，原因是运走的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可早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就让他们检查过。

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涉及技术问题的文件不可以在没有告知海关的情况下携带出境，因此，海关官员申请了对钱学森的八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许可证，认为他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

随后，移民局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他被带到特米诺岛上的联邦监狱，在一间安有铁栏杆作窗户的房间里关押了整整十五天。

强大的探照灯24小时对准他，不让他获得休息。每隔十分钟就有一个士兵打开笨重的铁门，伸进头来看看他有没有逃跑。大铁门很重，声音很响很刺耳。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奔走之下，钱学森被允许交保释放，冯·卡门等人为他凑齐了1.5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

回到家，蒋英发现钱学森暴瘦，在这15天里掉了15公斤。

而且不论蒋英说什么问什么，钱学森都只是点点头，摇摇头，后来蒋英才反应过来——自己的丈夫失声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钱学森的失声终于得到康复，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也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将被迅速宣布无罪的时候，美国移民局出人意料地判决，将钱学森驱逐出境。

但根据国务院的禁令，技术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的外国人是不能放走的，钱学森无疑就是其中一员。

因此从1951年9月开始，钱学森陷入了一段名义上被驱逐，实则被软禁的日子：

期间检察官曾对钱学森进行审讯，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的回答很肯定：“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道：“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道：“知识是我的个人财产，我决定给谁就给谁。”

然而，轻描淡写的叙述远不及现实情况十分之一的复杂和惊险。

我们都知道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的“名言”：

“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深知美国这样的拖延无非是想让自己掌握的科技知识过时失效，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投注心力完成了两项重量级学术成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

他说：“当时确实感到愤恨，想到我一直研究的学术，一直努力钻研，并希望把它带回给祖国服务的学问，反而变成了我回到祖国的障碍。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决心要‘另起炉灶’，搞一门新的学问，以便能顺利回到祖国。我选择了工程控制论作为新的研究对象。”

1955年的一天，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无意中从画报上看到了一张天安门广场上庆祝五一劳工节的照片。

画面中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竟是一个熟悉的身影——钱学森父亲的好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

一线希望降临，钱学森夫妇决定再搏一次。

那时他们两人要想从美国往中国寄信，简直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们先把求救信寄给了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然后从比利时寄给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

为了绕过监视和检查，蒋英在信封上是模仿孩童笔迹写的地址。

这封信几经辗转，蒋华、钱均夫、陈叔通、竺可桢......最终飘到了中南海。

信上这样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周恩来指示，立刻将书信送到日内瓦。

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件，并同意提前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终于换回了钱学森。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舱船票，站在洛杉矶港口，等待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那天码头上挤满了记者，甚至于一些钱学森的朋友都无法靠近他作最后的告别。

经历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1955年10月8日，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

三、“中国导弹之父”，不是好话

回国仅仅一个月后，钱学森就深入东北地区的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

在访问哈军工时，院长陈赓大将从北京飞抵哈尔滨，与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

陈赓大将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的钱学森，回答很干脆：“中国人怎么不行呢？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难道不能搞？难道比他们矮一截？”

陈赓高兴极了，说：“就要你这句话！”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刚满一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五院院长，负责火箭研制工作。

五院的办公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科研人员都是在南苑机场的机棚里办公，夏天暴晒，也只能顶着难捱的酷暑。

然而，钱学森依旧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导弹成功。

毛主席71岁生日时邀请了钱学森，特意安排他坐在自己身边，席间喝了一杯酒后说，想上天，请找钱学森。

两弹一星，让中国彻底雄立于世界，不会再被别人小瞧一眼，成为国内和平数十年的基础，让中国人民可以安心谋发展。

长久以来，钱学森都被公认为是“中国导弹之父”，但他自己曾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反对这个称谓，且认为这“不是好话”。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导弹之父”这一称谓是个舶来品，源于法国《震旦报》1970年刊登的一篇报道，该报的一名记者最先如此称呼钱学森。

在国内，由于安全需要，“两弹一星”工程的参与者们长期处于保密状态，甚至隐姓埋名几十年。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两弹一星”工程才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此时钱学森作为“中国导弹之父”的公众形象才逐渐建立起来。

但他深知中国航天事业绝非一人之功，而是全国之力。因此，钱学森特别反对这个称谓，他解释说：

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制实际是几千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协同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自的创造，因此用“××之父”是不科学的。

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开始了世界上原子弹的研制，但无人称爱因斯坦为“原子弹之父”。

美国领导原子弹研制的是奥本海默，也无人称奥本海默为“原子弹之父”。

倒是与奥本海默闹个人意见的泰勒，被美国人以嘲笑的口气，称为“氢弹之父”。

因此，“××之父”一词不是好话。

虽不愿被冠以这样的名号，但钱学森对于自己所热爱的科学事业一直怀着慈父般的关切。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并于10月16日安全降落在主着陆场。

当天下午，钱学森激动地阅读了《人民日报》号外《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2004年2月5日元宵节之际，杨利伟来到钱学森家中看望这位“航天老人”，并在钱学森阅读过的号外上签下名字。

此后，每一位顺利出仓的宇航员都会在完成任务后去看望钱学森，这个默契一直保持到他去世。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钱学森逐渐退居二线，重新回归学术研究，甚至在70岁以后，又一次进入了学术高产期。

除了航空领域，钱学森在建筑、文化艺术、地理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创作出《创建系统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等一系列著作。

他还曾自豪地对孙子说，“上个世纪爷爷做的这点事，如果叫伟大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爷爷更伟大。”

就算如此，他晚年还是会时常想起郭沫若为他题写的那首著名的“补壁”诗作：

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见月当头。

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

突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

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星际游。

左图为钱学森和家人于1959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宿舍的留影，墙上挂的是郭沫若于1956年12月4日所赠的“补壁”诗作（右图为郭沫若信件手稿）。此诗由郭沫若于1956年夏创作，以此感谢钱学森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贡献。

这首诗作形象地展示了钱学森从归国者到奋斗者的历程。

他晚年不止一次对友人说过：“我很怀念那个时代。”

四、结语

科学没有国界。

钱学森巨大的学术成就无疑是整个人类的财富，他也因此受到全世界无数人的尊敬。

在钱学森诞辰101周年这一天，大洋彼岸的美国SpaceX公司就专门发了一条推特纪念他。

但科学家有祖国。

如同钱学森1955年离美时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

“当我回到祖国时，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没有一个科学家做研究的初衷是为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跟电影《钱学森》中一句台词所表达的一样——“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是两码事。”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怀钱学森，不仅仅因为他惊世的才华，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人民深深的挂念。

我们今天的尊严和幸福，与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