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5块钱能买到什么？
可以是三张贺卡，两瓶汽水，也可以是一本少女杂志。
可能每个90后女生的校园记忆里，都藏着一摞厚厚的少女杂志。那些封皮花花绿绿、内容情情爱爱的刊物，被女孩们垫在作业本下偷偷阅读，流传于一个班级超过半数的桌洞，最终又会被教导主任没收于某个课间。
和纸媒鼎盛时期的诸多刊物相比，少女杂志的文学价值谈不上最高，但它承载了无数懵懂的少年情愫，反映了一代人的校园生活，也陪伴许多中学生度过了整个青春期。
如今，随着纸媒的衰落，少女杂志的消失也引发了一阵怀旧浪潮。今年11月，《飞·言情》和《桃之夭夭》两本著名少女杂志接连宣布停刊。而后，老读者们用上千条留言，为其实现了一场“云祭奠”。
有读者感慨：“少女杂志停刊了，我的青春也结束了。”
在这个少女杂志的寒冬里，我们和几位见证过其荣光的编辑、作者聊了聊，试图为少女杂志鲜花着锦的二十年，画上一个体面的句点。
1. 青春文学的“江湖”
90年代，长沙黄泥街。
窄窄一条巷，曲折蜿蜒，挤着近三百家书店。店面不大，装修破旧，书却摞至低矮的天花板。街上人声鼎沸，运书的货车川流不息。
那是一个书市极其繁荣的年代。作家何顿在小说《黄泥街》中写：“那时，全国做书生意的老板们都要往黄泥街跑，如果他没有来过黄泥街，那他就不是书商，而只是摆地摊卖书的小个体户。”
一个叫邹立勋的年轻人便是万千书商中的一员。邹立勋起初在黄泥街做图书批发生意，从深圳大量进购电影画报和明星写真等内陆匮乏的读物回湖南售卖，生意红火，迅速攒下了第一桶金。
就在邹立勋为批发图书两地奔波之际，国内的图书市场，也迎来了一波名为“青春文学”的浪潮。
创刊于1956年的老牌杂志《萌芽》，背靠上海市作家协会，是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1999年，萌芽联合国内13所高校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吸引了无数中学生参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书写青春的80后作者也因此出道，声名大噪。
此后，不同于韩寒和张悦然专注于自身经历的写作，郭敬明选择在青春文学的“江湖”内，另辟商机。
2006年，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发行，发行量一度高达单月70万册。
和《萌芽》偏传统、严肃的风格不同，《最小说》更新锐，更先锋，运作模式也更商业。其背后的“最世文化”，相比杂志社，更像一家娱乐公司。不但老板本人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还培养出笛安、落落、安东尼等一批明星作者，新书动辄畅销百万册。
也是在同一时期，邹立勋成立了魅丽文化，随后创办“花火工作室”，策划了《花火》、《飞·魔幻》、《飞·言情》等一系列青春文学刊物。
《萌芽》牌子老，《最小说》势头猛，邹立勋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和他们“硬刚”，而是做细分市场。
整体而言，“花火系”杂志的读者主要是中小学阶段、情窦初开的小女孩，这也是后来我们称呼它们为“少女杂志”的原因。一封2008年发布的《花火》杂志约稿函，记载着读者当年的阅读口味：
逆风之翼栏目，优先收稿“微酸疼痛的成长小说”，需表现青涩少年时代的叛逆与成长；此间少年栏目，寻求“忧伤疼痛的青春故事”，结局需要让人心碎落泪。
同样都是少女杂志，“花火系”旗下的不同刊物，风格也不尽相同。比如，《飞·言情》主打浪漫爱情故事，《飞·魔幻》主打魔幻、悬疑、古代题材，《桃之夭夭》偏好轻松欢脱的古代言情小说。
清晰的读者定位，以及对适龄读者口味的精准拿捏，让“花火系”很快在市场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再加上当时单本杂志的定价大多不超过5元，契合了学生们的零用钱额度，一时间，少女杂志在整个长沙遍地开花，继而风靡于全国，统治了中小学女生的课间十分钟。
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移动互联网更是遥远的年代，少女杂志迎来了它最好的十年。
2. 幻梦十年
“我和我妈去她同事家做客，看到同事读初中的女儿书架上，一排一排全是我们公司的杂志。”在已经停刊的杂志《飞·魔幻》担任过主编的晴子说。
晴子是2010年加入魅丽文化的。回忆起纸媒最繁荣的时代，她觉得很自豪，“我表妹那会儿在读初中，经常跟同学吹嘘我，她的同学还拜托她，找我要当时很火的作者的签名。”
不止魅丽文化旗下的杂志，2005年至2015年这十年，少女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
作者枝枝曾在《花火》等少女杂志刊登过不少稿子。她在采访中回忆，她上初中的时候，最流行的是一些韩流风的杂志，比如《天使.com》。班里的女生几乎人手一个摘抄本，用来摘抄杂志里的优美句子。
后来，枝枝班里又开始流行《紫色年华》和《爱格》，“那两年，我们班的女同学定时定点去学校门口的书店里蹲新杂志，出新必买，大家还会商量着分别买哪本，然后再互相传阅来看。”
入行十年的杂志编辑阿灯告诉我，她刚做杂志的时候，少女杂志单本当月销量能达到25万册，如果分AB册，一个月就是50万。这个数据还不算巅峰值。
“那时候每个月收很多读者来信，大家还要给读者写回信，有的读者还会给编辑部寄礼物。”阿灯说。
和杂志绑定的图书，销量同样称得上传奇。个别在杂志连载的图书，仅首印量就能突破二十万。
独木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之一。已经从魅丽文化离职的十颜回忆，2016年，他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独木舟《一粒红尘Ⅱ》全国14城签售，“在长沙，全场爆满，读者们拿着横幅和独木舟的牌子，集体大喊‘独木舟我们爱你’。整个会场人多到密不透风。还有现场没得到签名书的读者，当场就哭了。”
独木舟签售会结束后与读者合影 受访者供图
当然，对于这些风靡一时的少女读物，老师和家长就比较恼火了。
作者南街曾为《花火》、《爱格》等少女杂志供稿。和不少作者一样，她的“写作梦”也源自少女时代藏在桌洞里的那些杂志。
在她的回忆里，当年要看这些书，得和班主任、校领导“斗智斗勇”，“当时，年级主任拿着一摞没收的杂志在大会上痛心疾首地说，就书里写的那些个话，我看了都脸红！”
其实，哪怕是很多曾经的忠实读者，长大后回忆起那些故事，也会尴尬到脚趾抓地。南街笑道：“给小女生看的东西嘛，有些情节是有点矫情。不过，拜托，那是一个《红苹果乐园》都能成为标杆偶像剧的年代。”
但对于轻视少女杂志的说法，编辑阿灯就不太认可了。她觉得，少女杂志当初能卖得那么好，说明市场需求量够大。而且作为一线编辑，她带过不少作者，“不管是从文笔还是故事立意来评判，她们确实很有才华”。
2005到2015这十年，少女杂志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变化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国产电脑以极低的价格铺进千家万户；苹果推出第一代iPhone，智能手机开始普及；手机右上角的信号从2G变成3G，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为4G……
2015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萌芽》官微宣布，《萌芽》由半月刊调整为月刊。新时代来得似乎比想象中更为气势汹汹，连老牌杂志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3. 再见，少女杂志
“2015年之后，纸媒就慢慢在走下坡路了。”晴子也在采访中提到了这个年份。
“在那之前，纸媒还算一个风向标，什么类型的故事在纸媒火，小说网站上什么类型的故事就会多。后来逐渐变成小说网站什么火，纸媒就做什么类型的，再后来IP大火，纸媒又倾向做可以影视化的小说。”晴子总结。
《花火》主编黄欢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曾表示，2015年之前，青春文学市场都还很火热。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作者会在网络上发表作品，而更多的读者也选择网络付费阅读。
作者枝枝也有同感。当时她已经开始在杂志写文了，但她很快发现，和她一起入行但选择在网站上更文的朋友，后续发展普遍更好。而网文签约出版后，销量甚至会是杂志的好几倍。“那个时候，我终于很清晰地感受到，纸媒真的不太行了”，枝枝说。
十颜在职时经手过的杂志《花火影像》，属于纸媒里比较早倒下的一批。这本杂志的前身是魅丽文化旗下的《萤火》，巅峰时期，销量紧随《飞·魔幻》之后。
2016年，《萤火》停刊。消息宣布时，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陷入沉默。十颜回忆，“当时兴致勃勃约了稿，准备了下一期的内容，突然就通知不做了，稿子暂留，杂志工作暂停，主力放在图书项目上”。
公司里有很多项目，每一项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萤火》成为了大局的代价。就在编辑们陷入沮丧时，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萤火》以《花火影像》的名义重新出刊。编辑部重燃希望，高高兴兴地聚了一顿。
可惜不到一年，《花火影像》也停了。
日剧《重版出来》里有一集，讲述了漫画杂志停刊后，连载被砍的漫画家对编辑大发雷霆的画面。十颜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一幕。
一些作者给他发消息，质问杂志为什么没有了，为什么稿子过了终审却不能用，稿费还能不能发，一些不理解情况的读者则在私信里表达不满：“你们团队太废物了，人家办得好好的，就你们垮了！”
2019年，十颜从魅丽离职。那一年，纸价的频繁上涨已经让出版行业压力骤增。但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寒冷，会在2020年的春节到来。
阿灯还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整个行业都陷入迷茫。她手头的图书选题全部暂停推进，已经做完的图书也不敢印刷，“感觉好像明天就要下岗了。”
编辑们并非不能接受衰落。其实从阿灯考进出版专业读大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说，出版是个夕阳行业，终究会被数字取代。喊了这么多年“纸媒寒冬”，行业里的人也都明白，这一天早晚会来。但疫情的来临，在一夜之间加速了整个行业的更迭，让这个冬天前所未有的寒冷。
“很明显的，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稿子交上去5个月就出版了。去年交了第4本的定稿，等了18个月了，出版社那边还没给我们消息”，南街说。
出版的艰难，使得许多作者无法再靠给杂志供稿谋生。有人回归家庭，有人进入职场，也有人转型编剧和网络作者。
2020年4月24日，主编晴子一条“对不起，我保不住《飞·魔幻》了”的微博成功出圈。
接受采访时，她向我回忆了那天的场景：“那时候疫情结束，刚恢复上班，大家才把下个月的杂志赶出来等着印刷了，突然收到停刊的消息。我当时差点脱口而出‘没有《飞·魔幻》我就不干了’，想想手下的编辑，才控制住了自己的任性。但还是在自己的微博和杂志的官博发了一些很任性的话。尤其是官博，现在去看，置顶的还是我当时发布的那句话。”
和早期停刊的杂志不同，《飞·魔幻》停刊时，编辑们的反应都很平静，因为大家多少都有些预感。接受不了的，很多是作者和读者。
晴子说，自己当时很少在社交平台出现，因为一出现，和大家多聊几句，她就开始难过。“我一直无法正面面对停刊这件事，一直在逃避。说出来可能没人信，离开公司一年多了，我到现在还在逃避。”
而在晴子离开公司的这一年多里，许多以前的读者，竟断断续续地在那条“任性”微博的评论区相逢，共同构筑起少女时代的回忆：省下早饭钱买的杂志，同学之间的相互传阅，页脚征集的读者互动……
缘分终于从纸上走到了网络，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面。
到最后，只留下一句：“原来你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离开了啊。”
2021年，国内疫情在好转，但纸媒的冬天已经不会结束了。11月16日，《桃之夭夭》宣布休刊。11月24日，《飞言情》在微博上发文，语气仍然轻松：“青春终有告别时，《飞言情》杂志就陪你到这个冬天啦！”
南街工作以后，已经很久没再给杂志写过短篇。有一次回家收拾书柜，她才发现下面整格都是早年寄来的样刊。有一份里还夹着编辑给她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期待我们的“重版出来”。
“之前觉得纸媒慢，读者少，被校对改稿子还会烦。现在在媒体写推文，倒是几万人当场看，看完了就在评论区对骂。文章发出去24小时，不再有人记得你写过什么。”南街感叹。
而晴子则会在新工作的间隙想起一些往事，想起她进魅丽之前，在长沙另一家公司干了5天就被“扫地出门”。
当时她在街头大哭一场，发誓自己要向这些瞧不起自己的人证明，自己能做一本非常好的杂志，做一个特别好的编辑。她就这样一直做到《飞·魔幻》停刊，在杂志行业度过了十年。
少女杂志犹如少女时代的一场幻梦，繁华，绚烂，烟火般一闪即逝。每当人们谈及青春文学，它们的价值总是不被承认。哪怕是怀念的口吻，言语间也要和当时“矫情”的自己划清界限。
如今想来，造梦无罪。从格子间里抬起头的我们，何尝不会怀念能够异想天开的少女时代？而能用5元钱买到的少女杂志，又何尝不是承放了那些无处安放的少女情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