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财经的一则报道受到了广泛关注：许多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各大企业争抢一空。深圳技师学院激光教研室主任孙志娟在接受采访时称，她们学校每个毕业的同学手上都有2到4个录用通知书，有许多企业都是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或两年，来该学院要人才。

相比新冠疫情叠加经济下行、结构调整下相对惨淡的就业形势，职业技校学生的就业何以风景这边独好？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正在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越发迫切。人社部此前发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占比最高。新进排行的24个职业中，有17个与制造业相关。

还有最新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总量接近6200万人，但人才需求缺口高达3200万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技能才人必然是市场上的香饽饽，薪资水平也会不断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也在不断创新高。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此外，还有80万海外留学归来的大学毕业生加入求职大军。

面对疫情之下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教育部及相关部委在拓展市场性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在开发落实政策性就业岗位，以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大局。

一句话概括，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制造业产业升级中日益增长的专业技能人才需求与落后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

2022届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大关

东亚社会重视教育，但并不指向市场和现代工商业社会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读书的真正追求并不是求取知识本身。尤其是唐宋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定型，读书是为了考取功名，从而进入国家精英阶层，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传统中国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因此，你可以看到考研热、考公务员热，甚至考取博士也被视为家族的荣耀。

这当然是我们东亚社会重视教育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同时也要看到，所谓东亚社会重视教育的背后，是传统等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使然，骨子里并不是指向市场和现代工商业社会的。

因为研发蓝光LED而获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曾经批评日本的专利制度以及东亚的教育体系，称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非常糟糕；中国和韩国也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标都是考入著名大学。他甚至以为，亚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费时间，年轻人应该学习不同的事情。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相比，日本的教育体制算是三国之中最为宽松的，而韩国更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

韩国有三大名校，分别是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简称为“SKY”。

韩国最大规模企业的总裁们，70%是这三所大学的毕业生。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的孩子们几乎都要上补习班，目的是能够考入这三所大学，成为韩国社会的精英。庞大的教育支出，也是使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韩国教育的这种现象，是东亚社会的一个缩影。

现代教育制度，起源于18世纪的普鲁士。在19世纪之前，教育大多是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或者类似孔子或柏拉图那样的小型学术团体，随着工业革命之后对相关知识以及对受基本教育劳动人口的需求，产生了类似于今天这样的学校教育制度。

普鲁士人在18世纪最先实施了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这使成千上万人变成了中产阶级，为德国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基础，也为德国培养了大量忠诚而易于管理的国民，促成了德国的全面崛起。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照搬普鲁士教育体制，同时这个体系也为其他欧洲国家仿效，推行到了全世界。

东亚国家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开始引进这种现代教育制度，但又不可避免地因为既有的儒家传统和科举基因，在观念上对这个制度作出潜意识上的“扭曲”。

在中国许多高中的高三教室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的格言、警句或对联。其中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百炼成钢，磨剑十年，必能展翅酬壮志；秣马厉兵，试锋六月，定当折桂步蟾宫。”我想，我们每一个上过高三的人，都对这样的场景和豪言壮语不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催生了一批像河北衡水高中、安徽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重镇，成为许多地方中学争相效仿的对象。

但，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它们，指责每一对望子成龙的父母，因为教育本身就有着选拔功能，而父母们的教育观念也与时代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息息相关。

也许，当我们思考这种教育制度的问题所在时，更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

为什么作为这套现在教育制度的创始者，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那么多的高质量的技术人员，使德国的制造业稳居世界最前列？同时，同为东亚国家，日本和韩国为什么也没有出现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大量高级技工人才的短缺现象呢？

德国职业教育：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于，德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既尊重了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兴趣，又兼顾了德国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在孩子的天赋和职业之间作了较好的匹配。

德国的小学学制是4年制，10岁时小学毕业，然后会按照成绩和个人兴趣分别进入普通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成绩最好的一批进入文理中学，学制8年，毕业后获得文理高中毕业文凭，即可进入德国综合类大学。而就读于前两类中学的学生很可能走上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德国企业在细分市场中拥有技术优势，离不开其背后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颇具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体制。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核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所谓“双元制”，就是把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合的一种学校和企业合作办学的模式。在德国，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特点和目的就是：能直接向企业输送成熟、合格的技术工人。

行业企业与教育界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具体而微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分工协作上，而且在一些人才培养标准的宏观制度层面也紧密协调，共同开发相关的职业培训条例和框架教学计划。同时，人才培养的总成本也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德国产业界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上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公共财政所作的投入。

当然，企业的投入并不是没有收益的公益行为，这一收益就体现在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招募到了从劳动力市场并不容易获得的技术技能型劳动者。

产业界与教育界、企业与学校的这种合作培养人才、协调与博弈的健康机制，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不但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技术工人，而且也能够实现学校、企业和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多方共赢，最终保证了德国制造业的人才竞争力和德国中产阶级的稳定社会地位。

但是，德国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是树立了职业的平等观。在他们的观念中，不会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意识，自然也不会有“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这样的社会现象。

德国的技术工人在德国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一方面是从事技术工作能够带来较为体面的收入，部分技术工人在职业发展中还可以通过继续提升职业资质成为雇主，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德国技工职业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认可度也比较高，这一点是深深地根植于德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的。

高度集中的计划办学与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数十年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截至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在学总人数达到4002万，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但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受苏联影响巨大，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特色。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高等教育领域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教学领域，都进行了变革，以1952年大规模院系调整为切入点，形成了部委举办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直接对接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可以说，是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我们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架构，今天大学里的基本教学管理制度依然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的最深层面，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这套制度在历史上无疑起到过正向的促进作用，为各行各业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但在今天整体社会经济体制已经转向市场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时代，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式办学体制以及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需要已经产生了不小的距离。

尤其是在我国目前强调社会转型、产业升级，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部分，亟待优化供给结构。

值得指出的是，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注意。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并详细提出四个方面的任务：

一是围绕国家制造业所需的新兴专业开展建设；

二是围绕国家民生工程所需的紧缺专业开展建设；

三是围绕国民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传统专业及时进行调整；

四是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

十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受邀参观内陆地区的一家工厂。当他看到这家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如同机器一般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连上厕所都要跑步过去，该工厂对工人们的时间管理以分钟来计算时，张五常教授不禁悲从中来：我华夏儿女若都这般来工作，如何积累人力资本，如何有创新的可能？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制造业时代已然过去，人口红利消失，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是全然不同的两代人。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呼唤更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市场的前景也会倒逼那些落后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